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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编辑遇上了一个文学青年。
1982年12月12日那天的北京日报第四版广告栏中，有这样一则广告：
寻人
苏德佑，男，36岁，身高1.60米左右，辽宁鞍山人。身穿青布棉袄，劳动布工作裤，脚穿黑胶靴，挎黄帆布包，精神不正常，于11月14日离家赴京并带大量自写诗稿，至今无音讯。如有见到者请通知鞍山大孤山矿选矿厂苏德华。
当天北京日报的读者中，大约很少有注意到这则广告的，读到而产生出一种惶恐感的，更绝无仅有——那仅有的一位，便住在我们已经相当熟悉的那个钟鼓楼附近的小四合院中。
前面我们介绍这个四合院时，提到在前院的西边，有个用带月洞门的短墙另隔出来的小院。那小院里住着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叫韩一潭，是个有着30年经验的诗歌编辑，女的叫葛萍，是个有着27年教龄的小学教师。他们的独生女儿韩向红已经30岁出头，早已结婚另过，外孙子都快满五周岁了。
由于韩一潭夫妇那住房的位置，位于这个四合院的“死角”且又有一道短墙将他们的居住区与其余部分隔开，加上他们生性不喜交际，所以尽管他们一结婚就住进了这个小院，却始终未与院里其他住户打成一片。1982年年初，住里院北屋的张奇林晚饭后翻阅光明日报时，看到一篇揄扬优秀编辑的文章。那篇文章里介绍到“辛勤的淘金者韩一潭”说韩一潭每天要审阅近千首自发投诗，大都味同嚼蜡，毫无新意，但他坚持一首首认真地读下去，偶尔发现一首闪光的好诗，他便高兴得情不自禁，立即报送主编，予以扶持有一回他刚读完一首只有十二行的好诗，便被叫走开会去了，开完会回来，他发现办公桌被好心的同事整理了一番——因为窗外的风把他满桌散乱的纸张刮到了地下，人家便为他拾起垛齐；他从那垛齐的稿堆中再寻那首好诗，怎么也找不着了，非常懊丧，有人劝他不要找了，因为来稿者不过是无名小卒，其诗文只有十二行，按编辑部规定是可以不予回音、不予退稿的；他却不能忘怀，他费时一下午，翻遍桌上、抽屉中所有的纸片，去寻觅那首小诗，竟毫无踪影第二天，他下了更大的决心，甚至趴到地上，搜寻柜橱下面，终于从柜橱下蛛网密布的角落里，找到了那首小诗。最后那首小诗被发表了出来，给作者极大的鼓舞，在首次成功的激励下，那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又陆续发出了许多短诗、组诗，目前竟俨然成为所在省份的一颗文学新星。当记者问到韩一潭从这桩事中总结出什么经验时，韩一潭风趣地说：“我的经验教训是——必须去买一方镇纸，压住我桌上的每一篇稿纸，不让它们被风刮跑。”他那办公桌上，后来果真出现了一方铜制镇纸张奇林读完有关韩一潭的报道，不禁感叹地说：“各行各业都需要韩一潭这种伯乐啊，我们局里要多几个韩一潭，事情就好办多了嘛！”当时他的女儿张秀藻在一旁咯咯咯地笑了：“爸，您知道吗？韩一潭就住在咱们院里！”张奇林吃了一惊：“邻居？”张秀藻笑得更凶了：“爸，您的官僚主义真够可以的！韩一潭就住咱们前边西小院里，您到现在才知道！”
那篇报道的功效，首先是编辑部每天的诗稿暴增，而且来稿要么在信封上就写明是寄“韩一潭同志亲收”要么就在里面附上给韩一潭的信；其实报道见报前，韩一潭已经不看自发来稿了，编辑部新分来了两个“工农兵学员”自发来稿后来由他们处理——他们却聪敏地把所有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诗稿，看也不看地都送到韩一潭的案头，用那镇纸镇住；而当韩一潭把径寄他而实在无暇过目的诗稿转给他们时，他们又总是任其积压，因为编辑部早就对作者声明了嘛——“来稿勿寄私人，以免延误。”这话换个角度说，就是“凡寄私人，延误勿赦”这种情况，自然是成百上千纯朴的自发投稿者们想像不到的。
那篇报道的功效还不止于此。报道发表后的半个月，一天傍晚，韩一潭同葛萍正在吃晚饭，忽然澹台智珠的公公把一个年轻人带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韩编辑，葛老师，你们的亲戚打东北来啦！”
