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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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1

    一八一一年九月十三日。诗人阿契姆冯阿尔尼姆1与他年轻的新娘贝蒂娜内布列恩塔诺住在魏玛的歌德家中已经是第三个星期了。贝蒂娜二十六岁，阿尔尼姆三十岁，歌德的妻子克莉斯蒂安娜四十九岁，而歌德六十二岁，已老得一颗牙也不剩。阿尔尼姆爱他的年轻妻子，克莉斯蒂安娜爱她的老头绅士，但是，贝蒂娜成婚以后，却连续与歌德调情。这天早晨，歌德独自在家，克莉斯蒂安娜陪伴一对新人去参观一个艺术展览（由他们的世交、枢密顾问梅厄安排），展品有一些歌德赞赏过的绘画。克莉斯蒂安娜夫人不谙艺术，但她记得歌德的赞语，因此能从容不迫地把歌德的意见当作自己的看法。阿尔尼姆听到克莉斯蒂安婉颇有权威架势的声音，又打量了一下贝蒂娜鼻粱上的眼镜。每当她像兔子似地嗅着鼻子，那眼镜就会上下疾动。阿尔尼姆明白这动作的意思：贝蒂娜快要气炸了。他似乎觉察到一场风暴就要降临，便小心翼翼地溜进了邻室。

    他刚离开，贝蒂娜就打断了克莉斯蒂安娜：别胡诌了，她完全不能同意！这些绘画糟糕之极！

    克莉斯蒂安娜也火冒三丈：首先，这年轻的贵族太太，结了婚、怀了孕，还胆敢与她的丈夫调情；更不能容忍的是，她竟敢违拗他的意见。她究竟想干什么？当拥戴歌德的带头人，同时又当反对歌德的带头人？这两条中哪一条都气得她够呛；更不能下咽的是，从逻辑上说，这两者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她毅然大声疾呼，绝不能将如此杰出的绘画说成糟糕之极。

    但贝蒂娜的反应是，不仅可以宣布它们糟糕之极，而且应该补充说这些绘画荒唐透顶！没错，它们荒唐透顶！她又列举出一系列论据论证这一看法。

    克莉斯蒂安娜听着，她丝毫不能理解这女人的意思。贝蒂娜越激动，她就越用一些从年轻大学生伙伴那里学来的词语，而克莉斯蒂安娜认为她之所以用这些词语，是欺侮她不懂。她注视着贝蒂娜的眼镜在鼻梁上上下滑动，觉得她难懂的语言与她的眼镜简直就是一回事。其实，贝蒂娜戴眼镜是件大好事！因为谁都知道歌德谴责过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下戴眼镜，认为这是情趣低下、性格乖张的表现！因此，如果贝蒂娜坚持在魏玛戴眼镜，那就说明她要厚颜无耻地表现自己属于年轻的一代，属于以浪漫主义加眼镜为特征的一代。而我们都知道，这些人骄傲地与年轻一代认同后会说些什么：当他们的父兄（就贝蒂娜而言，指克莉斯蒂安娜的歌德）早已长眠于地下，头顶野菊花的时候，他们依然充满生机。

    贝蒂娜滔滔不绝，她越来越激动。克莉斯蒂安娜突然飞起一掌，朝她的脸掴去。说时迟那时快，她顿时意识到不该打客人。她急忙缩手，但指尖仍在贝蒂娜的前额擦了一下。贝蒂娜的眼镜落地，碎成几片。整个画廊里，人人转过身来张望，面面相觑；可怜的阿尔尼姆从隔壁展室奔回，他不知如何是好，便蹲下身去拾捡碎片，仿佛想把它们粘成原样。

    大家紧张地等待了好几小时，听候歌德的裁决。当他听完整个故事，他将站在哪一边呢？

    歌德站在克莉斯蒂安娜一边，永远不准这两位年轻人再踏进他的家门一步。

    一只酒杯破碎，它象征好运。一面镜子破碎，你将会倒运背时七年。那么一副眼镜破碎呢？它意味着战争。贝蒂娜走遍魏玛大大小小的沙龙宣布：“那根粗香肠疯了，她咬我！”这句话传遍了每一个人，整个魏玛放声大笑。这句不朽名言，这不朽的笑声，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仍回荡不绝于耳。

