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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我做前一项工作的那些人冷眼相对的，那就是计划编纂我的作品全集。我觉得出版全集很有必要，为的是确认一下以我的名义出版的作品中哪些真的是我的作品，让公众能够把它们与我的敌人们为了贬损和糟践我而加给我的那些赝品区别开来。除此而外，出版全集也是保证我的口粮的一个简单而正当的途径，而且也是唯一的途径。因为我正放弃继续著书立说，我的回忆录在我生前又不能发表，再说用任何别的办法又挣不到一文钱，可开销始终不减，眼见我最后几部作品的收入已快告罄，难以为继了。有鉴于此，我曾经急着将尚未定型的《音乐辞典》拿了出去，换回了一百金路易现金和一百埃居的终身年金。但是，这一百金路易眼看就要花完了，因为我每年都得花到六十多个金路易，而一百埃居的年金对于一个乞丐穷鬼一窝蜂地找上门来的人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有一伙纳沙泰尔的商人跑来要承揽我的全集的出版，而且，有一个里昂的印刷商或书商，名叫雷基亚先生的，也不知怎么钻进那伙人中间去主持全集的出版。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的著作已印的和手稿加在一起可以够出四开本六卷的。此外，我还负责监督编纂，为此，他们得付我一笔一千六百法国利弗尔的终身年金，并一次性付给我一份一千埃居的赠款。
合同拟好了，还没有签字。这时，《山中来信》出版了。针对这部罪不容赦的作品以及它那怙恶不悛的作者而掀起的可怕浪潮使那伙书商吓坏了，因此，出版工作便泡了汤。我本可以将这部作品的后果与《论法国音乐的信》相提并论的，只不过那封论音乐的信在给我招来仇恨、让我身陷重围的同时，至少也给我留下了尊敬和钦佩。在《山中来信》出版之后，在日内瓦和凡尔赛，人们似乎很惊讶，竟然让我这样一个恶人活在世上。在法国使节煽动下、在检察长操纵下的小议会，针对我的这部作品发表了一项声明，以最恶毒的字眼儿宣称它只配让刽子手拿去烧毁，并且带着近乎滑稽的腔调，说是人们在批驳，甚至是在提一提它时，都会觉得汗颜。我很想能把这篇奇文转录于此，可惜手头没有，而且一句也记不起来了。我热切盼着我的哪一位热衷于真理和正义的读者，能把《山中来信》从头至尾地再看上一遍。我敢说，他将会感觉到，人们是欲置其作者于死地，对作者进行了明目张胆而残酷凶狠的侮辱，其实这部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种泰然自若的节制。但是，他们无法回答辱骂，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辱骂，也无法驳斥其论点，因为它们是无可辩驳的，所以他们便决定表现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架势，却不愿予以批驳。可是有一点倒是对的：如果他们把不可辩驳的论据当作辱骂的话，那他们倒是应该认为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了。
国民代表们并没有对这个可恶的声明有过任何的抱怨，而是沿着它给他们划定的路线去走。他们非但没有以《山中来信》为荣，反而躲在它的背后，以它作为自己的挡箭牌，竟然懦弱地不对这篇为他们辩护并且是应他们之邀而写的作品表示敬意，也不为之伸张正义，尽管他们偷偷地从中抽取了全部证据，尽管他们因只是准确地遵循了该作最后的忠告才得以摆脱困境，取得胜利，却不公开引用和指明这部作品。他们曾把这一职责强加于我，我尽了这一职责，我为祖国和他们的事业鞠躬尽瘁了。我请求他们把我的事撇下，只考虑他们自己的纷争。他们按我的话去做了，而我只是为了不断地请求他们停止争吵，才插手他们的事情的，因为我毫不怀疑，如果他们仍固执己见的话，一定会被法国压垮的。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个中原委我是明白的，但这儿不是说的地方。
《山中来信》在纳沙泰尔的反响起先是很平淡的。我赠送了一本给蒙莫兰先生，他很高兴地收下了，而且读后也未有异议。他同我一样，有病在身。待病好的时候，他前来看过我，并没有说什么。但是，风波起来了，书不知在什么地方被焚烧了。风暴的中心从日内瓦，从伯尔尼，也许还从凡尔赛，很快便移到纳沙泰尔来了，特别是移到了特拉维尔谷。在这里，甚至在宗教界尚未有任何明显的动作之前，有人就已经在暗中下手，煽动老百姓了。我敢这么说，我在这块地方是应该受到爱戴的，正如我在我所生活过的任何地方受到爱戴一样，因为我乐善好施，周济身边的任何贫困之人，对任何人都予以我力所能及、天经地义的帮助，同所有的人亲近异常，也许有点过火，而且，尽可能地不显山露水，免得引人嫉妒。但是，凡此种种并未能阻止不知受何人暗中唆使的群氓们渐渐地对我不悦，竟至达到怒不可遏的程度。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辱骂我，不仅是在乡间路上，而且在大街上亦然。曾经得我好处最多的人也是反我最凶的人，甚至有一些我仍在施以恩惠的人，自己不敢抛头露面，却撺掇别人，似乎想以此来洗刷对我感恩戴德的耻辱。蒙莫兰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还没有跳出来。但是，在将近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到了时，他前来我处，劝我不必前往，并向我保证，他不管怎么说并不恨我，绝不会让我不得安生的。我觉得他的客套话很蹊跷。他还向我提起布弗莱夫人的那封信，而我无法想象，我去不去领圣餐同谁有那么大的关系。由于我认为若是让步则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再说，我也不愿让公众抓住把柄，斥责我大逆不道，所以我断然地拒绝了牧师，他怏怏而回，并暗示说我会追悔莫及的。
只凭他一个人说话是无法禁止我去领圣餐的，必须由曾接纳我的那个教务会议发话才行，而只要教务会议不发话，我便可大胆前去，无须害怕遭拒。蒙莫兰设法让教会授命他传唤我去教务会议交代我的信仰，若我拒绝，就将我逐出教会。逐出教会一事也只能由教务会议决定，而且必须以多数票通过才行。但是，以老教友的名义组成此会议的那些乡民，是由其牧师领导，而且心照不宣，是由牧师操纵的，当然是不会与牧师的意见相左的。特别是在神学问题上，他们对此问题比他还要一窍不通。因此，我被传唤，决定出庭。
如果我善于辞令，如果我的嘴犹如我的笔一样，这会是多么好的一次机会，对我该是多大的一个胜利啊！我将以多大的优势，又是多么轻而易举地在那六个乡民面前将那个可怜的牧师驳得体无完肤啊！新教牧师的统治欲使之忘掉了宗教改革的所有原则，所以我只要解释一番他们愚蠢地据之以攻击我的《山中来信》的头几封信，就足以让他们想起这些原则，驳得他们哑口无言。我的文章是现成的，我只需发挥一下，那家伙便会乱了阵脚。我不会傻乎乎地只去防守，我很轻易地便能成为攻击者，而又不让他有所察觉，或者让他防不胜防。宗教界的那帮无名鼠辈，既无知又愚蠢，主动地把我推上了我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他们击垮的最有利的地位。唉，可惜！必须口齿伶俐，而且得随机应变，必要之时，必须立即想出点子，掌握语气，找到恰当字眼儿，必须自始至终头脑清醒，镇定自若，一刻也不能乱了方寸。我痛感自己笨嘴拙舌，无随机应变之能力，对自己又能抱什么希望呢？当年，在日内瓦的一个完全呵护我、已决定同意一切的议会面前，我都被弄得哑口无言，无地自容，而这一次，形势则完全相反，我要与之交手的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他不学无术却诡计多端，他将给我设下众多圈套，让我蒙着头往里钻，而且他不抓住我的把柄是绝不罢休的。我越看这个情势，就越觉得危险重重，因此，我感到无法安然摆脱，便想出另一个办法。我考虑拟一篇要去教务会议宣读的演说词，不承认它的权力，从而免了我对它的回答。这事对我来说易如反掌。于是，我便写好了这篇演说词，以未曾有过的极大热情把它背得滚瓜烂熟。泰蕾兹见我老是不停地嘟哝、重复那些同样的语句，想法装进脑子里去，便取笑我。我希望最终能把稿子背出来。我知道领主作为国王的官员，将要参加教务会议，也知道不管蒙莫兰如何耍手腕，请吃请喝，大部分老教友对我都深有好感的，而我又有道理、真理、正义、国王的保护、邦议会的权威以及这种宗教裁判的建立与之利害相关的所有善良爱国者的祈愿为我撑腰。凡此种种，都在为我壮胆打气。
