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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一直等到今天，过去了差不多两年，才良心发现？”这也是伊芮·安鲁斯的拿手好戏。突然转换话题，抛出一个和上下文全无关系的提问，让证人猝不及防。
“我想是吧。”
“警方相信了你的说辞。他们给你许下了什么样的诺言，让你到这里来讲你的故事？”
“没有许诺。”
“你在这里指控你的母亲，以求能使自己逍遥法外。”
“不是的，先生。”
“你根本不在乎她将为此而遭什么样的罪。你根本不在乎她将为此而被送上断头台。”
“不是的，先生。”
“你知道你的母亲从未杀过人，你知道你自己才是本案的真凶，你知道你的母亲正在代你受过。而你呢，竟然跑到这里来说，她已经48岁了，让她去死吧。”
伊芮一边说一边朝罗宾步步逼近，此刻，他已经近得快碰到罗宾的鼻子尖了。比尔·班迪再次起身抗议，说伊芮靠得太近，有骚扰证人之嫌。
“得，我也累了，正想坐下。”伊芮就坡下驴。他回到座位上继续说，“你还记得吗，罗宾，你打电话到监狱，你母亲问你，是不是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警方？”
“记得。”
“但是你并没有把一切都告诉警方。你没有告诉他们是你杀了季米。”
“我没这么说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杀季米。”罗宾的声音充满委屈。
“你没有杀他？你甚至没有和他争吵？你对检察长说，”伊芮·安鲁斯用手指朝比尔·班迪的方向晃了晃，“是你的母亲杀了季米，他们于是不再追究，放你一马。而你呢，也可以自由自在，照常过你的日子。这就是他们许下的诺言？”
“不是的，先生，他们没有许下任何诺言。”
“你从未去探过监，你完完全全地抛弃了你的母亲。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将如此重大的秘密保守了两年？”
“因为我想保护我的母亲。”
“不对吧，是你的母亲在保护你。请你告诉我，哪一次你遇到麻烦她没有帮助过你？譬如，在你因盗窃被拘捕……”
比尔·班迪跳将起来：“我抗议！法官大人，此事与本案无关！”
“布兰逊先生的犯罪记录和可信度不可能与本案无关！”伊芮·安鲁斯反驳道。
法官否决了公诉人的抗议，比尔·班迪一肚子的不服气。伊芮自己的可信度才是值得怀疑的。他当年曾是罗宾盗窃案的辩护律师，对罗宾的情况了如指掌，但这一切都应受到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协议的约束，他怎么可以随意将此公诸于众，并且用来攻击他的前委托人？
伊芮又朝证人席走去：“栽赃他人是最容易的，尤其是栽赃你的母亲。她一直对你很好，是吗？”
“在此之前，是的。”
“那她现在又怎么你了？”
“她说谎。明明是她杀了季米，非要说是我。”
“如果有朝一日，她也站在这证人席上作证，你觉得如何？”
罗宾无语。
“事实上，是你和季米发生了争执，是你向他的后脑勺开了枪，是你把他埋在了井式花坛底下，然后你又跑到这里来诬陷你的母亲。告诉我，罗宾，你能不能找到任何一位证人，证明你没有做过这些事？”
“找不到，先生，那天晚上没有任何其他目击者在场，除非她自己坦白。”
“放心吧，小伙子，她就是目击者。我保证她会把一切都从实供出的。”
第二天，贝蒂的三女儿雪莉·泰格纳作为公诉方的证人出庭。她在证人席上讲述了她所知道的季米被害的前后，从案发前数日，她在电话上拒绝贝蒂让她帮忙的要求，到案发当晚，她的前夫乔迪·辛普森开车送她去贝蒂家，每一个细节都与她弟弟罗宾的证词相互印证。
然后，伊芮·安鲁斯又开始了他的交叉提问：“你不喜欢季米·彼茨，对吧？”
“不对，我们都和他相处得很好，他是我们所有继父中最好的一个。”
“刚才你说，你和你的母亲同谋杀人，对吧？”
“不对。我是说，我母亲和我谈起她要杀季米，我告诉她我不想参与，请她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
“你吸毒相当厉害，有时候神志不清，有时候失去记忆，是吗？”
“曾经是。我已经戒毒戒酒了，现在我只喝百威啤酒。”
“你被控同谋杀人罪，保释金高达100万美元，有这回事吗？”
“有的。”
“你是如何出狱的？”
“本来我被起诉双命谋杀罪，后来季米的案子撤诉，保释金降到5000美元。”
“才5000美元！他们是不是对你说，只要你提供如此这般的证词，就可以减免你的保释金？”
“没有，是我自己决定出庭作证的。”
“我听说吸毒的人经常产生幻觉。”
“我说过，我已经戒毒了。”
下一位证人叫乔纪·契尼，笔迹专家，曾就职于联邦经济情报局，现在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工作。经过仔细地对照鉴定，乔纪·契尼认为，捷西潘尼人寿保险申请表上和贝蒂在出售汽艇时所使用的委托授权书上的季米的签字，皆贝蒂所为。
轮到伊芮·安鲁斯交叉取证：“你说你曾就职于中央情报局？”
“不，是联邦经济情报局。”
“他们花了多少钱雇你来这儿作证？”
“500美元。但那并不是我们价目表上的数额。我们的收费通常比这要高。”
“500美元。所以你是为钱而来的？”
乔纪·契尼皱皱眉。
“在你鉴定过的笔迹中，你从来没有出过错？”
“至少我自己并不知道。”
“你真的从不出错？”
“就算有，也没人告诉过我。”
“你经常出庭作证？”
“大约60多次。”
“你曾经在中央情报局里干过，你是从大城市达拉斯请来的，你从未出过差错。很好！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彼茨夫人根本就无意否认她曾在这些文件上签署了她丈夫的名字，所以，也就根本用不着你大驾光临，在这里作什么证，你会怎么想？”
伊芮·安鲁斯是在暗示，公诉方聘请了一位不必要的证人，这同时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证人的侮辱。
比尔·班迪当即提出抗议，法官杰克·荷兰要求伊芮·安鲁斯马上道歉。
这天早晨开庭之前，一位来自达拉斯的证人手捧一只棕色纸箱走进法庭大楼，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和猜测。很快便有传言说，此人乃达拉斯警署首席法医乔思·派狄博士，那只箱子里装的是季米·彼茨的头颅。
确实如此，为防万一照片上的细节不够清楚，乔思·派狄带来了季米的颅骨。
待派狄博士向陪审员们讲述了他如何利用X光、牙医病历等资料确定死者的身份后，公诉人比尔·班迪问道：“所以，你就是为季米·彼茨验尸的法医？”
“如果你一定要管那叫做验尸的话。实际上，他们交给我的只是一堆骨头。”派狄博士拿起几张放大的残骸照片，指点出四处粉碎性骨裂：胸部、两只眼睛的上方和后脑部。前三处皆为明显的弹孔，即，呈比较规则的圆形，但后脑部的伤口却并非如此。
伊芮·安鲁斯交叉提问：“你能否从那堆骨头推断出是谁杀害了季米？”
“当然不能。”
“后脑部骨裂有无可能不是枪伤，而是与另一个人打斗所致？”
“有可能。”
法庭上一片窃窃私语。若果真如此，那整个案情就完全改变了。
公诉方决定重新取证：“派狄博士，那处后脑部骨裂可不可能是在挖掘的时候被金属工具碰击而成？”
“不可能。骨裂是在受害者死亡时造成的，而非尸体腐烂以后才有的。”
“有没有可能子弹从前额射入，穿过整个头部，再从后脑出来？”
“从伤口遭受打击的方向看，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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