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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苏轼全集,可以看到他写给皇帝的奏章,其中有几道是这样的:乞降度牒济饥状,杭州乞降度牒开西湖状,乞降度牒。度牒是什么?苏轼为什么要皇上索要?
这要先从度牒在中国的独特地位说起。
在中国,出家为僧是需要政府批准许可的(现代也是如此),这就有了度牒。
在水浒传中写到鲁达剃度为僧:(赵员外对鲁智深说)“我祖上曾舍钱在寺里,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许下剃度一僧在寺里,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个心腹之人,了这条心愿。”“长老赐名已罢,把度牒转将下来,书记僧填写了度牒,付与鲁智深授受”从中可以看到这和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当的,而这个度牒也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
寺院有免役特权,老百姓们又不堪苛捐杂税的重负,纷纷相继出家,躲避调役。度牒的出现,原是为限制出家僧人人数,控制佛教规模的一种手段。因此,度牒的发给与登记僧尼名籍有关。南北朝以后,唐朝以前,度牒作为国家发给依法得到剃度的僧尼的证明文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没有这份许可证的人是无资格登上戒坛受戒的。度牒上面详细登载着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师名以及官署有关人员的连署。有了这份证明,僧尼不但有了明确的身份,受到政府的保障,还可以得到免除赋税徭役的优待。
度牒获取的途径有三:一是通过朝廷试经通过,二是在皇恩吉庆时额外恩准,三是纳钱换取。唐宋时,要出家的人先到寺院当“行者”担负杂役,体验出家生活,然后,可以从师受沙弥戒,等到朝廷规定度僧的时日来到,经过官府甄别,或经过试经及格,得到许可,给予度牒,并指定隶属的寺院,方能取得僧人资格,才可以剃度为僧。凡没有获得度牒而私自剃度的“僧尼”为私度,是要受到惩罚的。
也许是持有度牒可以享受优惠政策,也许是与钱沾了边,反正到了后来度牒的性质起了变化。
出家须领度牒的制度,宋代照章奏行,按比例度僧,有一百僧人的地方可以度一人。苦于苛捐杂税,百姓纷纷涌向寺院,私度很多,空白的度牒更成了“有价证券”而流通于市面。它具有法定价格,用途也越来越广泛。为解决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困难,北宋的英宗朝治平年间,朝廷开始出卖度牒,以弥补财政亏空。买卖度牒外,还增加买卖师号、紫衣,度牒成了政府调控经济的一种手段。这就是我们在水浒传中看到的那个赵员外能够“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的原故。
宋时,度牒贱可估价二三十贯钱一道,贵时则要八九百贯钱一道。朝廷竟公开出售度牒敛财,宗教的神圣性一扫而空。
宋代政府曾以度牒充青苗资本和市易本钱,来稳定市场。同时,还将度牒用来赈灾,充作军饷。南宋宋高宗时就曾下诏赐岳飞二百道度牒作为军饷和开支。度牒还用于充作宫廷开支,外交应酬,甚至从事营造兴修水利。
当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因灾便向朝廷“乞降度牒二百道”以救灾活民。后来,又需清运河开西湖,便向当时听政的高太后上了奏章,请得度牒100道。当时,每道度牒可以买钱170贯,计钱17000贯。现在想来,这柳浪闻莺,苏堤春晓也竟然是由度牒而奠基营造的,心里就有一点怪怪的。几年后,苏轼贬定州,定州为百战之地,直面辽国,而军政不修,防务松弛,因此苏轼乞降度牒171道,以修盖军营等。
更令人可叹的是,度牒还帮助币制改革。北宋时已有纸币交子,后改为钱引,因通货膨胀,纸币贬值,在百姓心中一落千丈。而度牒却分外坚挺,信用很好,政府只好以度牒作价收回贬值的纸币,以度牒来支付许多费用。度牒的用途与日俱增,以至出现黑市价格。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全国粮票,在它还曾流通时,本人曾经用三斤票换得两个塑料脸盆。当然,那时侯的人民币非常坚挺。
老百姓为了逃避役税,竟相出家,致使僧尼骤增,从宋初六万七千余人,到真宗时已达四十五万八千余人。时人感叹“无路不遇僧”度牒制度到了清朝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才永久废止。自此以后,僧尼只有各寺院发的戒牒而无度牒了。
戒牒是传戒丛林发给出家人的证明书,也是外出云游挂单不可缺少的证件之一。只要衣钵,戒牒俱全,云游四方,在各地佛寺挂单可享受免费的膳食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