指定的那一天的前夕，我已把那篇演说词背熟了，背得一字不差。整整一宿，我都在脑子里默诵。但到了早上，又背不出来了，磕磕巴巴的。自以为已经进到了那个赫然的教务会议上，心里发毛，语无伦次，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后，差不多要去的时候，我完全泄了气。我待在家里不去了，决定给教务会议写一封信，仓促地提出些理由，借口身体不适，去不了了，而且，就我当时的健康状况，我也真的是很难在那次会议上从头坚持到尾的。
牧师见到我的信，颇为尴尬，只好把这事推迟到下次会议再说。在此期间，他本人及其手下们，大事活动，想诱惑那些老教友，因为老教友们宁可凭自己的良心而不愿照他的心意行事，不会跟着宗教界和他人云亦云的。不管他如何酒肉佳肴加好话说尽，除了能笼络住那两三个对他死心塌地、成了他走狗的家伙而外，他未能说动其他任何一个老教友。国王的那位官员以及在这件事上极其热情的皮利上校使老教友们恪守了自己的职责，当蒙莫兰想对驱逐一事进行表决时，教务会议以多数票一下子把他给否决了。于是，他便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煽动群氓，同他的同事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公开活动，而且十分成功，以至于尽管国王一再颁发严厉诏书，尽管邦议会三令五申，我最终还是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免得国王的那位官员因为保护我而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我对这件事的记忆极其模糊，所以对于脑子里想到的东西，理不出头绪，连缀不起来，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零零碎碎，互不连贯。我记得，与宗教界曾有过什么谈判，是蒙莫兰从中撮合的。他假装说是大家害怕我的著作会扰乱地方安宁，有人会责怪这个地方不该让我胡乱地写。他曾暗示我，如果保证放下笔杆子，可以既往不咎。我心里早就有此意愿了，所以毫不迟疑地便答应了宗教界，但有个条件，那就是只限于不写宗教问题。他竟然立了字据，一式两份，并且作了他所要求的某些改动。由于宗教界没有满足我的条件，我便索回我的字据。他还给我一份，把另一份扣下了，借口说是弄丢了。此后，群氓们受牧师们的公开煽动，无视国王御诏，无视邦议会的命令，简直是无法无天。在宣教台上，我被打成反基督者，在乡间，我被看作狼人（）①一般地被驱赶。我的亚美尼亚服装让群氓们很容易识别，我痛切地感到多有不便。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弃之不穿，我觉得是一种懦弱。我下不了这个狠心，仍旧穿着皮里长袍，戴着皮软帽，静静地在当地散步，遭到无赖们的一片嘲骂，有时还遭到石块的袭击。有好多次，在走过一些人家门前的时候，只听见住在里面的人在说：“把我的枪拿来，让我给他一枪。”但我并没有赶忙溜走，他们因此更加来气，不过，也只是威胁几句而已，起码是没有动枪。
在这群情激昂之中，我仍旧有两件非常开心的事，令我极其感动。第一件是通过元帅勋爵的关系，我可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纳沙泰尔所有仁人君子对我所受到的虐待以及针对我搞的卑鄙伎俩无不义愤填膺，憎恨诅咒那帮牧师，清楚地感觉到他们是受外人唆使，只不过是那些躲在幕后操纵他们的人的爪牙而已，而且生怕对我的做法最后会导致货真价实的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地方官员，特别是接替迪维尔诺瓦担任检察长的默龙先生，全都竭尽全力地在保护我。皮利上校虽然是单枪匹马，却更加尽力，而且收效更大。就是他，想出办法让老教友们恪守职责，让蒙莫兰在教务会议上碰了钉子。由于他有点声望，他就尽其所能地利用它来制止骚动。但他拥有的只是法律、正义和公理的权威，只能用它来与金钱和酒肉对抗，所以并不是势均力敌，而在这一点上，蒙莫兰战胜了他。然而，我对他的关怀、他的热忱是深为感动的，总想以德报德，总想采取什么方式还清他的这份情。我知道，他一直深切盼望着能谋得邦议员的席位，但是他因为在珀蒂皮埃尔牧师一案中不合宫廷意愿，表现欠佳，所以在国王和总督面前失宠了。我斗胆地给元帅勋爵写了封信为他求情，甚至还大胆地提到他所盼望的那个席位。真是走运极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国王几乎立即把这一席位委给了他。就这样，一直把我一面捧得很高，一面将我摔得太低的命运，继续在把我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正当群氓们把污水往我身上泼的时候，我却造就了一名邦议员。
我的另一大快事就是韦尔德兰夫人带着女儿一起前来看我。她是领着她女儿去布尔波纳洗温泉的，特意绕道来莫蒂埃，在我处住了两三天。她对我倍加关怀和照顾，终于消除了我长期以来对她的厌恶。我的心为她的爱抚所征服，对她此前一直对我所表示的友谊投桃报李了。我对她的这次来访深为感动，特别是在我当时所处的境况中，为了鼓足勇气，我极其需要朋友的慰藉。我担心我所受到的群氓们的侮辱使她承受不了，本想不让她看到那些情景，免得让她伤心，但我又办不到。尽管我们一起散步时，她的在场震慑住了那帮无礼的人，但她还是看到了不少情况，能够判断出我单独一人时的情景。甚至就在她在我家住着的时候，我开始在夜间，在自己的住处，受到袭击。她的女仆有一天早晨，发现我的窗户被夜里投掷的石块给堵住了。我门口街边一只沉甸甸的石凳，原是固定着的，被挪动，立着顶住我的门。如果不是发现得早，谁第一个出去开大门，肯定要被砸死的。韦尔德兰夫人对所有这一切全都清楚，因为，除了她目睹的而外，她的心腹男仆在村子里交游甚广，跟所有的人都进行接触，有人甚至见他跟蒙莫兰交谈过。然而，她却似乎对我的遭遇毫不介意，既没跟我提及蒙莫兰，也没跟我谈起过任何人，当我有时跟她谈起时，她也很少回答我。只是她深信我住到英国比待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合适，跟我常常谈到当时正在巴黎的休姆先生，谈他对我多么有感情，谈他多么希望能在他的祖国帮助我。现在该是谈谈这位休谟先生的时候了。