他俩朝那年轻人望去，大吃一惊——他们并无那样一位亲戚。后来他们弄清楚了，那年轻人并未自称是他们的亲戚，只是说他要找“韩伯伯”澹台智珠的公公看那年轻人带着行李，说话带东北口音，遂误以为他是他们家从东北来的亲戚。
韩一潭忙撂下饭碗，迎上去问那年轻人：“你找我吗？”
年轻人反问：“您是韩一潭韩伯伯吗？”
韩一潭点头：“对，我就是。”
年轻人把手里提的旅行包一撂，伸出两只手来，抓住韩一潭的右手，紧紧握住，眼里竟涌出了泪花：“韩伯伯，我可找着您了！”
韩一潭有所憬悟，他忙问：“你从哪儿来？你找我有什么事？”
就是一般的亲戚，见着韩一潭也不会那般亲热，年轻人弯腰拉开旅行包的拉锁，取出了一个大塑料包来，透过包装，可以看出里头全是又大又整的干蘑菇。他把那一大口袋干蘑菇搁到饭桌上，就毕恭毕敬地招呼葛萍说：“您是师母吧？师母您受累啦！”
葛萍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发愣。
韩一潭心里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恼怒，他对这事态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不由得再一连串地问：“你是文学青年吧？你是怎么找到我这来的？你从哪儿得着我家地址的？你是不是想请我给你看稿子？”
不一会儿也便全都弄清。他是东北一个县里的文学青年。他酷爱诗歌。他自然早就尝试着给报刊投稿，从诗刊和人民日报的副刊，到他们地区的刊物和报纸副刊，全都投过，但一首也未被刊登，并且几乎一律石沉大海关于韩一潭的那篇报道自然给予了他极大的鼓舞，他说他读时流出了热泪——看来绝不是说谎，他感到他在“黑暗王国”中看到了“一线光明”所以毅然投奔韩一潭来了。下了火车，他先找到编辑部，传达室告诉他编辑部的人这天都外出听报告去了——这也是事实；他便要求传达室的人告诉他韩一潭的家庭地址，传达室的人犹豫了好久，经不住他一再恳求，最后告诉了他，所以他现在才好不容易地找了来
葛萍出于一种女性的同情心，问他：“你还没吃晚饭吧？”
他坦率地说：“找不着韩伯伯，我什么也吃不下呀。”
葛萍便请他吃饭，菜不够了，便下厨房为他去现炒了一大碟鸡蛋。
韩一潭请他坐到茶几边的沙发上，问他：“你带了些作品来吧？”
那年轻人便拖过他那沉甸甸的旅行袋来“哧溜”一声拉开整个拉锁，从里面取出了一叠又一叠的诗稿来，一边往茶几上放，一边介绍他的创作说：“这是我的抒情诗一百首，这是我的组诗泥土的爱，这是我的抒情长诗天空颂，这是我的叙事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的第一部，这是我的诗剧爱琴海的波涛”
全部取出以后，他那诗稿足有一尺来高。
韩一潭望着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仿佛自己被宣判了重刑，惊惶得说不出话来。
“韩伯伯，您一定要给我审阅，给我发表！您一定要指导我，扶植我！”年轻人恳挚地呼吁着。
葛萍端来了炒好的鸡蛋，请年轻人坐到饭桌那里去吃晚饭。年轻人并不推辞，坐过去吃了，他显然非常之饿，吃得狼吞虎咽。
葛萍对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时倒没大注意，她对年轻人说：“你慢慢吃。不够还可以来点方便面。”又趁便问：“你北京都有什么亲戚呀？”
年轻人边吃边答：“除了韩伯伯和您，我在北京没亲戚啊。”
韩一潭心往下一沉，葛萍还没大明白，她又问：“那你这回是干什么来呀？出差办事吗？你住哪个招待所呢？”
年轻人反倒露出吃惊的神色，他宣布说：“我就是找韩伯伯来的呀。我打算先在这儿住一个月，然后”
葛萍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她慌忙再问：“你有工作吗？你哪个单位的？”
年轻人若无其事地说：“有哇。我是县农机局修建队的。我们那单位的领导全是些个‘土老帽儿’，懂个啥呀？他们不支持我搞文学创作，还打击我——”
