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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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关键时刻

    人生旅途时不时地、不知不觉地会出现关键时刻，像里程碑一样，令我们充满了压抑和敬畏之情，即便是最信奉上帝和最迷信的人有时候也无法觉察它们的出现。人生的关键时刻往往伪装成最普通、最常见的事，像一个电话、一封信、一次采访、一个偶然的建议、在火车站的一次几分钟的谈话。不过正是因为关键时刻的出现，人生突然凝练成全新的一页，徐徐打开。“您还记得给我写过一封信，给我提出的建议吗？”有个人那天跟我说，“您的那封信是我人生的转折点。那时，有人建议我去苏格兰，这时您给了我建议，我采纳了，它使我的生活从此丰富多彩。”在巴勒姆最近出版的精彩传记中提到有一次他去圣保罗大教堂（注：伦敦著名的大教堂，戴安娜王妃曾在此举行婚礼）的院子里散步，遇到一位朋友，手里拿着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要邀请一位乡村牧师代表出席圣保罗教堂的小牧师会。这位朋友猛然想起巴勒姆先生是位合适人选。自然而然，巴勒姆这位伟大的幽默大师加入了都市牧师会。我不太清楚巴勒姆那时是否在家度假。在本章还谈到另外一个幸运儿悉尼·史密斯。他们确实在伦敦找到了好位置，比在乡间当牧师好多了。史密斯时而情绪高亢，时而消沉低落，命运时好时坏，但命运女神还是眷顾他的。巴勒姆粗心大意最终毁了自己的一生，没有什么比他的结局更凄惨的了。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小个子年轻人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刻苦读书。似乎他这辈子最好的结果就是在经济学校当个看门人了。他吸引了另一个看书的先生的注意。这位先生介绍他去牛津读书。他在牛津拿到学位后立刻找到了一份年薪一千镑的工作。我很遗憾地说，像他这样聪明的年轻人，这也许并不算是真正的成功。还有个人在山野牧马，邂逅了一位大学时的老同学。那位老同学是个贫穷的副牧师，衣衫褴褛、沮丧悲观，他不想再在英格兰待下去了，打算出国闯荡闯荡。自己在家乡似乎已经根本没有任何升迁的可能性，他听说在欧洲一个偏远的地方有个卑微的牧师空缺。可巧英国大使来到这个小镇上，很欣赏这位副牧师，遂成功地帮他在英格兰优先升了职。

    在这些机缘巧合的故事中，习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时刻像机遇一样悄然而至，那么又该如何对待和利用关键时刻呢？也许关键时刻并不能和机遇等同起来。我们的头脑中是有定式思维的，它是习惯性形成的。当情况突然要求一个人做出决定的时候，他首先会本能地想想过去的事情。他所做的决定一定和他的基本习惯相一致。人要花好多年的时间训练自己如何解决出现的问题，焦急地等待人生机遇并充分地利用它。

    那个叫作简·爱（注：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人物，与小说同名）的小姑娘的故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越是孤独，越是没有朋友，越是没有生路，我越要尊重我自己。我会遵循上帝的旨意、行为的操守。我会坚持我心智健全而非疯狂痴癫时的理念，正如我现在一样。没有诱惑，我也会同样坚定地执着于信仰；环境再苦再难，我也要坚定信仰，灵魂和肉体绝不会垮掉、倒掉。我的灵魂和肉体是如此执着、纯洁。如果为了个人安逸，放弃信仰，那么信仰的价值又何在？我一直相信信仰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不相信，那只能是因为我疯狂痴癫。我浑身热血沸腾，我的心狂跳不已，脉搏混乱。此刻，我坚信我以前的想法、以前的决心，我更加坚定了。”

    习惯的作用很大，此刻就是唯一的机会、无价的机遇。人生中的每个行为都会遵从一定的原则。当关键时刻悄然到来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来得正是时候。