休谟先生在法国名气很大，特别是在百科全书派中间，因为他写了一些论商业和政治的书，最近又出版了《斯图亚特家族史》，这是我通过普雷沃神甫的译本渎过一点的他的唯一一部著述。因为没有读过他的其他著作，所以，根据人家跟我谈起的他的情况，我相信休谟先生把一颗共和主义的灵魂与英国人崇尚奢华的悖论结合起来了。根据这一看法，我把他对查理一世的全部颂扬视作一种公正的奇迹，从而对他的道德和才情钦佩之至。结识这位罕见之人和获得他的友情的愿望，大大地增强了我因他的密友布弗莱夫人早已劝过我去英国的那种跃跃欲试的心情。我到瑞士之后，经布弗莱夫人之手转来一封他的信，一封极其殷切客气的信，他在信中除对我的才气不惜溢美之词之外，还急切地邀请我去英国，愿运用自己的声望，并把他的朋友们介绍给我，使我在英国过得愉快。我在此地见到他的同胞及朋友元帅勋爵，后者证实了我所认为的休谟先生具有的一切长处，甚至还告诉我一则有关休谟先生的文学逸事，此事令他十分惊讶，也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华莱士曾就古代人口问题写文章抨击休谟，但其作品付梓时，他人并不在。休谟便负责看他的校样，并监督发行。这种行为举止正好与我的情趣相投。我也正是这样，曾有人写了一首歌攻击我，我却帮他去卖，六个苏一份。因此，当韦尔德兰夫人跑来跟我眉飞色舞地谈论休谟对我的友情以及他是如何急切地盼着我去英国，以蓬荜生辉——她就是这么说的——的时候，我已完全对休谟怀有深深的好感了。她对我百般鼓动，叫我利用他的这份盛情，叫我给休谟先生去信。由于我天生地不喜欢英国，而且不到走投无路也绝不走这一着棋，所以我拒绝写信去，也不肯应承，但我让她全权处理，为使休谟热情不减，她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来。她在离开莫蒂埃时，由于已经说尽了这位名人的好话，所以使我深信，他已属于我的一个朋友了，而且她更加是他的好友了。
她一走，蒙莫兰便加紧活动，群氓们更加无法无天了。然而，我仍旧岿然不动地在嘲骂声中散步，而且，因跟迪维尔诺瓦博士在一起而开始感觉兴趣的植物学，给我的散步增添了新的乐趣，使我足迹踏遍全邦，采集标本，对那帮无赖的叫嚣无动于衷。我的镇定自若令他们更加怒不可遏。最使我痛心伤怀的种种事情中的一件是，我看见许多朋友或者称之为朋友的人的家属，也相当公开地加入我的迫害者们的同盟中去了，譬如迪维尔诺瓦一家，我的那位伊莎贝尔的父亲及兄长，我住在她家的那位女友的亲戚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以及她的小姑子吉拉尔迪埃夫人。那个皮埃尔·波瓦迟钝之极，愚蠢透顶，行为举止粗暴到了极点，所以，为了免得生气，我便拿他寻开心，我按《小先知》的笔调，写了没几页的一本小册子，取名《号称通灵者的山中皮埃尔的梦呓》。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想出法子，挺逗趣地拿当时成为迫害我的借口的那些奇迹嬉笑怒骂了一番。迪贝鲁把这篇东西在日内瓦让人印了出来，因为它在当地影响平平。纳沙泰尔人就是用足了心思，对于这种稍微细腻一点的雅谑，这种风趣，他们就体会不太出来了。
我同一时期还写过一篇东西，用的心思稍许多些，大家将会在我的文稿中见到此手稿。我必须在这里谈一谈它的来龙去脉。
在一道道通缉令和迫害最疯狂的时候，日内瓦人特别起劲，叫嚷得最凶。特别是我的朋友凡尔纳，以一种为神学赴汤蹈火的精神，恰恰选中这个时候，发表一些信件来攻击我，想证明我不是基督徒。这些信的口气虽洋洋得意，但并不怎么高明，尽管有人说博物学家博内曾经插手。这位博内，虽说是唯物主义者，但一牵涉到我，他便立即显出他那褊狭的正统派神气来。我当然是不想反驳这种作品的，但是，既然有在《山中来信》中说句话的机会，我便在其中夹进一个颇鄙夷不屑的小注，把凡尔纳气得暴跳如雷。他在日内瓦疯狂地叫嚷，而且迪维尔诺瓦还告诉我说，他气得都控制不住自己了。不久之后，出现一张匿名的散页印刷品，似乎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沸勒热腾河水（）①写的。在这个匿名散页印刷品中，我被指斥让自己的孩子们流落街头，自己跟一个包月娼妓厮混，纵情声色，梅毒遍体，以及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妙语佳言。我不难看出这是出自何人之手。我在读到这篇诽谤短文时，第一个想法就是要真正重视人世间的名分和声誉。因为我看到一个一辈子从未进过窑子的人，一个其最大的缺点就是腼腆、羞涩如少女的人，被说成是逛窑子的老手，看到自己被人说成是满身梅毒，可我却从未得过一点这样的病，而且这方面的行家甚至认为我根本得不了这种病。经过反复掂量，我认为只有将这篇诽谤短文拿到我住过最久的那座城市去印行，才能更好地批驳它。于是，我便把它寄给迪舍纳，让他照原样印出来，并加上一条按语，把凡尔纳的尊姓大名点出来，再加上几条短注，以澄清事实。让人印了这篇短文之后，我觉得还不满足，我又把它寄给了好几个人，其中有符腾堡的路易亲王先生，他一向对我很敬重，而且，我当时同他保持通信往来。这位亲王、迪贝鲁和其他一些人似乎不相信凡尔纳会是此词诽谤文的作者，责备我过于轻率地就把他的名字给点了出来。经他们一说，我有所顾虑了，便写信给迪舍纳，让他不要印那篇诽谤文了。居伊写信给我，说是已经抽出不印了。可我并不知道他此话是否当真。我发觉他在许多事情上都谎话连篇的，所以这一次再撒一回谎也不足为奇。从此以后，我便被深深的黑暗给笼罩住了，再也看不到任何的真相。
凡尔纳先生忍受了我的指控，其态度之温和简直令人惊诧，特别是他在先前表现得那么暴跳如雷。他给我写了两三封信，非常克制，我觉得其目的无非是通过我的回信设法弄清我究竟知道多少底细，我是否有什么对他不利的证据。我回了他两封信，很短，很干巴，很生硬，但用词却未失礼貌，他一点儿也没动气。接到他的第三封信，我见他想保持一种通信联系，便没再回他的信了，他又通过迪维尔诺瓦向我作解释。克拉美夫人写信给迪贝鲁说，她肯定那篇诽谤文不是凡尔纳写的。这一切都丝毫没有动摇我的决心，但是，由于我总归也会弄错的，那样的话我就得正式向凡尔纳赔礼道歉，所以我让迪维尔诺瓦捎话给他，如果他能向我指出那篇诽谤文的真正作者是谁，或者起码向我证明那不是他写的，我就将向他赔礼道歉，直到他满意为止。不仅如此，我因深深觉得，不管怎么说，如果我冤枉了他的话，我就无权要求他向我证明什么，所以我决定在一篇比较长的声明中写明我深信是他的种种理由，请凡尔纳不能拒绝的一个仲裁人来加以判断。人们将猜不出我选的这个仲裁人是哪一个——就是日内瓦议会。我在声明的末尾宣称，如果日内瓦议会在审阅了声明，并且做了它认为必要的，而且是它力所能及的成功的调查之后，宣布凡尔纳先生不是那篇诽谤文的作者，那我便立即去向他负荆请罪，直至得到他的宽恕为止。我敢说，我追求公道的热忱、我灵魂的正直与豪迈、我对人人生而有之的对正义的爱的信心，从未像在这篇入情入理而又感人肺腑的声明中表现得那样淋漓尽致，那样跃然纸上，我在其中毫不犹豫地把我最势不两立的敌人们当成了诬蔑者和我的公断人。我把此声明念给迪贝鲁听，他的意见是不要用它，我便没有用它。他劝我等着凡尔纳答应向我提供的证据，我便等着，而且现在还在等。他劝我在等的时候别再吭声，我便默不作声，而且在有生之年也将沉默不语，任人去斥责我把一个严重的、莫须有的、无证据的罪名强加给了凡尔纳。可我内心深处坚信，如同坚信我自身的存在一样地坚信，他就是诽谤文的作者。我的声明在迪贝鲁的手中。万一它能得见天日，人们将在其中看到我所说的种种理由，而且，我希望人们将会从中了解到我的同胞们一直不愿了解的让-雅克的灵魂。
现在该谈一谈我在莫蒂埃的灾难了，该谈一谈我在特拉维尔谷住了两年半，并坚定不移地承受了八个月最卑鄙的虐待之后离开时的情况了。这段不愉快的时期的细枝末节要我清清楚楚地回想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家将可以在迪贝鲁发表的有关的那篇事记中看得到，我在下面将要谈谈这篇事记。
自从韦尔德兰夫人走后，骚动变得更加激烈了。尽管国王连连下诏，尽管邦议会三令五申，尽管领主和当地官员们对我百般呵护，但老百姓就是把我看作是个反基督者，而且眼见怎么鼓噪也无济于事，便终于想动真格的了。我走在路上，石块已开始向我掷来，不过离得稍微远了点儿，还砸不着我。最后，在九月初开始的莫蒂埃集市之夜，我在住处被袭击了，并且危及所有住在宅子里的人的生命。
