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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戴着脚镣跳舞的人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再枷锁之中。
因此，在自由面前，我们都是戴着脚镣跳舞的自娱者。
我们身陷囹圄，却时时渴慕自由；我们境处高墙，却始终满怀热望；我们委身桎梏，却一直追逐意义。
自由是与人生俱来唯一本质，作为一种天赋，更或者是一种武器，它是对现有生存结构之不合理的某种反抗。
邓晓芒说：自由是对欲望的欲望能力，人一旦丧失了这种能力，所有的欲望将不受统摄，毫无章法，与动物无类；而一旦丧失了欲望所欲望对象，人又即刻呈现为一种百无聊赖的焦躁，一种无所适从的恐慌，一种缺乏生命症候的萎靡。
二、不被照看的自由
康德认为：自由就是绝对命令的绝对服从，其最高价值在于自律。
一个能够维持自律的人，必然是在人格上能保持独立和完整的个体，所谓的独立和完整，就是不蜷缩于集群当中，从此在共在的沉沦状态中抽身出来，宣布自我，与他人对峙。
一个没有独立与完整的人格，是很难理解这种自由的。一直以来，康德的自由都被斥为抽象，需要依靠纯粹的不含任何情感性杂质的实践理性才能真正的把握，尤其是作为他自由本质的核心－－绝对命令，无不让后人感到生硬、晦涩、似乎毫无商量的余地。康德一生都在探讨，这种直言式绝对命令的逻辑，如何贯彻日常具体的实践当中，又如何能够让这种人的自由本质，在介入到日常的生活现象当中后，还始终保持它的高贵性？
他提出了自律。
自律，这种抽象的语词，从来不被东方玄悟主义的感性体验所捕捉。在东方，尤其是中国人的感知系统当中，根本无法纯粹地借由逻辑的抽象，来真正地加以把握。中国人缺乏规则意识，并不是中国人不懂得规则的重要性，而是中国人借由把握世界方式，与西方人不一样。
西方人重理性，所以能够把具象的世界抽象到无以复加的干涩无味，他们能够高举着语词和概念的鞭子，抽象地鞭挞自己，然后在崇高的信念（信仰）中寻求超验的自我回归，他们能够运用抽象的形式逻辑来论证自由，论证自身人格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在生活实践上的与否同一“知”、“行”在于他们从来就不是太必须要同轨合一的东西，他们可以任其分裂。正如在怀疑主义者休谟那里，能够肆无忌惮地一切因果律怀疑掉，但是从来不妨碍这位老绅士将习惯作为他人生伟大的指南。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有一种人格表演性地习惯和知性合一的强迫。中国人是感性而经验的集群，中国人理解的自由是具象的，是没人照看的生存状态，是置身于这个社会，却又不需要有过多注视的自然，和拒绝过分疲惫的人格表演的自在。在集群主义文化的驯养下的中国人，缺乏自律，自律需要独立而完整的人格作为支撑，而中国人的人格在集群主义的压缩下，产生了某种依附，在长期的依附之下，又产生了必然的分裂，这种人格结构。排除了选择与承担的人格统一性要素，选择的借由集体之名，或者冠与的关爱之义的体现，所以集群统治下的个体，或者作为不计方式的施爱者，以集体或者以爱的名义，就排除了许多自我的责任，选择出来的后果，无论好坏都不需要个体做过多的承担。
所以，中国人的人格必须要经过集体的收编，要时时进行照看、监管。
中国人的人格系统，将自律性要素排除在自我之外，外化为一种他律，借由外部的力量来照看自己举动，所以对于外部力量有一种天然的依赖，一旦外力消失，这种依赖来就无所依从，就会飘零，散乱，就会表现为个体无所适从的紧张，抑或表现为公众场合上毫无组织的混乱和无序。
这种无序，恰恰是一种缺乏自律的自由的无序。
这种混乱，恰恰是一种忽然真空的无政府状态的混乱。
我认为的，绝大部分中国人理解的自由，恰恰是在与秩序对立的二元观当中把握的自由。所以，作为外部力量强化出来的秩序，又必须得以间歇性地排除，只有将这种无孔不入的监管与照看状态，进行适时地排除，才能获得自由的直接感受。
可以说，西方人是活在他们杜撰出来的自由的抽象概念之中的，他们理性、刻板，注重行为秩序，追求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逻辑普遍性，以及自我内在人格的同一性；而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人更加注重自我感性的生命体验，注重自由的形式感，在中国人的感知系统当中，自由是一种无拘无束、无所牵绊的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形式，它排除一切自为的可能性要素，拒绝自由的选择与自律的承担，拒绝抽象的概念性说辞，选择地走向自然，走向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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