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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鹰折翅，不是因与凶残的对手博击而受伤，不是因与恶劣的气候博击而致残。因为雄鹰是空中的主宰，雄鹰是空中的英雄，雄鹰是飞越过“驼峰航线”的空中英雄。
何谓“驼峰航线”？“驼峰航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飞行条件最艰险的空中运输线。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飞行路线起伏，飞行时常有强烈的气流变化。遇到意外时，难以找到可以迫降的平地，飞行员即使跳伞，也会落入荒无人烟的丛林难以生还。在3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驼峰航线”向中国运输了80万吨战略物资，但也因此付出了惊人的代价，共坠毁和失踪飞机609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1500多名。
舵峰航线是一条由白骨和铝片堆成的“死亡航线”舵峰航线的作者刘小童曾在他的自序中引用过这样一段话：
绵延千里，终年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山脉，横断山脉上空，5000米高度。空中，雪花在强劲的西北风裹挟下，打着旋地横飘。茫茫的冰山雪峰之间，一架老式的螺旋桨飞机发出沉重的轰鸣
挣扎在这飘忽不定的升降气流中。一会儿，它忽地被托升起来；一会儿，它又令人难以置信地快速下降。此时，强烈的下降气流如同一只看不见的魔爪用力把它向陡峭的雪峰压去，犬牙交错、如同钢锥一般峰尖似乎随时都能刺破它那补丁摞补丁的机身，这架c-47现在遇到了比刚刚逃脱日本战机追杀还要严峻的挑战！尽管飞行员已经开足了马力，但在这变化莫测的狂风、骤雨、暴雪、浓雾和强劲的气流面前，这架c-47犹如一粒随风飘逐的微尘、一片飘弋在空中的小小落叶
c-47努力做着最后的挣扎，以延缓扑向冰峰的时间。蓦地，它的舱门洞开，随后，一件件物品被丢出来
油桶、弹药箱、药品盒、食品袋、黄金
一切都犹如天女散花
当录用这段话的时候，我的手指在颤栗，我的身体在颤栗，我的心在颤栗。我感到有一股强势力的气流，堵住了我的胸腔，堵住了我的呼吸，我似乎要窒息了。那情景是何等惨烈，又是何等悲壮！
1945年的美国新闻周刊是这样描写舵峰航线的：“在长达800余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间，一路上都散落着这些飞机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铝片会在阳光照射下烁烁发光，这就是著名的‘铝谷’——舵峰航线。”
这里，我要讲的就是曾参加过飞越“驼峰航线”的中央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及其长子的故事。
这位飞行员名叫瞿仁浩，出生于1919年，上海市人。瞿仁浩爷爷辈大概是在建市之初就来到上海这片土地的，在上海的静安寺附近建有矍氏祠堂。他家从祖辈起便是做房地产生意的，父亲是一族之长。愚园路愚谷邨一带便是他家的祖产。那是一片建筑质量和环境质量均属上乘的新式里弄住宅楼群，一片适应当时崇尚西欧生活习惯的富裕阶层小型家庭的住宅楼群。瞿仁浩有一姐一弟。出生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家庭，当然有上学读书的条件，且瞿仁浩读书相当用功，不负众望。1937年，正是上海最动荡的年代。8月13日这一天，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了上海。就在是年，瞿仁浩考取了上海最有名的大学——圣约翰大学，但由于战乱，该校因经费等困难无力支撑，准备搬回美国。瞿仁浩只好改读由德国人办的上海雷斯德工程学院土木系专业。在大学学习时，瞿仁浩目睹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他立志毕业后一定要上战场，将日本鬼子从祖国的土地上赶出去。1940年，大学毕业后，瞿仁浩带着大学文凭和5块光洋，与一批热血青年踏上了奔赴疆场的征程，践行自己的诺言。他们坐着小火轮逆长江而上，到宜宾后，有人提议干脆从这儿上岸到贵阳去，投考那儿的军校，更有利于报效祖国。于是一行人便从宜宾辗转到贵阳军校。军校一看瞿仁浩的文凭，便直言相告，你们最好是报考航空学校，那里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于是瞿仁浩等人便又从贵阳来到昆明，在昆明航空学校经过近8个月的报务、驾机的训练，成为了中央航空公司的一名副驾驶员。瞿仁浩参加的第一次飞行是到印度加尔各答，又从加尔各答返回，成功地飞越了驼峰航线。中央政府在重庆曾为中美飞行员多次设宴，蒋介石的爱子蒋经国、蒋纬国曾参加过酒宴，并与飞行员们合影留念。还举行过盛大的舞会，款待中美飞行员。也就是在一次舞会上，湖北阳逻（现属武汉市新洲区）的逃亡学生，美丽的陶小姐，对英雄瞿仁浩产生了仰慕之情。经多次接触后，两人便产生了爱情。1944年，瞿仁浩升为了正驾驶，并获得上尉军衔。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与瞿仁浩同行人中仅存有3人，另外2人，一人是报务员，一人是地勤人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可以回家了，可以成家了。这年瞿仁浩与陶小姐成家了。可又有谁知，这以后的路，比飞越“舵峰航线”更艰难，那是一条半生半死、不人不鬼的路。那怕你是雄鹰，翅膀一样会被折断，让你飞不成蓝天，触摸不到白云。