午夜时分，只听见屋后长廊里哐啷一声响，随后石块便像雨点般地冲着面对长廊的窗户和门砸来，噼里啪啦地落在地上。我的狗是睡在长廊上的，先还在狂吠，后来也给吓得不敢叫唤了，逃到角落里去，又咬又挠板壁，想逃出去。我听见声响便起来了，正要走出卧房到厨房里去，突然一块石头猛力地掷来，打破窗户，飞过厨房，砸开我的房门，落在了我的床脚下。我若是早起来一秒钟，那石头准砸在我的胸口上。我判断那哐啷一声是为了把我引出来，待我一出房门，那块石头正好迎面飞来。我一个箭步蹿进厨房，只见泰蕾兹也早已经起来，浑身筛糠似的朝我跑过来。我俩紧贴着一面墙，避开窗户正面，免遭石块袭击，并商量如何躲避才好，因为跑出去呼救正好让人给砸死。幸好，住在我下面的一个老先生的女仆，听见动静起来了，跑去叫住在我们对门的领主。后者连忙跳下床，匆忙穿上晨衣，立即带上警卫队赶了来。警卫队因有集市，当夜正在巡逻，当时就在附近。领主见被砸得一塌糊涂，脸都吓白了，再一看长廊里满是石头，不禁惊呼：“上帝！成了采石场了！”在察看楼下时，发现一个小院子的门被砸开了，有人想从长廊闯进屋子里来。在研究为何警卫队根本没有发现或阻止骚乱时，大家认为很可能是因为当晚的警卫任务虽然已轮到别的村子了，可莫蒂埃的警卫队却坚持要由他们来巡逻。第二天，领主把他的报告呈送给邦议会。两天后，邦议会下令他调查这一事件，答应犒赏揭发罪犯的人，并为揭发人保密，同时，在破案期间，派人警卫我的屋子和与之相邻的领主的屋子，费用由国王负担。第二天，皮利上校、检察长默龙、领主马蒂内、税务官居约内、司库迪维尔诺瓦及其父亲，总而言之，当地的头面人物全都跑来看我，异口同声地劝我避避风头，至少暂时离开我已无法再安然地、体面地住下去的这一教区。我甚至发现，领主也被这帮暴民的愤怒吓破了胆，生怕他们迁怒于他，所以也很愿意看到我尽早离开，免得他左右为难，而且他自己也可以离开此地——我走了之后，他也真的走了。我让步了，而且都没觉得难受，因为看到百姓们对我的仇恨，我的心都碎了，真也受不了了。
我有不止一条退路可以选择。自从韦尔德兰夫人回到巴黎之后，她给我来过好几封信，谈到一位她称之为“爵士”的沃波尔先生，说他对我表现出极大热情，他还建议我去他的一处庄园。韦尔德兰夫人把这个人处描绘得舒适温馨，把那儿的居住条件和生活起居叙述得极尽其详，足见那位沃波尔爵士是跟她一起商定好这一计划的。元帅勋爵曾一直劝我住到英国或苏格兰去，也向我提供了他的一处庄园作为我的栖身之地。不过，他后来又向我提出一个地方，在波茨坦，在他身边，这对我的吸引力更大些。他最近还告诉过我国王跟他谈起我时说的话，意思是邀请我住到那儿去，而且，萨克森-哥特公爵夫人翘首以待我的到来，竟写信给我，催促我顺路去看看她，在她身边住上一段时间。可是，我对瑞士感情甚深，下不了狠心离开它，只要我有可能在瑞士住下去，我就要利用这段时间来执行我几个月来一直盘算着的一个计划。我因为怕打断我的叙述，对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说一下。
这个计划就是住到圣皮埃尔岛上去，那是伯尔尼医院的产业，位于比埃纳湖中央。头年夏天，我同迪贝鲁徒步远游时，我们参观过该岛，简直被它给迷住了，自那以后，便总是在想有什么办法能在那岛上住下。最大的障碍就是，该岛属伯尔尼人所有。三年前，伯尔尼人曾可耻地将我驱逐出境，所以，除了我的傲岸不容我回到那帮曾经粗暴地对待我的人那儿去之外，我还有理由担心他们在这个岛上比在伊弗东更要让我不得安宁。我曾就此请教过元帅勋爵，他同我的想法一样，认为伯尔尼人会很乐意看到我囿于该岛，作为人质，以使我在将来写东西时有所顾忌。元帅勋爵也曾通过他在科隆比埃府的旧邻斯图尔勒先生就此去试探过他们的态度。斯图尔勒先生找该邦的一些头领谈过，并根据他们的答复，向元帅勋爵保证，伯尔尼人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深为羞愧，正求之不得我能住到圣皮埃尔岛上来，保证不会骚扰我的。为了慎之又慎，我在冒险前去居住之前，又通过夏耶上校再去打听一番，夏耶上校证实了上面的说法。由于该岛税务官从他的上司们那儿已接到允许我住进该岛的许可，我认为自己住到税务官家里就没有丝毫的危险了，因为邦首脑和岛主人都默许了。之所以说是默许，是因为我不能指望伯尔尼的大人先生们会公开地承认他们过去对我的所作所为是不公正的，不能指望他们会如此这般地违背所有权势者的那条最不容侵犯的信条。
圣皮埃尔岛在纳沙泰尔称为上岗岛，位于比埃纳湖中央，方圆有半法里。地方虽然不大，但提供了生活所需的所有主要产物。上面有农田、草场、果园、树林、葡萄园，而且，由于地形起伏不定，整个岛子形成了一个赏心悦目的形状，特别是各个部分无法尽收眼底，一览无余，而是互相掩映，让人以为该岛比实际上更大。岛的西边是一个很高的平台，与格勒莱斯镇和博纳维尔镇遥相呼应。平台上，有一条长长的林荫道，被一个“大沙龙”拦腰切断。葡萄收获季节，每逢星期天，人们便从邻近的岸边聚到这里，跳舞，娱乐。岛上只有一幢房屋，既宽敞又舒适，由税务官住着，位于一个凹处，大风吹不着它。
岛子南边，五六百步开外，是另一个小岛，比它小得多，荒无人姻，就好像是从前被风暴从大岛吹开去的。砾石中，只长有柳树和春蓼，不过，上面倒是有一高高的小丘，绿草茵茵，赏心怡人，该湖状如一个几乎规则的椭圆，湖岸虽不如日内瓦湖和纳沙泰尔湖那么千姿百态，但依然构成一片美景。特别是西岸，人烟稠密，山脚下是一片片葡萄园，几乎与科特-罗蒂（）①相似，只是所产的葡萄酒却大为逊色。由南往北，还可以在西岸看到圣-让大法官辖区、博纳维尔镇、比埃纳以及湖尽头的尼多镇。有一些非常美丽的村庄点缀在这些镇子中间。
这就是我早已为自己规划好的那个退隐处，我决定离开特拉维尔谷之后，便直奔那儿定居。这一选择非常符合我那平静的爱好和孤独而懒散的性格，所以我把它归入我最为醉心的美梦之中。我觉得，在这个岛子上，我将更加与世人隔绝，更可免遭他们的侮辱，更能被他们遗忘，一句话，更可以沉醉于无所用心和沉思生活的甘美之中。我真想将自己紧紧地禁锢在这个岛上，和世人不再来往，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我采取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措施，以便摆脱与世人交往的必要。
关键是生活的问题。在该岛上，食品昂贵，运输困难，因此，生活费用很高，加之还得听那个税务官的摆布。由于迪贝鲁很乐意地同我一起作出了安排，他取代了承揽我的全集而又放弃出版的那伙书商，所以上面的那个困难便迎刃而解了。我把出版全集的所有材料全都交给了他。我负责材料的整理和编纂。此外，我还答应将我的回忆录交给他，让他全面保管我的所有文稿。但我提出了一个特别条件，就是只能在我死后才可利用它们，因为一心想着能安安生生地了却此生，不想让公众再想起我来。这么一来，他负责向我支付的终身年金就足以维持我的生活了。元帅勋爵收回了他的全部财产，主动送我一笔年金，达一千二百法郎，我只是把它减了一半之后才收下的。他想把年金的本金给我，因为苦于无处存放，我没答应，所以他就把它交给了迪贝鲁，此钱仍在后者手中，由后者按他和馈赠者商定的标准支付我终身年金。因此，把我跟迪贝鲁订的合同、元帅勋爵所赠的年金——其中三分之二在我死后支付给泰蕾兹——和我要从迪舍纳那儿支取的三百法郎的年金加在一起，我满可以过上一种体体面面的日子了。不光是对我而言，而且在我死后，对泰蕾兹也是如此，因为我把雷伊付给的年金和元帅勋爵赠送的年金加在一起，给她留下了七百法郎的年金。这样，我就不再担心她没有饭吃了，也无须担心自己会饿死了。但是，我命中注定了不得不拒绝财运和劳动给我送上门来的所有财源，注定了我死时将同在世时一样的穷困潦倒。大家可以判断，人们通过断绝我的一切活路，以迫使我接受羞辱和一直处心积虑地想使我身败名裂的那种种安排，我是否会予以接受呢，除非我是自甘堕落。他们又怎么会料到我在这两者之间将作出的抉择呢？他们始终是以其之心度吾之腹。
生活上放心了，其他方面也就无可忧虑了。尽管我把整个世界让给了我的仇敌们去为所欲为，但我在支配我写作的崇高激情中和我的准则的始终如一中，留下了一个心灵的明证，这一明证与我发自本性的一切行为举止是相应相符的。我无须别的什么辩护来驳斥那些诬蔑我的人。他们可以在我的名下描绘出另一个人来，但他们只能欺骗那些甘愿受骗的人。我可以把我的一生交给他们去从头至尾地进行批判：我坚信，通过我的种种过错和软弱，通过我不堪忍受任何羁绊的性格，人们将总归会看到一个正直、善良、无怨无恨、与世无争的人，一个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更容易忘记别人的过错的人，一个在爱恋温馨的激情之中寻找自己全部幸福的人，一个凡事都实心实意到了不谨慎，到了难以置信的忘我程度的人。
