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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与天地大美融二为一的状态，例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潜式悠然自得的自由，例如“放浪形骸外”、“啸傲泉林中”竹林七贤式放逐自我的自由，这些都构成了对现实政治和纲常秩序的某种逃避。
总言之，西方康德式的自由观，是依照完整的人格自律，不需要被照看的自由，而中国自然倾向的自由观，是一种现实状态下，不被照看的自由。
不需要照看，是因为西方人独立而完整的人格有足够的底气对外部的力量说“no”他们完全自己照看自己，自己选择塑造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服从自己心中的道德律（依靠纯碎实践理性推演出来的具有普遍立法意义的绝对命令）；而中国人不被照看的自由，是在集体和社群的压缩之下，导致人格的某种分裂，一部分人格需要依恃集体才能共存，一部分人格时刻希望挣脱集体的照看，挣脱他人的监管，而逃向自然主义的自由，这也正是中国人在传统的集权主义的文化高压下，人格不独立、不完整的体现。
（三）罚为自由
萨特说：人是被罚为自由的，人没有选择不自由的自由。
“人没有选择不自由的自由”这句话，在形式逻辑上是一个严重的悖论。
人如果没有选择不自由的自由，那么就意味着人在选择自由与不自由的上是不自由的，人只能选择自由，不能选择不自由，也就是人完全是可以不自由的，既然人可以不自由，那么，人就完全可以通过选择不自由来体验不自由，所以人还是有选择通过选择不自由来体验不自由的自由。
自然遵循逻辑的合理性，但凡自然科学体系的构造都要经得起逻辑的推敲，现代的科学体系都在寻求逻辑的可能性作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根据。
而自由不是，自由是反逻辑的，它是一个永恒的悖论，它必然要在排除了抽象的形式逻辑羁绊之后，才能真正转向生命实践的综合辩证。
（四）逃避自由
弗洛姆认为：现代人总是逃避自由，逃避自由的重负。
自由是面对存在之诸种可能性的选择，选择意味着对不可知之结局的承担
人在脱离母胎后，进入社会，乃是对原始母体的一种割裂。即使后来人们一直试图通过亲情、友情甚或爱情来重新修复这种割裂，塑造出一个个集群、社团作为依归，一个个集群、家族、社团、国家乃是一个个庞大的子宫，作为人类原始的念想被外在化出来，人们依附于模拟的子宫当中，寻求母体原始水乳交融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人们依附在集群当中，以消除被割裂的自我孤独感、自由的焦虑感、和存在的恐慌感。
现代社会的人，在根本上不是缺乏自由，而是选择逃避自由。
（五）被抛的自由
自由是人的唯一本质，借由自由，人存在的诸可能性才能被真正开启。
海德格尔说：人在存在论意义上，都是被抛之于世的。所以在前存在论的角度看，人对于自身与生俱来的处境是没有选择性的，比如出身的时代，家庭背景，历史条件，政治环境，社会状况，人在面临这些不可选择的因素之前，所能做的就是先行承担起来。
选择承担就是选择顺应，选择领受，因为一切的存在对于此在诸种可能性的开启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人领会到自身的自由，并且自由地选择承担，并继而自由地努力筹划自己的未来，改变前存在加诸于自己身上的诸种阻碍，他们通过这种自由地反抗、不妥协和立志筹划自身，将存在的自由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选择不承担的人，就是选择不顺应，以至于整天愁闷、困苦、怨天尤人，他们本质化了自身就必然到意识不到自由，导致他们在种种限定之中无法抽离自身而转向对存在之诸种可能性的转化。
（六）自由与勇气
承担处境需要勇气，选择自由就必然肩负起存在之重，正如美国存在主义大师保罗蒂利希在存在的勇气中所说的：存在需要勇气，才能对抗非存在的侵蚀。非存在无处不在，存在所及之处，必然会有非存在的阴影，它们似乎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紧紧相拥，不肯离弃。
意义是在非存在当中，通过虚无化存在才被树立起来的，似乎人的存在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疾病，意义是最必不可少的治疗药物，人作为疾病，在生存论上讲是无法根治的，疾病的最终归宿是死，人终有一死，也难逃一死，通过意义，人们试图延缓这种结局的提前到临。
自由是针筒，它将意义的药剂，注射到人的存在肌体当中，使人能够暂时排除疾病的干扰，先行入死地存在起来。
2012－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