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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第一次给我们授课是在秋天。
那天，先生一踱进教室，我便注意到他的头发，银色，白亮亮晃眼。再配上那张孩子般红润的脸，更让我奇怪：偌大一把年纪，何以保养得如此好呢？
我就读的是一所农村中学，条件固然不大好，景致倒不错。环绕校园的是一条清亮亮的小河，临校的岸边长满垂柳，每到春日，柔枝拂水，波轮淡淡。校门外是一条长长的碎石小路，连着大道。小路外是密密的桑树田，冬日里枝叶落尽，透过枝丫的空隙可望见一片绿油油的麦子。校园内除了一幢灰白大楼，再就是红瓦青砖的校舍、随意栽长的花木、天然的黄泥操场了，一切都洋溢着自然的气息。
黄昏的时候，先生常常背着手，套一件宽大的灰衫在校内外闲步，雨天也不例外。偶尔，先生会停下来，或是盯着一两枝不知名的小花，或是观着树上蠕动的小虫，细细看上半天。
我钦慕先生的学识，常陪先生走走。这时，先生是不爱说话的，似乎与课上旁征博引的他换了个人；我也什么都不问，只傍着先生，慢慢在黄昏里走。
冬日的一天，我陪着先生踏雪。踩着“吱吱”的厚雪，先生脸庞红润，眼中却有一层浅浅的忧郁。我跟着先生出门往北，迎面碰到一个小女孩。她见到我们，脸上神色极不自然，似乎偷吃给大人抓住了，低着头，瞟着眼，然后低低地叫了声：“爸。”先生背着手看了看孩子，又看看我，眼中掠过一丝温和，摇摇头道：“叫叔叔吧！”小女孩望定我，怯怯地叫了我一声，使我脸上红涨起来。先生见状，慢声询问道：“想不到，是吗？”他站定了，看着远外平铺的雪，沉吟着，很久才吐出一句：“好大一场雪，可惜，把一切都改变了。”语意说不出的落寞。
事后，我打听到，先生是老三届“文革”后才考上省师大，专攻文学。本来是一定留校的，但先生再三拒绝，理由是母亲的病。但听许多老师说，是为了一个不怎么漂亮的女子，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师母。
过了一年，师生熟悉之后，有调皮的同学问先生，当初毕业回来到底是不是师母的缘故？先生就皱起鼻子，一脸天真的笑，反问我们道：“你们忘了我的名字了吗？人多少该讲点道义吧。”大家一起笑起来，但接着又有点茫然。
先生姓黄，名讳就叫“道义”因此常常自苦，怨名字怎么怎么不好，使他受了多少多少束缚，做人也不得自由。
先生授课，总是把文章中的美找出来，让我们自己去体味，去评判，他却背起手在教室里踱上一圈，看我们或托腮，或疾书，或疑惑，然后笑笑，说一声：“别急，别急。”完了，踏着铃声步出教室。而我们这节课也就少了迷糊的慌乱和被逼的无奈，满心轻松和愉悦。
例外的一次是先生搬家。家什倒没什么，书却有几大箱，清一色的竖排版，泛着暗暗的黄色。偏巧几个帮忙的走读生半途折回了家。第二天一早，先生阴着脸踏进教室，开口大骂一通，说我们有始无终，不够义气。一边骂一边翻着眼白。末了，却又突然低下声，一脸惶惑：“我、我这样，对么？”说着歪起头，盯着积尘的屋梁，一脸黄昏独自看花的神情。
那以后，我注意到先生看人的习惯。大概是较一般人矮，先生看人时总是先歪起头，看着上空，再把视线压低，盯着对方的眼睛，令被视者不甚自在。
毕业后只见过先生一次。那次回乡，下车便看见先生站在灰尘中候车，依旧银白晃眼的头发，笑起来孩子般天真，看人时的习惯也一点没有变，只是眼中已烙上几丝憔悴。见了我，温和地笑笑：“有空来坐坐吧！”上车走了。
再有先生的消息，却是他大病住了院。查是肝癌，不久便故去了。时间是前年的秋天，黄叶刚刚离枝。
消息证实，我于烟雾中又看到先生最后一次给我们上课的情景。他踱进教室，逐个扫了我们一眼，一把抓起粉笔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着：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是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哪复计东西。
写完，负手仰头，一脸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