因此，我可以说是辞别了世事，辞别了我同时代的人，永别尘世，将自己禁锢在这座岛上，度过余生。这就是我的决心。我打算在岛上最终实践我想过的那种无所用心的生活的伟大计划，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把上苍赋予我的那一点点活动能力用于这一计划，但徒劳无益。这座小岛将成为我的帕比玛尼（）①，那个人们可以安睡的甜美梦乡：
人们在此更进一步，可以无所用心。
这“更进一步”是我的全部所需，因为我一向很少因不能安睡而抱憾，所以无所用心对我足矣。而且，只要我无所事事，我宁可醒着梦想而不愿睡着做梦。浪漫计划的年岁已成过去，而虚荣并未使我欢悦，只是让我晕头转向，所以我只剩下一个最后的希望，那就是无拘无束地在永存不逝的闲散中生活。这是另一个世界里幸福之人的生活，我从今往后将把它变成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无上幸福。
责备我有那么多矛盾的那些人将又要在这里指责我自相矛盾了。我说过，社交圈子中的无所事事令我对社交场合无法忍受，而我在这里却偏偏去寻求孤独，以追求无所用心。可我正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中间有什么矛盾的话，那是由于大自然使然，而非我本人的过错。其实，这里面极少矛盾，所以我才始终如故。社交场上的闲散简直是要人命，因为那是必须如此的，而孤独中的闲逸则是美不胜言的，因为它是自由自在的，自觉自愿的。在一伙人中间，无所事事便使我苦不堪言，因为我是被迫如此的。我必须或呆坐在一把椅子上，或直挺挺地站在那儿，手脚都不能乱动，不敢随心所欲地跑呀、跳呀、唱呀、叫呀的，甚至连做梦都不敢，有的只是闲得无聊透顶和拘束得痛苦难耐。我被迫去注意听别人说的那一大堆蠢话，那一句句恭维，并且还不得不绞尽脑汁，以便轮上我时，也插上去说说自己的哑谜和谎言。你们把这也叫闲逸吗？这简直是在受苦役。
我所喜爱的闲逸并不是一个游手好闲者的那种闲散，抱着双臂待在那儿凡事不做，而且连脑子也不动一动。而我所爱的既是像孩子似的闲逸，不停地动唤，却什么事也不干，又是一个年迈的胡思乱想者的闲逸，浮想联翩，却动脑不动手。我喜欢忙乎些没要紧的事，凡事都做一下，却一件也做不完。我喜欢任凭脑子的想象跑来走去的，想好的计划随即改变。我喜欢盯着苍蝇看它飞来飞去，甚至想搬开一块岩石，看看下面藏着什么。我喜欢兴致勃勃地从事一项十年方能完成的工作，可是过不了十分钟又毫不遗憾地将它放弃了。总之，我喜欢整天毫无目的、毫无结果地游来荡去，凡事都只是凭着一时的兴头。
植物学是我一向看重的，而且已开始成为我的癖好了，它正是一种闲暇时研究的学问，适宜于填满我闲逸的全部空隙，又不致让我的想象力胡乱驰骋，也不会导致完全无所事事的烦闷。漫不经心地在林中和田野里漫步，机械地这儿摘朵花，那儿折一个枝，随意地拿点什么草叶就放在嘴里咀嚼，千百遍地观察同一件东西，而且兴致永远不减，因为我看过就忘。凡此种种足可以让我度过千万年而不致有片刻的烦闷。不论植物的构造有多么美妙，多么奇特，多么千姿百态，它都不怎么能引起一个门外汉的惊叹，使他产生兴趣。植物结构中的这种虽一贯相似却又有着无穷无尽的变化，只能使那些对植物界已有所了解的人叹为观止。而其他的人，目睹大自然的所有这些宝物，则只能发出一种愚蠢而单调的赞叹而已。他们仔细观察时却什么也看不出来，因为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该看些什么，而且，他们也看不出整体之美，因为他们对于使观察者感到惊叹不已的那种关联、组合间的你依我赖，摸不着门道。我因记性不好，所以一直是处于这种幸福状态之中：因知之甚少，对一切都觉得新鲜，而又因多少有所知而不觉得新奇。此岛虽小，但岛上的土壤却各不相同，给我提供了多样的草木，足够我终生观察和消闲的了。我不愿岛上有一根草是我没分析过的，而且我已在考虑通过大量新奇的观察，写一本《圣皮埃尔岛植物志》了。
我让泰蕾兹带着我的书籍和衣物来了。我们就寄宿在该岛的税务官家里。他妻子有姐妹在尼多，常轮流前来看她，并跟泰蕾兹做伴。我在岛上尝试着一种甜美的生活，恨不得在其中度过此生，而且我对这种生活所发生的兴趣，只能使我更加深切地感觉出马上就将接踵而至的那种生活的苦涩来。
我向来就喜欢水，对水充满激情，一见到水，就会产生一种美不胜言的幻想，尽管常常是没有明确的目标。当天气清朗时，起床之后，我总要跑上平台，呼吸早晨那有益健康的清新空气，放眼眺望这美丽湖泊的远方天际以及湖岸边那令我心旷神怡的山峦。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对其丰功伟绩的静默赞赏更能表达对神明的崇敬的了，这种静默的赞赏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城市居民因只能看见墙壁、街道和犯罪，而很少信仰了。可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些乡民，特别是一些孤独者，竟根本没有信仰。他们的灵魂怎么就不每天每日飘然欲仙地升华成百次，去神往那位令他们惊叹的这些奇迹的创造者呢？对于我来说，特别是经过彻夜难眠起床之后，由于长期的习惯使然，我的心会如此这般地神驰飞升，丝毫不觉思索之苦。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必须使我的眼睛为大自然的美丽景象所吸引。我在房间里很少祈祷，而且没有激情，但是，一看见美丽景致，我便感到激动，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读过一本书，说是有一位贤明的主教，在巡视自己的教区时，发现一位老妪在祷告时，只会哦哦连声，他便对她说：“大娘，您就永远这么祷告吧，您的祷告比我们的好。”这种最好的祷告就是我的祷告。
早饭后，我便极不乐意地匆忙写上几封倒霉的信，热切地盼着根本不再写信的幸福时刻的到来。然后，我便在我的书籍和文稿堆前忙乎一阵，把它们拆开包，整理一番，但根本不去读它们，而这种整理对我来说已经成了珀涅罗珀的活计（）①，给了我片刻的欢悦。随后，我厌烦了，便撇下这活计，把上午剩下的三四个小时用来研究植物学，特别是研究里奈（）②的分类法，我对他的分类法产生了一种难以摆脱的激情，甚至在感到它空洞无物之后亦然。我认为，这位伟大的观察家是除了路德维希（）③之外，到目前为止唯一以博物学家和哲学家的眼光看待植物学的人。但是，他用在标本室和花园中研究的时间太多，而大自然中研究得就不够了。而我则把整个岛子当作大花园，一旦我需要观察什么或验证一下观察，我便夹着书本跑到树林中或草地上去，躺在要研究的那种植物旁边的地上，从容不迫地仔细研究它生长的情况。这种方法对我帮助很大，使我在植物经人工培育和改变性质之前，能了解到它们的原本状态。据说，路易十四的首席御医法贡能完美无缺地说出并了解御花园中的所有植物，到了乡下却无知透顶，全不认识了。而我则正好相反，我对大自然的东西都知道一些，对园丁栽培的则一无所知。
下午的时间，我全部为我那闲散而不经心的性情所支配，任随一时心血来潮而毫无定规地行事。风平浪静的时候，我常常一扔下饭碗就独自跳上税务官教给我用单桨划的一叶小舟上去，一直划到湖中央。我在泛舟的时候，产生一种快乐，简直要浑身发颤了，可我说不出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只是有着一种也许是暗自庆幸逃出了恶人魔掌的感觉。然后，我便独自在这潮中荡漾，有时划近岸边，但从不登岸。我常常任随小舟让风吹水涌，自己则毫无目的地沉思遐想，虽然想得蹊跷，但不乏其温馨。我有时还心有所动地呼喊起来：“啊，大自然！啊，我的母亲！我现在就只在你的守护之下了，这儿绝没有诡谲奸佞之徒横亘在你我之间。”我就这样远离陆地有半法里之遥，真恨不得此湖能是一个大海洋。然而，我可怜的狗却不像我那么喜欢久久地待在水上，为了让它开心，我通常是有一个荡舟的目的地，那就是登上那个小岛，在上面漫步一两个钟头，或者躺在土丘顶上的草地中，尽情地观赏那湖及其周围景致，仔细观察研究我身边的所有花草，并且像鲁滨孙那样，为自己在这座小岛上建造一个想象中的居所。我对这个小土岗情有独钟。当我可以带着泰蕾兹和税务官夫人及其姐妹们来这里时，我因能成为她们的船夫和向导而多么自豪啊！我们还煞有介事地带了一些兔子来，好让它们在此繁衍后代，这对让-雅克来说，简直像是在过节一般。这一群小动物使我觉得这座小岛更加情趣盎然了。自此以后，我便更加经常地往那儿跑，而且兴趣越来越浓，想寻找到新居民繁衍的踪迹。
