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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爷爷感激几至于涕零：“哟，那可——让我怎么说好呢？算我福气，遇上好人了呗！”
海老太太还要叨唠什么，澹台智珠忙对他们说：“我得赶着办点事儿去，改日再聊吧！您二位歇着，歇着！”
两位老人频频向她哈腰点头：“你忙吧，忙吧！慢走，慢走！”
澹台智珠便横穿过马路，朝前走去。她估计那二位老人一定还望着她的背影，便加快了脚步。
这场遭遇，冲淡了澹台智珠原来的烦恼。她边走边想：自己有一天，不也会老的吗？你看海老太太如今一张脸就像核桃壳儿，瘪着个嘴说话，实在难看；可是她也一定有过二八青春，也想必有过引以自豪的年月但今天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她只能倚仗着回忆，倚仗着从我澹台智珠身上“借光”才能使自己和别人确定她的价值人生都有个从盛到衰的过程，谁能永远处在峰尖上？自己已经年过40，还能蹦几天？何必把眼前的事情看得那么了不起？她又想：人老了，退出竞争了，倒也是件好事。那胡爷爷，不就是经常在胡同里翻垃圾桶、捡废纸的那个老头吗？他捡了好多年了，听说他就靠卖那捡来的废纸为生——对了，听同院詹丽颖说过，他有儿子，但儿子儿媳妇对他都不好，让他一个人住在一间只有4平方米大的小屋里；儿子屋里有电视，却不欢迎他去看，嫌他身上有味儿，只给了他一个早该淘汰的小半导体收音机，电池还得他自己掏钱买，怪不得他只听过我的唱，而没从电视上看见过我的演出呢詹丽颖这人真活跃，其实她搬到这儿比我还晚几年，怎么就知道胡同里那么多的事儿！不过，胡爷爷一到那鼓楼根下，到了老人堆中，看来也就同别的老人平起平坐；对了，刚才一瞥之中，不是看到吴局长了吗？他正跟人杀象棋呢。吴局长现在不是局长了，他离休了，就住在隔壁院里；他还当着区商业局局长时，不还来找过我，请我到他们局的先进工作者发奖会上清唱吗？后来我把整个剧组都带去了，给他们演了出柜中缘，那时候他主持大会，好神气啊！可现在他也加入了这个“老头会”跟卖过菜的、蹬过三轮的、糊过顶棚的乃至于还捡着烂纸的胡爷爷一起晒太阳、聊天、下棋！人生也真有意思，没长大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一块儿玩，一块儿闹；越往大长，差别就越显，人跟人就竞争上了；可到老了的时候，瞧，就又能差不多了，又一块儿玩，一块儿聊
澹台智珠这么胡思乱想着，走过了“马凯餐厅”走过了烟袋斜街街口，走过了百货商场，一直走到义溜胡同边上了，才猛地清醒过来——啊，我是来找公用电话的啊，怎么竟把自己火烧眉毛的事情撂一边去了！
义溜胡同旁边，是地安门邮局的报纸杂志门市部，也兼卖供应集邮爱好者的成套邮票。澹台智珠发现自己陷在了一群青少年居多的“邮迷”中。她早听说这二年兴起了“集邮热”几乎每发行一套新票，人们都要抢购一通。老实人天不亮就到邮票发售处排长队，刁钻鬼想出许多种办法“捷足先登”竟有一买就买几十元上百元的，据说有的十几岁的中学生，也一买就至少是一个“大全张”；跟邮局里的营业员熟识时，买零票能得着“边票”（带印张边缘部分的邮票）“边票”当中又有什么“色谱边票”、“署名边票”、“编号边票”也不知道都图的是什么？难道真是为了欣赏吗？为了艺术吗？看来不少人是把邮票当成了“不会贬值的信用券”、“利息最高的储蓄单”有的人简直就是为了倒买倒卖，从中渔利。一张刚从门里面买下的新票，一出门就能八分的卖一毛五，一毛的卖三毛——因为外面总有懒得排队而获票心切的“邮迷”真不像话！听詹丽颖说，同院那位不常回家的慕大夫，也是个“邮迷”呢，难道她也会拿着个集邮本儿，站到这种人群当中，从事“现场交易”吗？想来不至于吧？她那么一个文文静静的女同志，搞医务的，怎么也迷上了邮票呢？世界上的事情，就总这么新鲜！
一个把头发烫得全是波浪的小伙子，凑到澹台智珠面前，眼问：“您有‘猴票’吗？出不出？”
澹台智珠慌忙躲开了：“我可不集邮，我是过路的！”
她想：真讨厌！想办件事就这么难——总有人打岔！她本能地横穿过马路，来到大街东面，啊，邮局！正好——她推门走了进去。太好了！玻璃隔音间里的公用电话正好闲着，总算是吉人自有天相！
走进隔音间，她从衣兜里掏出小小的通讯录，立即查到了她们团长家里的电话号码。
其实她早该来打这个电话。尽管团长一贯宠着“师姐”毕竟他得秉公办事；倘若容忍“师姐”这种“挖墙脚”的卑劣行为，看吧，不要多久，团里肯定大乱！
她怕占线。团长家电话十打九占，咦，这回倒一打就通了。她听见那边问：“哪一位呀？”
她仿佛不是在打电话，而是面对着团长本人，晃着脑袋，娇嗔地说：“我呀！您连我的嗓音都听不出来了吗？我还没‘塌中’哪！”
也许是那边电话线出了毛病，团长竟一个劲儿地问：“谁？我听不真——哪一位？”
“哟！”澹台智珠嗲声嗲气地说“您真听不出来吗？奴家澹台智珠是也！”
“啊啊——”对方告诉她“你找你们团长吧？他不在呀，他出去了——我是他家里人。你晚上再来电话吧！”
对方“喀哒”把电话挂断了。澹台智珠不觉一愣。细一想，那声音也确乎不是团长。自己竟没弄清接电话的是谁就撒上了娇！她回忆到自己刚才的声音，想像出自己刚才的贱相，蓦地脸红了。