韩一潭忍不住跟上去问：“你来北京，跟单位里请假了吗？”
年轻人把嘴一撇：“请假？我根本不‘勒’（理）他们！”
葛萍着起急来：“你这怎么行呢？你这不成了‘盲流’了吗？”
年轻人吃完最后一口饭，用手背抹抹嘴唇说：“我不发表出作品来，绝不回去！”
韩一潭心里长毛，一时不知该怎么把这位闯入者打发出去。
葛萍又问：“你家里知道你来北京的事吗？”
年轻人说：“咋不知道。我吵了一架才出来的。”
葛萍责备他说：“你怎么能这样？你爸你妈现在该多着急啊！”年轻人笑了：“我爸我妈？我爸我妈早就没啦！”
葛萍愕然：“那你跟家里什么人吵？”
年轻人忽然激动起来：“跟谁？跟我老婆！她是个庸俗不堪的小市民！对诗歌简直一窍不通！诗盲！典型的诗盲！我跟她现在完完全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语言！我早就提出来跟她离婚，她死不答应，简直是我的一副镣铐！韩伯伯，您想想，带着镣铐跳舞，该有多难？我写出这些诗来，容易吗？每一行，每一字，都是我红玛瑙般的血、白铱金般的汗啊！现在我算痛快了，让她在那发散着酸白菜气息的小窝里哭泣吧！‘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葛萍连连摇头：“啧啧啧你怎么能这样！你们有了孩子啦吧？”
年轻人昂起下巴：“孩子？谁是我的孩子？”说着朝茶几上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指：“这才是我的孩子！她也给我生了一个女儿，那是肉，我要的是灵——是诗！我后悔当年不该结婚，不该要所谓的孩子。从文学史上看，多少诗人因为结婚形成悲剧，普希金，陆游我一定要砸烂那世俗的镣铐，做一个插翅飞翔的自由自在的缪斯！”
韩一潭、葛萍面面相觑。这一对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知识分子，在家中还没遇上过如此棘手的局面。
韩一潭只好冒着惹怒对方、招来不测的风险，严肃到紧张地步地说：“年轻人，你这种不跟单位请假就擅离职守的行为，我们不能支持。你应当赶快回去。我们屋子很小，而且我们也不留人住宿，所以，你今晚还是另找地方去住吧——我们附近有个鑫园浴池，晚上接待过夜的旅客，你如果钱不够，我们可以负担。你最好明天一早就坐火车回去——”
那年轻人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能相信自己的处境，他瞪圆了眼睛，气冲冲地问韩一潭：“你是韩一潭？！”
韩一潭愣了一愣：“怎么了？”
“你原来是这么个人！”年轻人气愤地说“报上把你吹成一朵花！原来你这么粪1！什么伯乐！什么‘沙里淘金不惮烦’！骗人！伪君子！”他确实感到上当受骗了，这个世界，怎么充满了如此多的陷阱！他激动地拍着桌子说：“这是怎么搞的？如果你们根本不想发现千里马，那干什么登那狗屁文章骗人？！”
葛萍吓坏了。她觉得家里来了个精神病患者。她家从来是安谧、宁静的。她家从无逸出常轨的事。今天怎么竟出现了这种局面！
韩一潭很狼狈，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眼前这位年轻人从abc说起。他一时竟口吃起来：“你你你怎么这样不冷静！你冷冷冷静一点！你应该懂得，文学创作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简单无论如何，你不应擅离职守，抛弃家室，这么样地跑到北京来而且，就算你有的作品达到发表水平，也不可能马上给你刊登出来。你知道吗，一般的文学刊物，周期都是很长的，拿月刊来说，现在是3月，这一期1月里就把稿子发到工厂去了；这一期印出来的时候，4月那一期已经看校样了，5月的那一期稿子已经发去排字了，6月的大体上已经编好了，7月的已经开始着手编了你的稿子以最快的速度录用，编进六月那一期的可能性也不大，恐怕最早也要7月那一期才能刊用了；你看，即使能用，最快也还要等三四个月，你难道真的就在北京那么等着吗？如果要印成诗集，出单本的长诗，那至少要等一年以上才能见书这还说的是马上录用，如果你达不到水平，那就等多久也没用你还是回去吧！”
