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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火上浇油样的升级了。
南京是守是弃，问题已再不能拖下去了，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后，最高统帅部就已经感到了事态地严重了，南京的防守问题不得不开始得到重视了。
作为国民政府的军事统帅机构，最高军事委员会必须拿出断然的决定。为此，最高军事委员会连续召开相应会议。由于陈诚和顾祝同均未在南京，第一次会议也就由军政部长、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作战厅厅长-刘斐参与。
会议讨论的主题便是是否南京。作战厅厅长-刘斐认为日军利用在淞沪会战后的有利形势，必然以优势的海、陆军配合空中力量，沿长江、沪宁线、京杭线等水陆交通线西进而。南京位于长江弯曲部，地形上背水，敌人可以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以从芜湖截断后方交通线，然后海、陆、空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于立体包围形势下，不易防守；而且国民政府军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损失都很大，不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整训，也难以恢复战斗力。为贯彻持久抗战方针，应避免在南京进行决战。建议在南京作象征性的适当抵抗，然后立即主动撤退，使用兵力不超过13个团。
何应钦、徐永昌亦表示同意南京不可死守。正在那就外围外集结军队的陈诚、顾祝同在电文中也持类似的观。而更早之前，当最高统帅部决定淞沪战线的各部队后撤时，蒋委员长曾电召左翼军总司令-陈诚到南京面商是否防守南京的问题。
而陈诚当时就认为不应死守南京，并从军事上陈了不能守的诸多理由。从纯军事角度而言，避免在南京决战是正确的，然从政治角度而言，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必要的有限防守还是需要的。但就得看怎么守了。
同样，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也认为南京不可死守。白崇禧认为应该直接放弃南京，因为在淞沪会战中，**部队伤亡数十万，部队损失惨重、疲惫至极，向南京集结的部队也多是由上海方向撤退回来的，而且是一路败退，士气和战斗力均已不济；反观日军，武器精良，携新胜之威，且是水陆空三军立体掩杀而来，在此情况下，南京面临的不是守与不守的问题，而是无法防守的问题。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听后，只是陷入沉思，并没有立即表态。因为白崇禧等人的理由，单从军事角度来看，确实是正确的，是客观的。而在此之前，德**事顾问团也曾建议将南京变为不设防城市。
如果仅仅单纯地从军事角度看待南京的守弃问题，那倒是很简单，南京大可不必守。但从政治上考虑放弃南京的后果。至于德国顾问所的将南京变为不设防城市，似乎也不太现实。也正是因为这样，第一次会议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只是做出了同意淞沪会战中损失较大的部队调后方整补的决定。
11月16日，军事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这次会议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等人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总监-唐生智，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部副监、南京卫戍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军令部长副部长-王俊。
在过去的四天里，经过连日来的思考，在会上，蒋委员长首先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南京是必须派兵守卫的。”
对于委员长的这一观，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总监-唐生智很是赞同，他认为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在国人心中的重要性，对国际视听影响很大。同时唐生智还着重还提到了国父-中山先生的陵寝问题，南京不仅仅是中国首都，又是孙中山先生的陵墓所在。而且，为了掩护前方退却下来的部队的休整以及从后方增援而来的部队的集中，应利用南京守卫作战来阻止和延缓日军的进攻，因此，唐生智力主固守南京。
考虑到当时九国公约各国正在开会讨论日军的侵华问题，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又代表德国政府也正在为中日战争的和平解决进行秘密调停。而且特别是在思想上蒋委员长认为“南京为全国首都，必应固守”也是正是这样，唐生智的建议很是符合了蒋委员长的心意。
相对于11月12日的第一次会议的不了了之，16日的这次会议基本明确了守卫南京的态度。但至于是象征性防守，还是以重兵死守以及由谁来守，军委会还还没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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