她曾经反省过她们——不仅她一个，包括几乎所有戏校毕业出来的女孩子们——在领导面前的这种娇态。当她们刚毕业的时候，才十九二十岁。当她们初放光华的时候，也不过二十出头，那时候在领导面前说话嗲气一点，做派佻一点，似乎还情有可原——年纪既轻，且又是唱戏的职业可是，很奇怪，当她们已经三十几四十岁以后，不少人却还时时不自觉地延续着这种在领导面前的撒娇做派，她本以为自己算其中较为清醒的，没曾想临到打这个电话，却把劣根性暴露无遗！呸！贱相，真是何苦！真是丢人！
团长不在家，怎么办呢？干脆，直接给那“师姐”打个电话，她家楼下就有公用电话，自己的通讯录上有她的电话号码，直截了当地向她发出质问，看她怎么回答！
一不做，二不休，打！她拨通了电话，让传呼者去叫“师姐”传呼者非要她说出她这里的电话号码，让她先挂上，等“师姐”来了再打给她，她只好照办。
她站在电话隔音间里，等“师姐”给她回电话。时间过得真慢。她既盼那电话快点打来，又怕电话铃过早地响起来——即将要“短兵相接”了，她的战略战术却还没有确定！
她听见一阵响声。偏头一看，原来是隔音间外面有人等着打电话，嫌她站在里头发呆，敲那玻璃门催她要打快打。
她心里更加烦乱起来。她忽然悟出——“师姐”是不会给她回电话的“师姐”哪会那么愚蠢呢？她刚才要不挂断电话，拿着话筒让传呼的人去把“师姐”叫下来，那倒还可能让“师姐”上当现在怎么办呢？
她盲目地翻动着通讯录，忽然，她心头一动——她立即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当她在家里仰靠在沙发上时，她也闪过这个念头：给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打电话。这位评论家曾经写过关于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评论，对她也有所提及，并且他们在戏曲界的一些座谈会、茶话会上多次聚谈过，对她很是关怀，很有鼓励她想，也许到头来这位有着相当权威性的评论家，在这关键时刻能给予她宝贵的帮助？
电话一打就通了。评论家的女儿接的电话，说她父亲刚刚开始午睡。
澹台智珠顾不得许多了，她恳求地说：“如果他还没睡着，劳驾你给请一下我实实在在是有急事！”
那女儿叫去了。评论家真是个好人，他很快便来同澹台智珠通话。
澹台智珠激动地把整个情况讲了一遍，倾诉出了自己的全部苦恼和困惑：“我该怎么办呢？是认倒霉，听凭团里随便再给我拨个京胡和小鼓来，凑合着演呢？还是跟那没良心的冤家争夺到底，把那老赵和老佟拢住？还是干脆撂挑子，吹灯拔蜡？跟您说实在的吧，出现这号情况，我认为不是偶然的。我的思想全乱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认识！您看，我把难题出给您了，我知道您本来是只管就戏论戏，不管搭班子这些个机构问题可我实在是没辙了，万般无奈，求您给我捋捋思路，想想辙”
评论家坦率地在那边说：“唉呀，这倒真是个原来没有接触过的新问题呢。现在改革之风吹遍了各个角落，你们团的这种动向，我看也是无风不起浪啊！究竟该怎么组织艺术生产？怎么既鼓励志同道合的艺术追求，又防止相互拆台？怎么既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又保证年轻的艺术家有一定的经济上的竞争能力？怎么确定合理竞争的起跑线？确确实实都很需要仔仔细细地研究讨论！不过，澹台智珠同志，我以为你倒也不必这么苦恼，这么慌乱，更不必悲观。我以为波动一下是好事，听说你们团这些年年年亏损——”
“可不是，”澹台智珠证实说“年年月月要国家补贴！”
“所以说，不搞体制改革不得了啊！”评论家对她说“你应当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深一点。‘挖墙脚’当然是不对的。‘不辞而别，另上别船’确实也让人恼火。可是这种波动也恰恰说明，原来的体制是脆弱的，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当然，我一下子也还想不清楚，或者，我们当面细谈谈？”
澹台智珠高兴而且感激，她说她巴不得现在就去拜访，评论家表示欢迎。打完电话出来，澹台智珠几乎忘记交费。
可是，当她走出邮局，来到喧的街头时，她的心情又灰暗下来了。评论家的那些话语，当时听着，颇有顿开茅塞的感觉，但此刻一想到“师姐”那傲慢的嘴脸，心里又堵上了石头。改革团里的弊端，让“波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谈何容易！
评论家住得离鼓楼很远，需要乘坐公共汽车，澹台智珠朝汽车站走去。蓦地，她想到了李铠。李铠回家了吗？如果他仍旧没有回家，会在哪里？在干什么？天哪，他会不会干出荒唐事来？小竹呢？怎么刚才跑出家来的时候，没看看小竹在不在他姥爷屋里；小竹该不会找不到爸爸，倒把自己弄丢了吧？唉，事业，生活，你们可真太沉重了，让我怎么禁受得起！
一阵风迎面吹来。澹台智珠把围巾围得更紧。她走到了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