瞿仁浩复员后，由姐丈介绍进了由美中英三国合股办的颐中烟草公司。在这里，他所学的土木工程专业派上了用场，由一名航空飞行员转行为土木工程师，负责厂区规划、基建工作。1946年生下长子德伟，一个十分幸福的家庭。
1948年，陶女士临产了，住进了产房。德伟随他奶奶到医院去看望母亲回家后，高烧不退，而此时瞿仁浩正出差在外地。德伟的爷爷便为他请来著名的中医大夫。当时的中医大夫还不认识他所患的病——脊髓灰质炎，而是根据伤寒论的理论把脉、开药方，就这样拖了4天4夜，德伟仍是高烧不退。当瞿仁浩出差赶回家后，连忙找到了他的老朋友，一位德国医生给德伟就诊。这时，2岁大的德伟因腰椎神经的影响，已坐不起来了。德国医生责怪瞿仁浩将长子送来太晚了。不过，这位德国医生又安慰瞿仁浩说，用西医电疗法可以治好此病，只是用的时间要长一些，一只只腿治疗。在德国医生的精心治疗下，1949年，德伟的左腿完全好了，与正常人一样；需要再继续治疗右腿。可这年，又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新中国成立了，所有的外国人将被驱逐出境，德伟被迫中断了治疗，留下了右腿的残疾，也给德伟留下了一条辗转曲折的人生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瞿仁浩更感到自己有了用武之地，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1952年，他响应号召，毅然决然报名支援内地社会主义建设。妻子带着小儿子先期来到武汉，在汉阳区某小学任教。第二年，瞿仁浩带着长子德伟也来到了武汉，在汉阳区房屋维修队任工程师，13级国家干部。
武汉三镇中的汉阳，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是楚国重镇，之后则是秦汉之要冲、三国之名城、唐宋之胜地，直到明王朝在武昌立藩，才使得汉阳略输一筹；当汉口镇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首时，汉口仍是在汉阳府治内。像这样的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在解放初期，除了张之洞曾经办过工厂的一带，直至洋油街，有一条碎石马路外，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也没有一条柏油马路。是瞿仁浩调到汉阳来后，才成就了汉阳，使这座古城焕发着青春。
在瞿仁浩的亲自主持下，对汉阳区街道建筑进行了规划。在他的主持下，以汉阳钟家村为中心，设计并指挥修建了汉阳商场、祁万顺酒楼、知音饭店、汉阳区委礼堂、汉阳机关大院等一大批标志性建筑，才有了汉阳大道和鹦鹉大道，使汉阳区有了现代城市的气息。
可就是这位上海雷斯德工程学院土木系毕业的工程师，一踏上江城这块土地，就遭遇到厄运。派出所查户口的来了，当得知瞿仁浩曾是中央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时，户籍警从嘴边溜出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莫名其妙的问话：“你怎么不驾飞机跑到台湾去？”接着这位户籍警在查户口的记录上做了一个“特嫌”的暗记。过了一段时间，政府派人来抄了瞿仁浩的家，搜出了美式空军服、佩剑，搜出了与蒋经国合影、与美国空军飞行员合影的几十张照片。接着便将瞿仁浩关押起来了。既然当过航空飞行员，一定会发报，电台藏在哪儿了？与台湾什么人联络？同党是谁？当审问无果时，只好将瞿仁浩放出来了。
1957年反右运动中，汉阳修缮队分得了划右派的指标。谁能当右派？有人揭发，瞿工程师曾经说过，苏联建筑又笨又呆，安全系数太大，浪费物资。好啊，一个特嫌还敢说这样的话，抵毁我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在苏联老大哥脸上抹黑，那是当然的右派了。可就是这样一位右派分子，在1955年至1956年，借调到孝感军分区工程营任工程总监时，由于成绩突出而受到表彰；1959年，在完成兴建汉阳钢铁厂的任务后，瞿仁浩同样是载誉而归。
1960年的某一天，瞿仁浩打了一瓶酒，兴高采烈走回家，他要小酌一餐，因为他的右派的帽子被摘了，恢复13级干部的级别了，有权订阅参考消息报纸了，心里感到极大的满足。虽然这帽子仍在人民群众手中，随时可以再戴上，但总比不摘的要好啊。雄鹰被折断的翅膀似乎在希冀中又生出柔绒绒的羽毛。
这时，瞿仁浩的两个儿子也长成半小伙子了。莫看德伟右腿有些残疾，可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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