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穆斯林商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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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他把信放进了口袋。“他们又想着从我这里弄点儿钱只是我一点儿时间也没有！”看见依然在那里等回信的孩子，他突然感到一阵羞愧：“可能情况真的很严重。真是的，你看我都想了些什么！我怎么变成这样的人了？”他焦虑地在店里来回走着“哥哥快死了。”

    他又给了送信的小孩一点小费，然后把他打发走了。他慌慌张张地和阿尔巴尼亚人店长、会计交代了几句，他知道自己说的全是废话，而且还把他们都搞糊涂了。他想:“我的哥哥快死了！”他发现自己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懵了。上车时他嘱咐自己说：“我必须镇静！”他告诉车夫要去贝伊奥鲁。

    马车动起来后，杰夫代特先生觉得自己的焦虑得到了一点点缓解。“可能还不会马上死。可能这只是一场小小的危机先前母亲不也总是这样的吗？我着急是因为除了哥哥我没有任何别的亲人了！一个也没有了！”刚才从埃斯基纳齐店里出来时感到的伤感再次向他袭来。为了摆脱那种情绪，他决定想些别的东西，他把头转向窗外。

    马车在加拉塔桥头停了下来，因为车夫要付过桥费。桥面上靠近哈利奇湾的那个角落，卖柠檬水的小贩仍然在老地方大声叫卖着。旁边水果店里的桃子上停着好些苍蝇。远处，卡瑟姆帕夏造船厂的前面可以看见废弃的旧船、侧翻的船架子和生了锈的甲板。马车重新走了起来。早上的雾早已完全散尽，桥的上空是一片清澈的蓝天，上面飘散着几朵游离的白云。杰夫代特先生看见那艘名叫苏呼雷特的船正从哈利奇湾向马尔马拉海方向驶去。桥中央的栏杆前，一个戴着一顶大帽子的高大男人和一个没有用薄纱把脸遮起来的女人正看着面前的大海，他们一人牵着一个穿着水手服的孩子。杰夫代特先生想：“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前方，两个戴着红色圆筒帽的男人也在看着这家人，几个挑夫从他们身边跑过。杰夫代特先生认识的萨锡尔班特号船正慢慢向桥这边驶来，靠在护栏上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看着它。杰夫代特先生想到，刚到伊斯坦布尔的头几个月里自己也时常来这里看海、看过往的船只和马路上的各式马车，那个时候锡尔凯吉还没有码头。杰夫代特想：“那个时候二十年前！第一次是和哥哥一起来的。”想起哥哥，他害怕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亚美尼亚女人写的那封信，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女人在信上说不要把她写信的事告诉努斯雷特。他想，深爱着哥哥的这个女人如果这个时候还能想到这个细节，那说明哥哥的情况还不至于太坏。他感到羞愧，因为他曾经认为这封信只是为了从他那里要点钱。“但是，她为什么不想让我告诉哥哥她写了这封信呢？”杰夫代特先生明白，那是因为哥哥不让她这么做。哥哥不仅不赞同他的生活和想法，还鄙视他，但又要问他要钱，所以他不愿意见到弟弟。因为每次看见弟弟，他都会因为羞愧而无地自容，所以每次他都会用更加刻薄的语言和举动让弟弟也无地自容。杰夫代特先生因为这个原因很少去看望哥哥。每次去他都会坚持说哥哥的病需要住院治疗，而哥哥作为一个医生总对他说，医院是为了把病人送去坟墓而建的。然后总会有一段时间他们俩谁也不说话。杰夫代特先生每次走之前都会留下一个装着钱的信封。杰夫代特先生把亚美尼亚女人的信重新看了一遍，他开始对比哥哥和母亲的病情。