    停下，让现在停下吧，

    在它的翅膀上打下智慧的印记，

    你要好好掌控，像

    记载中的仁慈的老族长

    紧紧抓住飞纵即逝的天使，赐予你幸福！

    当一个人第一次结交上挚友，高山流水觅知音，一见如故，他们的友情使两个人的后半生都变得丰富多彩，这是人生多么精彩的华章啊！一般人把爱情看作是人生大事，不过友情也许更恒久、更伟大。当一个人年轻时，脑子里满是活跃、纷乱的思绪，似乎时刻等待着关键时刻的到来，等待着那神圣一刻的感染和升华。当你刚刚从学校毕业，满脑子都是对生活的积极的、知性的追求，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位名人，并为他的魅力所吸引。这样，你一生中最精彩的时刻就到来了。你天生艺术品位绝佳，结识了一位艺术家，就此走上艺术坦途。你喜欢写作，有高人名师指导你的兴趣爱好，让你随便阅读他丰富的藏书，从此你成了一名作家。也许你天生喜欢机械发明，有些高级工程师很赏识你，给你解释了机器原理，你后来还真成了机械师。这是高尚的友谊发掘了你的天分，将你领入到新的知识领域，在你事业刚起步的时候形成飞跃性的转折点。谢尔本勋爵谈起他曾拜访年长的梅利斯舍伯：“我曾到过很多地方，但我从未像现在这样被一个人深深影响。如果我能在一生中有所建树，那也是因为时时回忆梅利斯舍伯先生，是他鼓舞了我的灵魂。”“我总记得，”弗拉克斯曼说，“罗姆尼在我小时候就注意到了我的作品，而且很欣赏。是他引导我走上艺术之路，我很感激他的友谊和帮助。”

    早年的学术机遇像其他人生事件一样深深印刻在年轻人的记忆中。当你年轻时，第一次写出一首诗，总会抑制不住地高兴，因为你感受到自己有种新的力量。当你第一次学会游泳、画画，第一次站出来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说，你同样会难以克制地兴奋。当你回想起第一次读《天方夜谭》《鲁滨孙漂流记》和麦考利的图画书，或狼吞虎咽、如饥似渴地读斯科特和狄更斯的作品，或赶时髦一样读坦尼森的诗歌时，是多么欣喜若狂啊！毫无疑问，喜欢读什么样的作品决定了你是成为艺术家、旅行家还是博物学者。我记得年轻时在牛津读书，学校发给我们三本书，对我们影响很大。恐怕是我自己没有把书读透，没有做到物尽其用，但它们仍然对我帮助很大。我会永远感激教导嬷嬷是怎样指导我看这些书的。阿诺德博士犹豫不决，不知道该让儿子上牛津还剑桥，我也很理解。可爱的“老亚”（注：亚里士多德）帮他做了决定。他不能容忍儿子不去上牛津的哲学课。我粗略读过亚里士多德的书，但印象不深。那时候，我学的只有道德课。但当我第一次读柏拉图的《论共和》，再配上乔伊特先生的课上讲解，一个崭新的无上世界展现在我面前。还有我国作家的两部作品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就是众所周知、广泛引用的巴特勒的《论类比》和培根的《新推理法》。如果说牛津没教会学生别的，它至少教会了学生如何仔细地通读书籍。我很高兴将这个临别赠言赠给你们，我聪明、优秀的读者们。你要是读过奥尔福德的希腊语版《圣经》的头两章，将极大地帮助你理解和明白《圣经批评》。一个极端自负的牛津大学生说：“普通人生发生的一些大事，像遭遇了大火，在莱茵河里溺水，在山间迷了路，发了高烧，坐火车被甩出了车厢，看见女王本人，等等，都不能和在牛津阅读伟人的经典书籍相比，那才是真正激动人心、终生难以忘怀呢！”

