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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他最小的女儿彻底坦白，把一切都交给女儿去处置。正是这一点使他失败；做一个父亲，在我这儿，他是完全的失败。他不知道一个父亲是靠许多假象来建树好形象的；父亲就该是假象，而他的儿女们都要为这个假象而付出她们对男性最初的敬爱。不然我们拿我们生就的这份敬爱怎么办呢？
我第八次看手表时，已经六点过十五分。餐馆的规定是十五分钟的迟到就罚一小时工钱。一小时是五元钱。离还清房租的目标，我又增添了五元钱的渺茫。
星期三半夜我从餐馆回到牧师家里，看见我卧室门口放着一个信封，上面是安德烈的笔迹。我抬起信封，感觉它的分量，一张机票的分量。
星期五我上完五点的课就直接去了机场。飞机还有五个小时起飞，我早早地到这里是因为怕餐馆打烊后我必须乘计程车到地铁站，以免独自赶十五分钟夜路。那不是一般的夜路，据说那段路平均十米就站着或卧着一个醉鬼或乞丐。偶尔一次我独自走那段路去机场，一辆警车在我身后停下，邀请我坐进去，里面两个警察见了我就发脾气，说正是我这样的冒失者让他们操心过度，又说上月他们刚逮住个小子，朝女士亮两腿间的家伙，像我这样的亚洲女人也敢走如此夜路，简直是存心给他们添乱。所以我跟一个女工友调换了工时，一出学校就直奔地铁站。我有足够的时间在机场消磨。我走过一家家饭店，眼睛瞟过每个门口的菜单和价钱，心想，六块九角九一份的特价晚餐，你们去敲其他人的竹杠吧。我没有发现任何一家餐馆有我看得上的价位，便走进了书店。
书店的女售货员正在打电话。我走到一个书架前，按字母顺序找到了我下堂课要用的两本书。书店一共有七个顾客，其中三个挤在新书摊子前，翻的都是同一本书：来自火星的男人与来自金星的女人。第八个顾客晃进来，售货员小姐把电话从下巴与肩膀间取下，请那人把手里的饮料搁在门外，再来碰她的书。我朝反光镜里看一眼，发现我不在它的画面里。我翻了一页书。嫌光线不对，又朝右侧挪两步。这样书架把我完全挡严实了。我扭扭肩膀，活动一番脖颈，任何人看都会以为我读书读累了筋骨。在扭动脖颈的过程中，我看见四个角落空空荡荡，并没有摄像机监视我。书店里一般不设监视装置，大概因为美国人的阅读水平逐年下降，书店对书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果真有人热爱阅读而不惜冒险做三只手，他们有点儿损失也认了。这将是不小的代价：警方会拘留，会记录下一个坏名声，移民局会根据这个坏名声取消移民资格。
我把一本书塞进羽绒服口袋。心里相当矛盾：要不要再来一本？那一本比这一本还厚，还是见好就收吧。售货员小姐已放了电话，帮一位顾客到我身后的书架上找书来了。我不再多想，把第二本书塞进另一个口袋。白色尼龙绸的滑溜程度相当帮忙，书滑进去一点儿障碍都没有。我抬起头，突然发现售货员小姐一双大黑眼珠正瞪着我。她说：需要帮忙吗？我想她可真够损的，什么节骨眼儿上还逗我玩——要捉要拿直接来嘛。她笑了说：不懂英文？我也笑笑。不笑怎么办？她说：你是日本人？中国人？越南人？我心里说：随便吧。她再次莞尔一笑：我们这儿只有英文书，抱歉。她接下去又说了两句什么，这个笑容谦恭的印度姑娘。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然后我走进厕所，进人马桶隔间，别上门。我穿着裤子坐在马桶圈上，等待心跳平息。饥饿这时猛烈向我袭来。我得好好坐一会儿，定定神。我坐在马桶上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本书，第二本却怎么也掏不出来。我奇怪当时是怎么把它搁进去的，搁得那么顺手。
