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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商大户对通州的炭火支援，一面使宦官携内库银奔赴各地采办物资。
更关键的粮，但凡遇到什么大灾大难，粮食永远是个大问题。
达官贵人有良好的卫生条件，别管刷牙洗脸的护发护肤还是沐浴泡澡的澡豆胰子，他们有足够的财力想用多少就能用多少；而寻常百姓却不一样，他们有限的财力一要满足口腹二要顾住冷暖，卫生上普遍相对显贵之辈要稍差一些。
最容易遭受感染的，恰恰是粮食与基本物资的生产者们。
这个趋势被万历发现后，当即做出一项决定——今年南洋军府海运至北洋的四百六十万石米粮，不进京师，统统调至漕运衙门，如定海神针般压在通州救济荒年。
浮动的人心几乎在顷刻间稳住了。
如此决策几无先例，并非以前的人不想，而是实在没有这份能力，四百六十万石大米接近帝国一年赋税收入的两成，能养活六成九边将士，下这份决心对帝国天子绝非轻易，何况以前的帝王没有这份收入，又从何来下决定呢？
只有万历，帝国在他执掌的时代不但有这份持续的额外收入，还有转封宗藩带来的禄米减少，钱粮在他的时代才是真正可以用作进攻的精锐之师，而非只能守备的地方军。
换句话说，隆庆爷就是整天什么都不吃，隆庆时代的大明帝国依然年年赤字，万历就算天天胡吃海塞每年花掉二百万两，不论他拿这个钱去干什么，他就算在紫禁城拿银子融一大堆小万历陪他玩，也依然是明君，因为他的花销不会让帝国支出捉襟见肘，更不会影响帝国正常运行。
而得到这一雄厚财力支援的总医官陈实功的切身感受，自然是无往不利。
宏观大环境极好的条件下，个人能力哪怕不那么突出，只要没到非常拖后腿的程度，往往都能把事情办好。
反过来也是一样，大明崩溃之时，再多忠臣良将勉力支撑，总兵官侯世禄就是个例子，他带五千兵马从宣府赶去保卫北京，年末十一月份发了年初正月的军饷，带兵到蓟州，一路上两个县都不管饭，主将袁崇焕嫌他的兵老弱疲惫，蓟州城都没让进，更不让过夜，过夜第二天就得管他们饭，所以扣下炮兵与火炮打发他去别的地方；失去重火力的侯世禄到通州城，通州也不让他进城，留了两千人守通州，因为他的兵饿呀，路上饿三天了，这帮人又饥饿又没主将率领，就劫掠一把；而侯总兵又在从通州去顺义的路上被穿辽人兵甲酒足饭饱的后金军队撵上……天兵天将也得完蛋。
好不容易带残兵进了北京城，又打败了仗，脑子被敲了一棒子，逃回山西养伤，回去还被人弹劾说他劫掠银车一万三千七百两，因勤王积极才免死罢官。
最尴尬的是，那一万三千两白银是女真将领哈宁阿劫的。
整场战役跟他自己是否庸碌、才能高低基本没太大关系，大环境就是军队欠饷一年、主将指挥无方、后勤补给不利、地方官员歧视，失去有效配合多路军队联合作战就是一场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