    灵魂与灵魂碰撞会擦出火花，虚心学习的人遇到悉心教导的人会产生丰硕的成果。也许没人能像阿诺德博士那样对年轻人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新近出版的《主教科顿的一生》中讲到他曾在大城市拉格比当副校长的事。在《汤姆·布朗的校园生活》一书中，他被称为“年轻的校长楷模”。该书的传记作者说：“这次任命对他后半生的影响难以估计。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推他的导师阿诺德博士对他人格的影响和教育。阿诺德博士对科顿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空前绝后的。后来，科顿自己经历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其他人或其他学校的思想魅力也渐渐淡化了阿诺德博士对他的影响，但阿诺德博士的影响始终存在。”这也确实说明了阿诺德博士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不过科顿是在自己的世界观形成后，并且还没有受其他什么影响前就接触到阿诺德博士的。弗朗西斯·威廉姆·纽曼先生在他的《信任的阶段》一书中，极为生动、有趣地描述了他碰见过的各种各样的人，是他们帮助他形成了个人观点。有一次，纽曼动身去巴格达（注：伊拉克首都），很显然，他的目的是要皈依异教徒。可结果是异教徒使他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这件事是纽曼一生的转折点。他说：“在阿勒颇（注：叙利亚西北部一城市，位于土耳其边界附近）的时候，有一天，我和一个伊斯兰教的木匠谈起宗教问题，他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想做的事情很多，最想做的就是让他和周围的人放弃他们信仰的宗教，让他们相信他们虔诚信奉的福音书不过尽是些胡编乱造的东西。我觉得自己虽然尽了全力，但很难说得清，但那个木匠听得却很认真。渐渐地，我有信心说服他了。他耐心地听着，直到我全部讲完，然后他开了口，大意是这样：先生请让我告诉您，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给了你们英国人太多的恩惠。大船是你们造的；小刀是你们做的。你们还能纺出棉花做出漂亮的衣服；你们有富有的绅士和勇敢的战士；你们能书写、会印刷，很多知识书籍，像字典和语法书。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惠。但有一样东西上帝没给你们而是昭示给我们，那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宗教。只有真正的宗教才能解救人们于苦难。他完全不理会我的观点（也许我的观点对他来说是对牛弹琴），简单明了地反驳了我，让我无话可说，但又觉得挺有意思。可是，我想得越多，越觉得他说的话有意义。他就像一个卑微的基督徒对不信宗教的哲学家说话那样跟我说话，也许更准确地说是早期的传教士或犹太教预言家在跟一个有教养、聪明的，却略带狂傲的异教徒在说话。”

    将弗朗西斯·纽曼那样的人同他的哥哥约翰·亨利·纽曼那样的人相比挺有意思。著名的《歉意》一文中说，每个人一生中都有转折点。无独有偶，宗教历史亦是如此。

    “当我一个人独坐的时候，我猛然想到宗教观的形成不是靠很多人，而是靠了少数人的努力。宗教不是死去的人总结的，而是活着的人提出的。”我嘴里重复着在学校期间经常说的那句话“在前人的基础上我继续努力”。这句话听起来特别亲切。此刻，我曾经特别喜欢的那首骚塞的诗《莎拉巴》又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想此生我是负有使命的。我在给朋友写的很多信中表达了这种想法。如果那些信还在的话，你不妨看看。当我向梦溪诺赫·怀斯曼道别的时候，他礼貌地说希望我们能再次到罗马来。我很严肃地说，在英格兰我们还有好多工作，恐怕再也来不了了。我随即动身去了西西里（注：意大利南部一岛屿，位于意大利半岛南端以西的地中海）。那种宗教使命感越来越强烈，我要为我的使命而工作，我再也回不到这个地方了。我来到小岛的腹地，在里昂芳登（注：西西里的一个地名）发烧病倒了。我的仆人还以为我会死掉，求我留下遗言。我照他希望的那样留下了遗言。不过我说的是：“我不会死！”我又重复了一遍：“我不会死！只有违逆光明犯罪才会死，我从未违逆光明犯罪！”我是说了这么句话，但至今我都不明白我自己说的话。

    我又去了卡斯特罗·乔瓦尼（注：意大利一地名），在那儿整整病了三个星期。5月底才动身去帕勒莫（注：意大利一地名），休息了三天。在5月26日早上，或27日早上要动身的时候，我坐在床上伤心地哭起来。我的仆人一直像护士一样照顾我，问我哪儿不舒服。我只能回答说：“我在英国还有工作要做，我得回去。”

