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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包产到户整体上是很不错的政策，对调动此时八亿农民之积极性甚至为后来超日追美都起到了“奠基礼”的作用。但不可否认，我们看到了包产到户的好处，而没有注意到，包产到户对集体经济有一种天然的否决作用。
这种否决，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副作用还不明显，因为人人都可打工，都可办厂经商，发财致富的门路比较多；但在经济落后地区，在纯粹的农村山区，在老少边穷地区，这种“副作用”的恶果就出来了。
这也是到了安岭梦境最后几年，共和国经济实力已经早就位居世界第二了，在某些地方还有“成片连片贫困区”，国家还要提出“精准扶贫”的根源所在。
因为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这些地方的农牧民，哪怕就是包产到户了，其发展生产的能力也非常有限，甚至，还不如在大集体时代。
毕竟，大集体时代只需要每天出工劳动即可，但现在一切都得靠自己，生产计划、种植、经营、交易等，这些环节对于没有文化或文化较低的农民来说，其实是勉为其难了。
譬如，大集体时代由集体养牛养猪，如果猪牛瘟死，自己损失不大，因为成本并不直接摊在个人或家庭。进入“包产到户”时代，每家每户养牛养猪了，看起来很美好，大多数也确实美好，但少数农民，却经受不起死牛死猪的“损失”，如果几年内来这么几次，哪怕已经有了点家底的人，也可能很快一败而空。
在安岭看来，为什么“三农”问题直到他梦境重生前都没有搞好？
一是长期以来城乡倒挂，国家以乡村养城市的恶果，由全体农民来背负承担，具体来说就是从农村与农业拿走太多而给予的投入太少，农民的事情农民自己没有发言权，更是做不了主。
二是八十年代初一举消灭了农村集体经济，让农村脆弱得无力去走访一家贫困户、五保户，让伤病农民没钱救治甚至只有死在手术台上。
别看后来国家对贫困户、五保户等帮扶较多，那其实是在国家有了“余钱”之后不得不那样的举措，那钱，并不是来源于集体，而是来源于国库。
这也是华国另一种意识的根源，那就是几乎大多数人都觉得国家的政策不错，但具体到生产队、乡镇、单位、街道这种基层，人们又十分反感甚至愤恨的原因。不是基层不做有些事，实在是上面在制定游戏规则里，就没给基层扶危济困的自主权。
现在，包产到户刚刚搞了一年两年，冲白河此前因为祖桂良的保守，刚分下去一年。而且，因为祖桂良的“保守”，也给安岭留下了一些可供操作的空间。
譬如还属于各村组的集体土地，总量却还有15%左右，而且均是优质土地。另外，集体山林、荒滩等，大部分都没有分下去；这是祖桂良留给安岭的“财富”。
安岭学的是经济学，而且主要偏向于宏观经济学，甚至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先不说其科学性如何，就以我们常说的“民富国强”四个字，这大体上应该是所有经济学都应该研究并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实现“民富国强”，那再好的说教也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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