    杰夫代特先生的母亲和哥哥一样都是肺结核。母亲的病时好时坏拖了很长一段时间，哥哥的病是三年前在巴黎发现的。母亲生病时总是抱怨所有的事，让周围的人也跟着一起痛苦，哥哥也是这样的。母亲瘦瘦小小的，哥哥也很瘦弱。杰夫代特先生记得哥哥从巴黎回来时的样子曾经把自己吓了一大跳。母亲对医生是言听计从，而哥哥总和医生们唱反调，因为他自己就是个医生，而且还是一个酒鬼，喜欢事事反其道而行之。杰夫代特自语道：“是的，他一点也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他认识到自己是爱哥哥的，因为无论哥哥怎么鄙视他、责骂他，他都不会跟哥哥生气。他想起了童年的岁月，那时他和哥哥还有小伙伴们一起玩各种游戏，去赫德里雷斯郊游，在那里吃羊肉和芝麻松糕。他记得阿克希萨尔周围有很多的葡萄园和花园。杰夫代特先生对自己说：“过去的那些时光！”马车到土内尔后，径直向加拉塔萨赖方向走去。突然马车在维尔道克斯的眼镜店前停了下来。杰夫代特先生把头伸出窗外，他看见不远处一辆汽车侧翻在路上。他烦躁地朝四周张望了一下，无聊地读了一些店牌的名字，看了看来往的路人。

    他看见一个戴着帽子的人从赫赫有名的佩德罗理发厅里走出来，两个女基督徒正看着鲍特尔裁缝店的橱窗——据说鲍特尔是王储雷夏特的裁缝，卖银器和水晶制品的德库基斯的橱窗一尘不染，前面是雷彭点心店。看到杂货店迪米特罗考普罗的店牌时，早上曾经感到的孤独感再次向他袭来，因为所有这些店家的主人都不是土耳其人。为了安慰自己，他强迫自己去想童年和阿克希萨尔的花园。他想：“我既不能和他们融为一体，又不能和土耳其人想到一处。”马车终于又走起来了。“如果哥哥不生病，不鄙视我多好今天我是怎么了？”这次他觉得那个梦是这可怕一天的预兆。梦里，所有同学当中用最恶狠狠、最鄙视的目光注视自己的人就是哥哥。他想：“哥哥为什么要这么鄙视我？因为他说自己是一个青年土耳其党人

    [1]奥斯曼帝国末期成立的统一进步协会的成员，他们反对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封建专制统治，要求实行君主立宪。[1]！”

    杰夫代特先生知道哥哥努斯雷特是在第一次去巴黎时接触到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从军医学院毕业后努斯雷特在海达尔帕夏医院做了两年实习医生，然后又在阿纳多卢和巴勒斯坦的军医院里工作了几年。可能是因为脾气暴躁和爱吵架的原因，他的工作地点不断地改变着。杰夫代特先生在阿克萨赖开五金店的时候，他被派到伊斯坦布尔工作并在哈塞基和一个亲戚介绍的女孩结了婚。两年以后，他离开了身怀六甲的妻子去了巴黎。那些现在已经和杰夫代特先生没有任何联系的亲戚朋友们认为，努斯雷特去巴黎是因为受了那些奇怪的杂志和报纸的影响。据说努斯雷特常常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在房间里读那些杂志和报纸。其中一份报纸是历史学家穆拉特先生出版的详细描述法国大革命的天秤报。努斯雷特坚持说自己去巴黎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继续学业并让自己成为一名外科专家。而杰夫代特先生则认为哥哥是因为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而去的巴黎，因为他知道哥哥杀鸡的时候都会激动。杰夫代特先生想，哥哥仍然因为不能融入周围的环境，所以在巴黎待了四年以后又回到了伊斯坦布尔，然后跟妻子离婚，开始酗酒，反对奥斯曼苏丹。随后他再度去巴黎，在青年土耳其党人中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酒鬼，在他没有钱、没有工作、开始忍受饥饿的时候又重新回到了伊斯坦布尔。但是尽管这样想，他还是觉得哥哥在许多方面远比自己优秀，而且他也清楚很多人都认为哥哥比自己更加可爱和可信。杰夫代特先生认为人们之所以这样评价哥哥是因为他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想到这些他觉得有些害羞，但随后他又想：“我有自己的责任和奋斗目标！而他只知道任性，只喜欢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