    我太想回家了，但是没有船。我只得在巴勒莫滞留了将近三个星期。我到处游览教堂，观光能平息我焦躁的心。不过我没参加当地的宗教仪式，对于这儿的基督教圣餐礼我一无所知。最后，我坐上了一条去马赛（注：法国东南部一港口城市）的船。在伯纳法奇奥海峡航行的一星期中我的心终于平静了。那时，我写下了“引导我吧，仁慈的光明”这句话后来成了名言。整个航程我一直都在写诗。到达马赛后，我又动身去英国。因为无法承受旅途的劳累，我又在里昂（注：法国中东部一城市）滞留了好几天。当我再次动身，日夜兼程赶回到英国，回到我母亲的家乡。我的哥哥比我提前几小时从波斯（注：西南亚国家，大致是现在的伊朗）回来。那天是礼拜二。在礼拜天，也就是7月14日基布尔先生在大学布道坛上发表了立法训诫。立法训诫后来被命名为“全国教义”出版。我从没想过，也没把那天当成1833年宗教运动的开始。

    《主教科顿的一生》讲了件人生中突然出现的转折点，科顿的整个命运瞬间完全改变了。当威尔逊主教死于印度兵变的消息传到英国，他的伟大的朋友泰特博士（注：时任伦敦主教）立刻想能不能为马尔伯勒的校长——科顿博士谋到这个职位。泰特博士用尽他所有的人格力量，向时任政府陈述了科顿的优势。因为担心科顿博士太谦虚，会推辞这个位置，所以并没有征求他的个人意见。由于一些这里不便说出的原因，这件事最后没办成，也就搁置了下来。直到有一天，有人突然通知泰特博士，如果科顿愿意的话，他还可以赴任。确实机不可失啊！当时印度政府政权更迭，在产生新的首相之前，时任印度国务卿的弗农·史密斯先生也就是现在的里威登勋爵代为掌权。伦敦主教用电报给马尔伯勒的校长发出了邀请。这对科顿平静的生活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太意外了。他惊得电报稿都从手里掉到了地上。他匆匆忙忙地从学校赶回家，又赶到伦敦。这是必须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很多人都会犹豫不决。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科顿并没有一点儿激动不安，这多少有点儿让人惊奇失望。在一切场合他都希望自己能像事不关己一样非常平静和冷漠，这也使他能简单地接受别人对他的评价，默默地接受他并不熟悉的情感和习惯变化。第二天，他见到了印度国务卿。国务卿的话简洁明了，却指出了他的机遇和责任。“我相信任命你为主教，是我为印度的利益、英国国教的利益和基督教的利益所做的最大贡献。”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科顿的脑海中，他把它作为主教的职责来激励自己。公平地说也正是这句话证明了他没有辜负主教之职。一个朋友跟我讲，有一天他在锡兰（注：印度以南一岛国，现名为斯里兰卡）的咖啡屋里喝咖啡，两个人走了进来和他共进餐饭。两个人的打扮看起来不像教徒，但和他们吃饭很愉快。我的那位朋友碰巧提到政府想在印度的哥伦布教区建一个大都市。要建大都市就得有教堂，有教堂就得有主教，而他就想当主教。那两个人中的一个人就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加尔各答主教，他可以帮忙。咖啡店是一个很奇怪、很蹩脚的会面地点。我的朋友那时还只是个传教士，他认为加尔各答主教既聪明又仁慈，可能会帮上忙，结果还真是这样。

    我们也许还记得科顿的离奇死亡。他从花车上失足落水后，尸体一直没找到。可有位军官图章、戒指掉进河里后，立刻在那个地方立了个杆儿，雇了一个潜水员，把戒指捞了上来。你也许会想尸体比戒指更好捞一些，但事实并非如此。科顿死的那天早上非比寻常，他去过墓地做过祭祀，还在祭祀典礼上说：“如果尸体留在了荒野、战场或在其他无法举行葬礼的地方，出窍的灵魂也不会受罪。”这难道是谶语？