除了这些消闲之外，我还有一种消遣，它使我回忆起沙尔麦特的那段甜蜜的生活，是季节特别赏赐我的。那就是收获蔬菜水果的田野上的劳作，泰蕾兹和我以能同税务官夫人及其全家一起劳动而感到快乐。我记得，有一位名叫基什贝尔格先生的伯尔尼人前来看我，见我骑在一棵大树上，腰间系着一只大口袋，已经装满了苹果，动弹不了了。我对这次相遇以及另几次类似相遇并不觉得难堪。我希望，伯尔尼人目睹我是如何安排闲暇时光之后，别再想着打扰我的安宁，让我在孤独之中能安安生生的。我真恨不得能被他们的意志而非自己的意愿给囚禁于这种孤寂之中，那我也就可以放心，无须看到自己受人惊扰了。
这又是我的一个自白，是我预先就深信读者们不会相信我的自白中的又一个。读者们始终冥顽不灵地在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判断我，尽管他们在我整个一生中，不得不看到在我的内心中有成百上千的感受与他们的毫不相同。更蹊跷的是，他们一方面拒绝承认我有着他们所没有的好的或不好不坏的种种感情；另一方面却始终在把坏到极点、他们明知凡是人都不会有的那种坏的感情强加在我的头上。于是，他们觉得只要将我放在与大自然相矛盾的地位上，只要让我变成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怪物，就万事大吉了。他们一旦想糟践我，就会觉得任何荒诞无稽的事都是可以相信的，而要是想往我脸上贴金，又觉得没有什么离奇之事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他们会怎么认为或怎么说，我反正仍旧要继续把让-雅克·卢梭的为人以及他的所思所为如实地展现出来，对他的感情、他的思想之特殊不加解释，不作辩解，也不去研究别人是否与他想的一样。我在圣皮埃尔岛如此如意，在岛上生活对我又极其合适，所以我把所有的欲望都倾注于该岛上，决计绝不再走出此岛。我必须去附近拜访，必须去纳沙泰尔、比埃纳、伊弗东、尼多，这已经使我一想起来就疲惫不堪了。我觉得在岛外度过一天就折去我一天的幸福，而走出此湖范围对我来说则犹如鱼儿离开了水。再说，往日的经验已使我不寒而栗。随便什么好事只要一使我心满意足，就足以让我做好失去它的准备，而在此岛上了却一生的那种急切盼望则与担心被迫离开的恐惧相伴相随。我已经养成习惯，晚间去湖滩上坐坐，特别是当水大浪急的时候。看着浪涛在我脚下拍击，我感到有一种奇特的快乐。它使我联想到尘世的喧嚣和我的居处之宁静。这么一想，我有时便不觉动容，甚至感到泪水从眼眶中溢出。我深情地享有着的这种宁静只有怕失去它的不安心情才会扰乱它，但那不安十分强烈，以至于破坏了这种宁静的甜美。我深感我的处境朝不保夕，所以不敢过于奢望。“啊！”我暗自思忖，“我真恨不得用我根本就不想要的那种离开此地的自由去换取能够永远留在这里的保证啊！我真想被强迫留在这里，而不是受人恩泽被容留于此啊！仅仅是想容留我在这里的那些人每时每刻都能把我从这儿赶走，因此我还能指望我的那些迫害者见我在这儿很幸福而让我继续幸福下去吗？啊！只许我在此生活是不够的，我希望人们能判处我住在此处，我希望被迫居于此地，而不致被迫搬走。”我以嫉羡的目光看了看幸运的米舍利·杜克莱，他安静地待在阿尔贝城堡中，只要想幸福就幸福。最后，由于我总是这么瞻前顾后，老是为令人不安的预感所困扰，总觉得新的风暴随时都有可能向我袭来，所以我竟然希望，而且是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激情希望，人们别只是容忍我住在该岛，而是把它当成我的终身监狱。而且，我可以发誓，我会以最大的喜悦去把牢底坐穿的，因为我无限希冀在岛上度过余生，而不愿遭受到被驱逐出去的危险。
这种恐惧不久就成了事实。在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时候，却收到尼多的大法官先生的一封信。圣皮埃尔岛正是在他的管辖之下。他在信中以邦议会的大人先生们的名义下令我离开该岛，并离开他们的辖区。我读着此信恍如做梦一般。没有什么能比这道命令更不合情理、更莫名其妙、更出乎意料的了，因为我原以为自己的预感只不过是惊弓之鸟的胆战心惊而已，并没把它视作可能会有丝毫根据的一种预见。我曾采取种种措施以确保自己有当局的默许，人们也已让我安然地搬来岛上，好几个伯尔尼人以及对我友情深重、厚礼相待的大法官本人都曾来看望过我。季节转凉，驱逐一个风烛残年之人是极其残酷的。凡此种种，都使我同许多人一样认为，这道命令中有所误会，而且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是专门挑选收获葡萄的忙季和参议院一小撮人正在休会期间，出其不意地给我这个打击的。
我一气之下，差点儿立即拂袖而去。可是，往哪儿去呢？严冬将至，既无目的地，又无准备，既无车夫，又无马车，如何是好呢？除非把文稿、衣服、什物，统统撇弃，否则就得要时间整理，而命令里又没说是否给我留有时间。灾难的连绵不断已使我力虚气馁了。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我天生的傲岸已不得不在压力面前屈服了，而尽管心里愤愤不平，却不得不低三下四地请求宽容时日。命令是格拉芬列先生下达给我的，所以我便请他代为转达。他给我的信表明他极不赞成这道命令，他在下达此命令时是万分遗憾的，并且他的信中充满了痛心疾首和钦佩敬重的表示，我觉得这等于是在委婉地邀请我跟他敞开自己的心扉。我真的这么做了。我甚至深信，我的信会让那帮不义之人睁开眼睛，看到自己的残暴，深信他们即使不收回这个如此残忍的成命，至少也会给我留下一个合情合理的期限，也许让我熬过冬天，以便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选好退避之所。
在等着回信的时候，我开始考虑我的处境，思索我该采取什么决定。我看到方方面面困难重重，感到忧心如焚，而且此刻身体又极差，所以我完全泄气了。结果，使我脑子里残存的那一点点智慧也丧失殆尽，无法对我的悲惨处境作出最好的抉择。无论我躲到哪里去，显而易见的是，我无法逃脱人们为驱逐我而采取的两条道中的任何一条：一条是通过背地里的活动煽动群氓来反对我，另一条是公开地把我撵走，不说明任何原因。因此，我无法指望有任何一处安全的退避之所，除非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可我的身体和严冬季节似乎又不允许我远走他乡。思来想去，我又回到了我刚才考虑的那种种想法上来，所以我斗胆地去希望，去提议，让人家还是把我永远监禁起来为好，免得我被从我可能选中的避难之所不停地被人驱来赶去，满世界地漂泊无着。我第一封信寄出之后两天，又给格拉芬列先生写了第二封信，请他代我向诸位大人先生转达我的提议。对我的这两封信的答复竟是一道措辞最明确、最严厉的命令，限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该岛以及该共和国的所有直接和间接的领土，永不许返回，否则定严惩不贷。
此时此刻，我真是进退维谷。我后来也曾遇到过更大的焦虑，却从未遇上比这更大的困难。不过，最让我伤心的是，我不得不抛弃我那在岛上过冬的美好打算。现在该补叙一下这件命中注定的逸事了。此事让我的厄运走到了极点，并且也连带着把一个不幸的民族同我一起拖向垮台，而这个民族的许多刚刚萌发的美德本来是会使之有朝一日可与斯巴达和古罗马相提并论的。