我乘的是一点钟的“红眼睛”班机，是机票最廉的一个航班。到达华盛顿是早晨四点半。机舱市道口孤零零站着安德烈，手上拿一枝孤零零的红玫瑰。是从投币售花机买的玫瑰，十元一枝。他还是刚被闹钟击醒的脸，看见甬道走出的我猛地又清醒几分。我眼睛发红，一看就缺吃缺睡。安德烈判断着，笑嘻嘻问我：不好玩吧？我知道他指什么。
他搂着我的双肩，眼睛机敏，向四周扫一圈。机场空旷得像个荒诞的梦境。
我做了一路准备，本来想好一个下飞机就对安德烈讲那句话。不知怎么就错过了那股莽撞的勇敢。我知道越拖下去会越难张口，安德烈的优点会再次—一排列到我面前，我会被他的礼貌、教养、率真再次弄得溃不成军。从九月到十一月，我们见了五次面，我一次比一次清楚，安德烈的优长处正在对我形成的全面包围。除了和他在“正式罗曼史”中一条道走到黑，我休想另选出路。
早餐店刚开门，我和安德烈是第一对客人。他为我点了一盘鲜果沙拉，一份烤华夫饼加鲜奶油和枫树糖浆。他对侍应生认真交待：鲜果里不要有不够熟的橙片，她不爱吃酸东西；咖啡稍微淡一些，她一夜没睡觉，他稍一迟疑，改正道：干脆，给她一杯无咖啡因的咖啡。牛奶有加乳酶的吗？太好了，她不适应一般牛奶。
侍应生迅速地瞟我一眼，心想，这男人把这女人惯使得够呛，惯得她讲究得了不得。安德烈为自己点了煎蛋火腿，鲜榨果汁。
就这些，够了吗？侍应生问。
没办法呀，安德烈对传应生微笑，耸耸肩说：美国的早餐里面，绝大部分的花样她都不喜欢。他笑着转向我：我没说错吧？他再转向侍应生：就算她吃，也只有个小鸟胃口！他出声地笑起来，侍应生也笑笑。他为我小心翼翼斟了杯咖啡。我突然想起餐巾，忙以优雅的手势展开它，铺在我的腿上。我心里懊恼自己的不争气：餐桌上的教养老被我忘得如此干净。
餐布是粉红的，那种不必浆熨就一丝不苟的面料。我双手将它拎起，轻轻按了按嘴唇——这样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张餐桌的女子，才配这枝红玫瑰和一堆饮食上的怪癖。我在飞机上想好的与安德烈分手的话，一句一句退缩。安德烈记着我所有的饮食习惯；我的一切无道理的好恶，都被他当教条来执行。他的两只眼睛是看着他心爱的孩子的。他向外人表示他就这样娇纵这孩子的偏食、任性、无理取闹。他为他自己对这孩子无条件的娇纵而骄傲。
安德烈合上菜单，眼睛看着我把它递还给侍应生。侍应生咕哝着：马上就好，请稍等，人已转身走了好几步。
我忽然说：等一等！
侍应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为我不会开口却冒出一句他们的语言，他完全没料到。他说：还要添什么别的吗？
我说：把鲜果沙拉去掉。对不起。
安德烈问：为什么。
我想点得太多了，吃不下。
你真觉得吃不下？
我笑着点点头。真实的原因我当然不能说，对于豪华，也容我有个适应过程。在这个季节吃南美运来的鲜果，我得调整一番肠胃。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块钱。我一小时的劳动价值。
我见安德烈有些怀疑，又有些扫兴，便说：这个季节我很少吃水果。
对一些水果过敏？安德烈严肃地看着我。
啊，有点儿过敏，我说，我目光从他担忧的眼睛下溜过。和食物闹别扭是一种娇贵。我过得起敏吗？只有什么都吃得起的人才过敏。在未来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个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诉朋友：请别给她吃这个，她过敏；请别给她碰那个，她过敏实在很平常的一个女人“过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么？安德烈停下优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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