年轻人万万没想到他所面临的世界是这般冷酷，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但他丝毫不减自信，他宣誓般地说：“我选择的这条道路，我走完了！三四个月怕什么？一年两年怕什么？我就是不发出作品不罢休！我向诗坛宣战！不登上诗坛，我死不瞑目！”
韩一潭目瞪口呆，不由问：“那你怎么生活呢？在北京你住哪儿呢？钱花完了你拿什么吃饭呢？何况北京市也不允许‘盲流’的人在这里待着不走”
“怎么生活？”年轻人突然爆发出一阵轻蔑的笑声“我来找‘辛勤的淘金者’，我以为他关心的是金子，闹半天他满脑子庸俗的垃圾——‘怎么生活？’对于诗人来说，除了作诗，还有什么生活可言呢？我宁愿流浪街头，拣香烟盒子当纸，拣火柴棍当笔，也要写诗。我是绝不再回那个让我想起来就作呕的单位，再不进那个充满酸白菜气味的小窝了！啊啊啊——你别再问我，我告诉你吧，我能在北京生活下去，我知道你所说的那个生活的意思——你的意思不就是挣钱吗？在你们看来，挣钱，吃饭就是生活；那么，好，我告诉你，我会理发，我可以买一套理发的工具——那点钱我还有，我每天到自由市场去，给那些摆摊的农民理发，我不但能挣出吃饭的钱来，我还能挣出买稿纸的钱来的。韩编辑！你别那么看着我，我不会向你借钱的！告诉你吧，没有你，我照样能发表作品，能出名，咱们走着瞧吧！”
局面僵在了那里。韩一潭毕竟心软，他望望那一尺来高的诗稿，叹口气说：“你既然找到我这里来了，我就挑着看看吧——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水平，而且，文学这个东西，又尤其是诗，究竟怎么算好，怎么算坏，其实是很难说的另外，希望你一定谅解我，你拿来这么多诗，我实在是无法一一拜读的。我每天都要上班，编辑部里做不完的事，常常还要带回家里，用业余时间做”
年轻人看韩一潭拿起了他的诗稿，打算看，气平了一点，便说：“行行行，您忙，我谅解。您挑着看看吧！”
韩一潭摘下眼镜，凑拢年轻人的稿子，仔细一看，心里不禁一动。那叠稿子装订得极其工美，光封面上的美术字标题就一定耗费了不少精力，里面的诗一行行全用印刷体书写，一点涂改也没有。的的确确，那诗稿凝聚着年轻人“红玛瑙般的血”和“白铱金般的汗”但是他首先读到的那个诗剧爱琴海的波涛“序诗”的一开头四行就让他莫名其妙：
当巴黎圣母院的钟声，
把恺撒大将从睡梦中惊醒，
当飘忽、氤氲、的狂飙，
把爱琴海从摇篮中震惊
韩一潭不禁皱眉对年轻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写呢？罗马大将恺撒，是纪元前的人物，而巴黎圣母院好像是纪元后12世纪才有的，前后差了一千多年，那钟声怎么可能听见？更何况一个在西欧，一个在南欧既然‘飘忽’，怎么可能是‘狂飙’？而且，‘氤氲’、‘’这些词太生僻，更不必堆砌”
年轻人不以为然：“我写的是诗，又不是历史，又不是中学的作文考卷，我怎么不能这样抒发我的感情？”
韩一潭放下这一叠，取出另一叠，一边说：“写诗，也要从你熟悉的生活出发，你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一个县城，何必非去写希腊、罗马呢？”
年轻人忙指着他手里的那一叠说：“这就是写我熟悉的生活嘛，我在内蒙插过队！”
韩一潭一看，这回是叙事长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前面是长诗的目录，第一章是“月夜的维纳斯”第二章是“山谷中的阿波罗”第三章是“毡房中的安娜卡列尼娜”而第四章竟是“马背上的阿童木”！他没敢把目录看完，更不敢往里翻——他过目的荒唐之作多矣，但这位年轻人的大作，真可谓“更向荒唐演大荒”！
“韩伯伯，”年轻人对他恢复了尊称，期望地盯住他，恳求地说“您给提出不足之处吧，意见越尖锐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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