我曾在《社会契约论》中谈到科西嘉人，认为他们是一个崭新的民族，是欧洲唯一可立法图治的未曾衰竭的民族，而且，我明确指出，如果这样的一个民族有幸能找到一位贤明的导师的话，人们应对它抱有极大的希望。我的这本书有几个科西嘉人看到了，他们对我谈论他们时的赞扬态度深为感动，而他们正好在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共和国，所以他们的领袖们便想到就此重大事业向我征求看法。一位名叫布塔弗柯的先生，出身当地的一家望族，是驻法王家意大利团的上尉，曾就此事写信给我，并向我提供了好几份文件，是我为了解该民族的历史和当地情况而向他要的。保利（）①先生也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我虽说是感到这样的一项大事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但是，我认为，当我能获得为此所需的一切材料之后，我一定会辅佐他们完成如此伟大而壮丽的事业的。本着这种想法，我给他俩回了信，而且这种通信来往一直持续到我离开圣皮埃尔岛为止。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听说法国派兵进驻科西嘉岛，同热那亚人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和这次派兵使我焦虑不安。我虽没有想到我会同所有这一切有什么关系，但我感到为一个民族立法兴邦是需要绝对地平静无扰的，可此时此刻该民族也许眼看就要被征服了，再这么做就未免既不可能又失之荒唐了。我没有向布塔弗柯先生隐瞒我的种种不安，可他信誓旦旦地叫我放心，说是如果该条约中有些违背他们民族自由的东西的话，像他这样的好公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去为法国服务了。的确，他要为科西嘉人立法的那种热情以及他同保利先生的亲密关系，使我对他不可能产生任何的怀疑，而当我听他常去凡尔赛和枫丹白露，跟舒瓦塞尔先生有些联系时，我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对法国宫廷的真实意图确有把握，可他在信中只是对我作了暗示，并不想挑明。
这一切让我的心部分地踏实了。然而，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法国为什么要派兵，也闹不懂他们去那儿怎么会是为了保卫科西嘉人的自由，因为科西嘉人完全有能力独自反抗热那亚人，所以我心里总不能完全踏实，也不能在掌握确凿证据，证明这一切并不是别人在耍花招嘲弄我之前，就一下子插手那件拟议中的立法工作。我真恨不得立即见到布塔弗柯先生，那我就可以真的摸清情况了。他也让我觉得他也有此愿望，因此我便焦急不安地等着与他相见。至于他是否真的有此打算，我不得而知，但是，即使他真有此打算，我因灾难重重也不可能对他有所帮助的。
我越是考虑这项拟议中的工作，对自己手中的那些材料就越是研究得仔细，而且也越是感到有必要去实地考察要立法的那个民族、他们所居住的那片土地以及所有一切这个立法必须与之相适应的关系。我日益明白，离得老远是不可能掌握引导自己的那些必不可少的真知灼见的。我把这层意思写信告诉了布塔弗柯，他也有此同感。诚然，我并没完全下定决心前往科西嘉岛，但我已就这次旅行的办法大大地考虑了一番。我把此事同达斯蒂埃先生谈过，他以前曾在该岛，在马耶布瓦先生手下供过职，对它应该很了解。他苦口婆心地劝我放弃这一打算，而且我也承认，他对我描述的科西嘉人以及那地方的可怕情景，大大地冷却了我那想去他们中间生活的欲念。
但是，当我在莫蒂埃深受迫害，想到离开瑞士时，这种欲念又复活了，盼着最终能在这帮岛民中间找到人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让我得到的那种安宁。只是有一件事使我对此行感到发怵，那就是我一向不适应并且厌恶紧张的生活，而若去那儿，则必须过这种生活。我生就是喜欢独自一人从从容容地进行思考的，而不惯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或说或做或处理事务。大自然赋予了我前一种才能，也就拒绝给予我后一种才能。可我感到，我一到科西嘉岛，即使不直接参与公众事务，我也不得不被岛民们的热情所裹挟，而且常常要同他们的领袖们议事。我此行的目的就要求我不是去寻找退隐之所，而是去到民众中搜集我所需要的情况。很明显，我将支配不了自己，将不由自主地被卷进我生就不习惯的旋涡中去，过一种完全有悖于我的兴趣的生活，而且，我在其中的表现将要让我倒霉。我预见到，我的出现反而使科西嘉岛人失却我的著作使他们产生的对我能力的信任，我将在他们中间威信扫地，他们对我原先抱有的信赖将化为乌有，这对我、对他们都是个损失，而我若失去他们的信赖，就无法圆满地完成他们期待于我的工作。我深信，我如此不自量力，对他们来说，我将变得毫无用处，自己也将痛苦不堪。
好多年来，我一直被形形色色的风暴折磨着，打击着，迫害不断，四处奔命，弄得我疲惫不堪，我极其需要休息，而我的那些野蛮的敌人偏偏存心不让我得到休息。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得到那种温馨的闲逸，得到我梦寐以求的那种身心的恬静。自打我从爱情和友谊的幻梦中醒悟过来之后，我就一直神往着这种无上幸福。我恐惧地想着我将要去从事的工作，去投身其中的那种纷繁喧嚣的生活。如果说目标的伟大、壮丽和意义在激发我的勇气的话，那么我无法身体力行，无法顺利地完成使命则使我完全泄了气。即使独自殚思竭虑二十年，也比不上在人和事的纷扰中待上半年所耗的精力大，况且还肯定是一事无成。
我想到一个权宜之计，我认为它可以照顾到方方面面。我无论躲到何处，我的那些暗中的迫害者都要用阴谋来对付我，而我看到，只有科西嘉岛能使我在我的晚年得到迫害者们所不愿让我在任何地方得到的那种安宁，所以我决心按照布塔弗柯先生的指示，一旦有可能，就上科西嘉岛去。但是，为了能在那儿安静度日，我决计至少在表面上要拒绝立法工作，只限于就地写一写科西嘉岛人的历史，权作对他们的殷勤好客的一种报答。不过，如果我看出成功的端倪的话，我也会悄无声息地搞点必要的调查，以便对他们有所助益。我希望就这样一开始并不介入，能够暗地里更加从容不迫地思考出一个可能适合他们的计划来，这样既不用过于抛却我所珍爱的孤寂，也可使我不必受到一种我无法忍受也无力应付的生活的限制。
但是，就我的处境而言，此行并不容易实现。根据达斯蒂埃先生跟我谈的情况，我在那儿大概连最简单的生活用品都找不到，只好自己带去，所以必须将内衣、外衣、锅碗瓢盆、纸张、书籍等一应物品全都随身带着。为了带着我的“女总督”去那儿安家，就必须翻越阿尔卑斯山，拖着一大堆行李物品，走上二百法里，还得穿过好几位君王的疆土。而且，就全欧洲的那副腔调来看，我必须在受到种种磨难之后，准备好到处碰到阻碍，看到每个人都会以给我新的贬损为荣，看到人人都会在我身上践踏国际公法和人道的准则。这样的一次远行，其花销之大，旅途之劳顿及危险，迫使我事先考虑好，仔细掂量种种困难。一想到我这么一大把年纪，终于落得个单寒羁旅，孤立无援，举目无亲，任随如达斯蒂埃先生所描绘的那个野蛮而凶残的民族的摆布，这就迫使我在付诸执行之前，将这一决定好生地考虑一番。我急切地盼着布塔弗柯先生让我期待的会晤的到来，等着晤谈的结果，以便完全打定主意。
我正这么举棋不定的时候，莫蒂埃方面的迫害到了，逼得我只好亡命。我并未准备好长途跋涉，特别是前往科西嘉岛。我一直在等着布塔弗柯先生的消息，所以便躲到圣皮埃尔岛上去了。如我前文所述，入冬时节，我便被从那儿赶了出去。阿尔卑斯山当时大雪覆盖，使我的这次迁徙不能实现，特别是限期又是那样紧。说实在的，这样的限令之荒唐本身就使它无法执行，因为要从这四面环水的孤岛出去，而且限期只有二十四小时，要找船寻车才能离开岛子和整个国土，即使是长了双翅，也难以办到。我写了一封回信给尼多的大法官先生，把此情此景禀告了他，随后我便离开了这个无情无义的地方。这就是我怎样抛弃了我那心爱的计划，怎样在颓丧之际未能获准让人就地管制，便应元帅勋爵之邀，决定前往柏林，把泰蕾兹留在圣皮埃尔岛过冬，把衣物、书籍留了下来，而且还把文稿存于迪贝鲁手中。我就这样抓紧忙乎，以致第二天一大早便离开了岛子，到达比埃纳时，天尚未过晌午。由于一件意外的事，我差点儿在比埃纳便结束了我的行程，此事不得不叙述一下。
