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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开得飞快,结果不小心撞在了马路边的水泥电线杆上。一刹那,我的身体飞了起来。那一刻,我想到的只有两个字——完了!我右脸着地,重重地砸在了三米开外的马路中间,感觉心脏刀扎般疼痛了一下就昏迷过去了。如果不是电影组的战士黄卫到老乡那里去玩,骑自行车回来时发现了我,我不知道后果会怎样。他们把我送到卫生队,我在昏迷中喃喃地叫着任继锋的名字。这时,他们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人还在现场,赶紧回去找,结果在马路边的草丛中找到了奄奄一息的任继锋。
后来我们都被送进了陆军179医院抢救。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手脚都打上了石膏,头脸上包着纱布。我的手脚都断了,好在内脏没有摔坏,只是轻微的脑震荡。我还活着,生命失而复得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但还是深深的后怕。战友任继锋却没有像我这样幸运,他的肝摔烂了,烂得像豆腐脑一样。他过了四十多天才度过危险期。那时,他的爱人已经怀孕七个月了,还和他爸爸一起从大连赶到广东的部队来。谁也没有想到他能活着,大家都说因为他曾经是飞行员,身体好,否则肯定没命了。
可我没有那么想,我一直觉得有种意志在支撑着他活下来,因为他还没有见到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就是在住院的这段时间。
我总是在深夜时,听到楼下的病房里传来撕心裂肺的痛苦的惨叫声。那是我们部队的气象主任刘忠民,他得的是晚期的肺癌。听着他的惨叫,我可以感觉到他的痛苦。他是个很老实的人,我们部队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的,他在工作上也是兢兢业业。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却得了如此绝症,疼痛无情地折磨着他。我的脚好了些后,就会在深夜他痛苦惨叫时,躲过护士的眼睛,偷偷到他的病房里看他。我拉着他的手,他瘦得像鸡骨爪般的手指死死地抓住我,手指甲抠进了我的皮肉里。那时,我和他一样痛苦绝望。
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有时还不如一只蚂蚁。
不久后的一个深夜,我没有听到他的惨叫,却听到了他爱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我知道,刘忠民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走向了另外一条没有痛苦的道路。我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悲伤之中。等我缓过神来,一拐一拐地走下去时,正看到医院的护工把他的遗体推向太平间。而他的爱人被两个部队家属搀扶着,哭得呼天抢地,痛不欲生。刘忠民的遗体被白色的尸布盖着,我看不到他的脸,不知道他的脸是不是很安详。他渐渐地离开了我的视线,我的眼睛滚烫滚烫的,流下了两行热泪。
死亡是那么的真实。
我来到了任继锋的病房,他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睁着疲惫的眼睛望着我。我默默地坐在了他的面前,轻声说:“刘主任走了。”
他沙哑着声音说:“我知道了——”
他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我可以感觉到他手的温度。
我们的手紧紧相握。
他又说:“活着,真好!我们要珍惜!”
……
其实很多时候,我会记忆起我的恩师朱克岩,不光是在这个暗夜,可现在对他的记忆犹为深重。和他认识是在1988年秋天《昆仑》杂志举办的上海笔会上,当时一起参加笔会的有裘山山等人,我记得他采摘一束束桂花送到女士们房间里的情景,他脸上祥和的笑容。他听说我在老部队的困境后,就千方百计地把我从西北部队调到了广州空军部队,然后又想方设法让我提干。他和林清亮、窦志先他们一样,对我恩重如山。我没有想到他会那么早离开人世,刚刚过完五十岁的生日,刚刚把儿子送上大学,就发现得了肝癌晚期,不久就与世长辞。在他住院时,我去探望过他,他已经瘦得皮包骨了。他一生老实厚道、为人仗义,有自己的文学梦想,可他还来不及写出一本传世之作,就永远地闭上了慈爱的双眼……在他的追悼会上,我看着他化过妆的面容,心情像铅一般沉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他再次相见,永别是多么的令人伤怀、欲哭无泪!某个清明节,我提了一瓶五粮液和一条中华烟,来到他的坟前,把酒一点一滴地洒在他的墓碑上,把烟点燃了一根一根地插在他的坟前……
……
那些关于死亡的记忆在这个时候重现,意味着什么?
我的身体无法动弹,灵魂却在挣扎。
我还没有死,没有!老子还活着!活着就还有希望!可老板娘他们明明知道我还活着,为什么迟迟不来救我?
难道他们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又听到了石头滚落山谷的轰隆隆的声音,从上面又滚落不少碎物,堆积在我的身体上,我的身体越压越紧,我获救的希望越来越小,死亡离我越来越近,我仿佛闻到了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死亡气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