    当人们回首往事，总能回想起好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有个奇怪的故事讲，有个人上战场，威灵顿公爵为了他的安全起见反对他上战场，他回答说阁下其实和他是一样的，也是身处危境。“是的，”公爵说，“但我是在履行我的责任。”就在这时一发炮弹击中了这个不幸的人，他死了。这件事似乎告诉我们，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人是要经历沧桑变化、命运起伏才能成就为人的。人世的沧桑变化、命运起伏也是有规律的，只不过人们肉眼凡胎看不见而已，难免会哀叹命运反复无常，在人生关键时刻发生的变化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还有一些意外碰到好运气的例子。报纸上曾经登过一篇文章，我相信文章说的是真事。说有个老妇人无儿无女，也没朋友，突然决定将她的一大笔财产遗赠给要么是药店老板，要么是水果店老板的孩子，因为那家店一直对她特别好。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在战场上一位绅士向冲他致意的长官鞠躬行礼。碰巧就在这时，一枚炮弹从他的发际飞过，击中了另一个人。这个人白捡了条命。讲礼貌的人到底不吃亏啊！还有一件发生在战场上的故事，我想，也完全是真的。一发炮弹击穿了战士的身体，可他后来不但没死还奇迹般地康复了。这个战士一直有肺痨病，后来更发展成肺结核，被炮弹击中后，他的伤不但好了，肺结核病也好了。也许炮弹正好击中了他的结核病变部位。这样幸运至极的故事真是绝无仅有啊！

    我认识个贫穷的康沃尔郡矿工，和邻居一样，被迫移民到秘鲁。他在秘鲁待了很长时间，希望能找到金矿发一笔大财，但过了很长时间他所有的努力似乎毫无结果。正当他绝望地要放弃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块很纯正的银矿。他回到祖国，买下最大最好的一块地。他带我去看他肥美的土地，对我说他的年收入已经达到六万英镑，有能力行善积德了。还给我讲了他的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他在移民之前和一个穷人家的姑娘订了婚。回到家乡后，尽管腰缠万贯，但他仍然穿着破旧的劳动服到那位姑娘的破房子去找她。她一点儿没变，热烈地欢迎他回家。第二天，他才告诉她实情，自己已经发财了，她真是喜出望外。结果你能猜到，两个人就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没什么比躲开子弹、捡条命更幸运的事了。这个概率很低，但可以用算式计算出来。数学奇才高尔顿说，一个人被子弹击中的概率和他的背影面积成正比，也就是他的身体在远光的照耀下投射在墙上的背影大小成正比，也就是他的身高乘以体宽。一个人的身高和体重数据很容易测出，通过这两个数据就能轻而易举地算出他的背影面积。每个人的身高、体重都是不一样的。没必要非得量他的体宽（比如说胸宽）或体重，再把二者相乘不可。h等于身高，w等于体重，b等于体宽，可以从任何地方量。他的体重等于身高乘以体宽的平方，背影面积等于身高乘以体宽。

    英国西部流传着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那儿曾经有人持有矿场一千股股份，他靠股份生活，活得很滋润，不必交一分钱、出一份力。靠股份赚来的钱，他还花一万镑买了一份地产，后来又把股份卖了，赚了五十万英镑。当人们在澳大利亚发现金矿时，有个贝克郡（注：英格兰中南部一郡）人正巧在那儿。矿工们拿着金块到当地的银行去卖。可银行主弄不清金块的成色，不敢接这笔生意。碰巧这个贝克郡人喜欢自然科学，懂点儿炼金知识。他做了各种固体和液体实验，很满意金子的成色。他用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又尽可能地借了一笔钱，买下所有的金子，只一两天的光景，就净赚十多万英镑。一个人的运气与观察能力和知识是密不可分的。机会一出现，就要充分运用个人的观察能力和知识。他后来买了一片花园，光围墙就有七里长，又对花园重新进行了修饰，使它再次升值。已故的约瑟·修姆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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