左邻右合的人风闻我被勒令离开隐退之所，便立即蜂拥而来，特别是伯尔尼人。他们以可憎可恶的虚情假意讨好我，安慰我，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人家是趁着假期和参议院休会期间草拟和下达这道命令的，他们说二百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对这一命令愤愤不平。在这一大堆安慰者中，有几位是从比埃纳市来的（比埃纳市是伯尔尼邦中的一个飞地，是个小自由邦），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名叫韦尔德迈，是该城的第一大名门望族，在这座小城中享有最大威望。韦尔德迈以他同胞们的名义，竭力地劝说我在他们中间选择一处退隐之所，并向我保证，他们殷切地希望能在那儿接待我，说是让我忘掉我所遭受的迫害是他们的一个光荣和义务，让我在他们中间无须害怕任何伯尔尼人的影响，说比埃纳是一座自由城市，不听任何人的号令，所有的公民都万众一心，绝不听从任何于我不利的请求。
韦尔德迈见说不动我，便找了好几个人相帮，有的是比埃纳的，有的则是附近地区，甚至伯尔尼的，其中就有我已提及的那个基什贝尔格，他从我隐退瑞士时起便在寻我，而他的才气和准则也使我对他饶有兴趣。不过，比较出乎意料而且更有决定意义的，是法国使馆的秘书巴尔泰先生的劝说，他同韦尔德迈一道来看我，再三敦促我接受他的邀请，他所表现的对我的那番热切而好心的关怀令我甚是惊讶。我根本就不认识巴尔泰先生，可我看他说的话倒是情真意切，看得出他是真心实意地在规劝我去比埃纳定居。他向我夸大其词地把该城及其居民赞扬了一番，他同居民们亲密无间，有好几次在我面前称呼他们为他的父老乡亲。
我原先有着种种推测，经巴尔泰这么一来，我便乱了方寸。我曾一直认为舒瓦塞尔先生是我在瑞士遭受的种种迫害的幕后主谋。驻日内瓦的法国使节的行为、驻索勒尔的大使波特维尔的行径都完全证实了我的这种怀疑。我看得出，我在伯尔尼、日内瓦、纳沙泰尔所遭受到的一切，都是法国在暗中作祟，而且，我不相信我在法国除了舒瓦塞尔公爵一人而外会有任何强有力的敌人。因此，我对巴尔泰的来访以及他对我的命运所表现出来的好心关怀能作何感想呢？我的一次次磨难并未毁灭我心中自然存有的那种对人的信任，而且经验也未曾教会我随处看到爱抚之中藏着陷阱。我惊奇地寻思巴尔泰的这番好意的缘由，我并不傻，会以为他是主动这么干的。我在其中看出他在招摇过市，矫揉造作，说明他藏有祸心，而且我根本就从未在这帮小幕僚身上发现我处于类似职位上时心中常常沸腾着的那种不屈不挠的豪情。
我以前在卢森堡先生家曾多少认识点波特维尔骑士。他对我也曾表示过一点美意。自从他就任大使之后，他也表示过还记得起我，甚至还邀请我去索勒尔看他。我尽管没有去，但对他的邀请深为感动，因为我不习惯受到身居要职的人如此客气地对待。因此，我猜测波特维尔先生在日内瓦事件上是被迫遵旨办事的，可他对我的不幸深表同情，特殊照顾我，给我安排了比埃纳这个隐蔽之所，以使我能在他的庇护下安静地生活。我对这种关心非常感动，但不愿接受，而且我已下定决心前往柏林，热切地希望与元帅勋爵相会的时刻到来，深信只有待在他的身边，我才会觅得真正的安宁和持久的幸福。
当我离开岛子的时候，基什贝尔格一直把我送到比埃纳。我在那儿见到了韦尔德迈和其他几位伯尔尼人在渡口迎候我。我们一起在客栈里吃了午饭。我到后首先想到的是让人找一辆马车，想第二天一早就走。午饭时，这帮先生们又一再挽留，让我在他们那儿住下，其言辞之恳切，情义之深重，使得我那颗从来就经不起好言相劝的心，尽管主意已定，仍不免被他们给说动了。他们一看我动心了，便更加执意挽留，以至于我终于被说服了，同意在比埃纳，至少待到来年春天。
韦尔德迈立即忙着为我找住处，找到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小房间，还把它吹得天花乱坠。小房间是在四层的后楼，对着院子，院里满是皮货商晾着的臭烘烘的麂皮。屋主是个矮个子，一脸猥琐相，还挺狡诈。第二天我就听说他是个浪荡子、赌棍，在这一带臭名昭著，既无妻子儿女，也无男仆女佣。我虽身居世上风景最佳之地，却是凄凉孤独地囿于陋屋之中，不几天就非把人给憋死不可。尽管人家对我说居民们如何企盼我的到来，可我最为忧伤的是，走在街上，却看不出他们在态度上对我有丝毫客气的表示，看不出他们的目光中有丝毫亲切的神情。可我已下定决心留下来了，这时候，我听说而且第二天便看到、感到该城正在冲着我酝酿着一场可怕的骚乱。好几个献殷勤的人卖乖讨好地跑来告诉我，第二天就将对我下达最严厉的命令，命我立即离开该邦，也就是说离开该城。我没有任何人可以信赖的，所有那些曾挽留我的人都作鸟兽散。韦尔德迈无影无踪了。我也不再听说起巴尔泰了，而且，他在我面前吹嘘的那些父老乡亲似乎也没对我有所关照。有一位名叫伏特拉维尔的先生是伯尔尼人，在该城附近有一幢漂亮的房子，他倒是主动提出让我去避避风头，据他说，他希望我能躲过被人乱石砸死。虽然如此，但我并不觉得他的提议可取，我不想继续在这个“好客”之邦久留了。
然而，这么耽搁，三天过去了，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伯尔尼人限我离境的那二十四小时。我深知他们心狠手辣，正不知他们在我通过该邦时会如何刁难，适值尼多的大法官先生前来，为我解了围。由于他极不赞成那帮大人先生的粗暴行径，而他平素又豪爽仗义，所以认为应该公开表明他丝毫没有插手这事，并且毫无惧色地走出自己的司法辖区，跑来比埃纳拜访我。他是我临走的头一天来的，而且并不是微服私访，而是故意张扬，官服正襟，坐着专用马车，带着自己的秘书，并给我送来一份以他的名义签发的护照，好让我从容不迫地通过伯尔尼邦，不用担心有人刁难。他的来访比护照还要让我感动。即使他拜访的不是我而是别人，我也会为此而感动不已的。为呵护一个无端受压的弱者而如此勇敢，在我心中留下了强烈印象，远非其他任何事情可比。
最后，我好不容易雇了一辆马车，第二天清晨，在荣幸地见到该来的代表们之前，甚至在见到泰蕾兹之前，我便离开了这片嗜杀成性的土地。当我以为要在比埃纳住下时，我曾写信告诉泰蕾兹，让她前来会我，可我已来不及写几句告诉她我已新灾难临头了。大家将在我的第三卷（）①——如果我还有力量写的话——中看到，我是怎么原以为要去柏林，而实际上却去了英国的。看到那两位一心要摆布我的夫人，施尽阴谋诡计，把我从她们鞭长莫及的瑞士赶走之后，又是怎样成功地把我送到了她们的朋友手中的（）②。
在我把这部作品读给埃格蒙伯爵先生和夫人、皮尼亚泰利亲王先生、梅姆侯爵夫人和朱伊涅侯爵先生听的时候，我加了下面的一段话：
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有谁知道一些与我刚刚叙述的相反的事的话，即使他们是历经千百次证实的，那也都是些谎言和骗局。而如果他们拒绝在我活着的时候同我一起把这话弄个一清二楚，查清究实，那他们就是不爱正义，不爱真理。而我则敢大声地、无所畏惧地声明：无论是谁，连我的作品都没读过，仅凭自己的眼睛就将审视我的天性、性格、道德、志向、乐趣、习惯，并将认为我是一个不正直的人，那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扼杀之人。
我读完之后，众人鸦雀无言。只有埃格蒙夫人，我觉得她挺激动的样子，她明显地在颤抖，但很快便镇定下来，同在座的所有人一样，缄默不语。这就是我从读我作品和所作声明中得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