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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我在一九八五年初写作那本论尼采的小册子时，我不曾料到，两年后会在中国出现一小阵子所谓“尼采热”据我所知，真正对尼采思想发生共鸣，从中感受到一种发现的喜悦的，是一些关心人生问题、在人生意义探求中感到迷惘痛苦的青年学生和青年艺术家。尼采思想是西方社会精神危机的哲学表达，它之引起强烈共鸣，的确反映了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危机心态。这里我首先要为精神危机“正名”人们常常把精神危机当作一个贬义词，一说哪里发生精神危机，似乎那里的社会和人已经腐败透顶。诚然，与健康相比，危机是病态。但是，与麻木相比，危机却显示了生机。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上发生危机，至少表明这个人、这个民族有较高的精神追求，追求受挫，于是才有危机。如果时代生病了，一个人也许就只能在危机与麻木二者中作选择，只有那些优秀的灵魂才会对时代的疾病感到切肤之痛。
精神危机最严重的形态是信仰危机，即丧失了指导整个人生的根本信仰，一向被赋予最高价值的东西丧失了价值，人生失去了总体的意义和目标。用尼采的话说，就是虚无主义。
这里所说的信仰，是指形而上意义上的信仰，即为人生设置一个终极的、绝对的根据，相信人的生命的某种永恒性和神圣性。基督教就是这样一种信仰。它的解体，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历来缺少那种形而上和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只有社会伦理和社会政治意义上的信仰，不是寻求人生与某种永恒神圣本体的沟通，而是把人生与一定的社会理想联系起来。社会层次上的信仰不但不涉及、而且还限制了对人生终极根据的探究，掩盖了形而上层次上的信仰的欠缺。因此，社会信仰一旦失去统摄力，形而上信仰的欠缺就暴露出来了。这正是当今这一代青年所面临的情况。
无可否认“文革”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已经使得任何一种社会政治信仰失去了大一统的威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革”中和“文革”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是没有信仰的一代。当今时代已经不存在一种既定的权威人生模式，每个人的命运都投入了未定之中，因而不得不从事独立的思考和探索。与此同时，社会的商业化使人的精神在一定时期内不可避免地出现平庸化趋势，这种情形既使有高贵精神趣味的人感到孤独，却也异常增加了他们的精神追求的紧张度。
荣格曾区分“伪现代人”和“真正的现代人”前者喜欢以现代人自命，后者则往往自称老古董。事实上，现代思潮的代表决非那些追求时髦的浅薄之辈，反倒是一些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正像在任何一种信仰体制下，真正有信仰的人仅属少数一样，在任何一个发生精神危机的时代和民族，真正感受和保持着危机张力的也只是少数人。而且，这往往是同一类灵魂，正因为在信仰问题上认真严肃，才真切感觉到失去信仰的悲哀。
所以，如果说中国现在有所谓“尼采热”的话，我愿对它持积极的评价。半个多世纪前，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曾经对尼采思想发生强烈兴趣，当时主要是社会层次上的共鸣，旨在改造卑弱的国民性，争取民族自强。与之相比，这一次也许预示着形而上层次上的觉醒，表明我们的民族精神可能正在朝更加深刻的方向发展。
二
我们也许很难理解基督教信仰解体在西方人精神中引起的灾难性震荡。西方精神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形而上的冲动，即企图超越生命的暂时性而达于不朽，超越生命的动物性而达于神性。受这一冲动驱策，始自柏拉图的西方古典哲学致力于寻求某种能够赋予人的生命以不朽神性的本体，终于在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中找到其归宿。因此，长期以来“上帝”观念成了西方人的精神支柱，有了它，终有一死的个体生命从灵魂不死中获得了安慰，动物性的人从上帝的神性中发现了自身完善的根据。基督教诚然贬低了人的尘世价值，却在幻想中赋予了人生以某种永恒价值。上帝的灵光使人显得渺小，但同时也给人生罩上了一圈神圣的光环。基督教世界观实质上是人类中心论，它借上帝的名义把人置于万物之上，为人安排了一种目的论的世界秩序。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一旦失去上帝，便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其一，人的生命失去了不朽性。没有了灵魂不死，人的死就成了无可挽救的死。其二，人的生命也失去了神圣性。上帝创造的那个目的论宇宙崩溃了，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宇宙永恒生成变化过程中的偶然产物。总之，人的肉体和灵魂似乎都丧失了根本价值。
正是有感于此，尼采喊出了骇世惊俗的一声：“上帝死了！”并且宣告：“一个时代正在来临，我们要为我们当了两千年之久的基督徒付出代价了：我们正在失去那使我们得以生存的重心，——一个时期内我们不知何去何从。”据尼采估计，这个没有信仰的虚无主义时代将笼罩西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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