    1阿契姆冯阿尔尼姆（1781一1831），德国作家、待人。

    2

    不朽。歌德并不害怕这个词。他的自传我的一生有一个著名的副标题——“诗与真”（dichtungundwahrheit），其中写到德累斯顿新剧院的舞台大幕，他十九岁第一次见到时曾仔细作过一番考察。它的背景（我援引歌德的自述）展现的是名人殿（dertempeldesruhmes）场面，历代剧作家簇拥于四周。正中是“一位身披轻便斗篷的男士”他正旁若无人地“大步迈向殿堂；人们只看见他的背影，而他看上去与别人也并无西样。此人被认为是莎士比亚，他既无前人可效法，也不关心以往的杰作，他独来独往，向不朽直奔而去。”

    当然，歌德所说的不朽与相信灵魂不死的宗教信仰不同。这里所说的是另一种、比较世俗的不朽，即死后仍活在后人记忆之中。人人都能获得程度不等、延续时间长短不一的不朽，人们从小就懂得了这个道理。譬如，他们常常提起一个摩拉维亚村镇的行政官，我童年时期远足常去那里，那人家里摆着一口敞盖的棺材，每逢他自满自足的得意时刻，他就躺进棺材，想象葬礼的情景。这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躺在棺材中任思绪飞扬：这就是沉湎于自己的不朽。

    说到不朽，人们自然又不平等。我们必须有所区别，一种是所谓一般的不朽，熟人之间对一个人的怀念（村镇父母官向往的那种不朽）；另一种是伟大的不朽，即一个人活在从来不认识他的人的心民中。生活中有一些途径，可以从一开始就让人面对这种伟大的不朽，当然，并不一定十拿九稳、但毫无疑问有这样的可能：它们就是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的道路。

    当今欧洲的政治家中，最关心自己能否不朽的应属弗朗索瓦密特朗。我至今仍记得他在一九八一年当选总统后举行的难忘的庆典。先贤祠前的广场挤满了热情欢呼的人群，但他没有置身其中：他独自一人走上宽阔的台阶（恰如歌德所描述的大幕上的莎士比亚迈步走向名人殿），手里握着三株玫瑰。不一会儿，他躲开群众的视线，独自与六十四位显赫人物的尸魂聚到一起，只见他陷入沉思，追踪他的只有摄影师和摄影机的镜头，当然还有几百万法国人，他们通过电视屏幕，看着他的一举一动。电视上同时响起电闪雷鸣般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他把玫瑰逐一摆放在三座事前选好的陵墓前。他像一位土建测量员，种下那三株玫瑰，作为这幢永恒大厦的标界，它们划出一块三角形地盘，在它的中央将营造起象征他的不朽的宫殿。

    他的前任是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但总统，他曾邀请一名清洁工与他在爱丽舍宫共进早餐。这无非是多愁善感的资产者为了赢得普通民众的热爱，让他们相信他是他们的一员而作出的一种姿态。密特朗没有天真到想当清洁工的地步；（没有一位总统能实现这一梦想！）他想摹拟死者。这确实聪明多了，因为死亡与不朽是不可分割的一对，如果谁的面相在我们心目中与已故某人的面相吻合，那么他在有生之年就已经不朽。

    我一向很喜欢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有一次电视上看见他与一群工作人员、教练、以及警卫在一起慢跑，我觉得心中的喜欢几乎达到爱的地步；谁知道他突然头冒虚汗，因为疼痛脸色也变了，慢跑的同伴们赶忙扶住他：一次轻度心肌梗塞。慢跑本是为让全国上下看见总统青春永驻，所以请来了摄影师。结果大家非但未看见朝气蓬勃的运动员，反而看到一个上年纪老人的不幸遭遇，当然这并不是摄影师的过错。

    一个人渴望不朽，可是有朝一日摄像机将会让我们看到一副咧嘴龇牙的可怜相——这将是我们记住他的唯一样子，成为他抛物线似的一生留下的唯一东西。他将进入某种不朽，但我们将称之为荒唐可笑。泰彻奥布拉1是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但我们今天只记住了他的一件事：在一次宫廷晚宴上，他因为羞于上厕所而胀破了膀腕，死后作为为面子和小便而献身的烈士跻身于荒唐可笑的不朽者行列。这同克莉斯蒂安娜歌德完全一样，她被永远称作一根会咬人的疯香肠而跻身不朽者之列。小说家中与我最新密的是罗伯特穆西尔，一天早晨）他死于举重练习。所以，我练举重时便不停地测量脉搏，生怕倒地死去，如果同我敬重的那位作家一样，手持扛铃死去，那么，我就成了一名伟人摹仿者，由于我的难以置信的狂热和盲从，我将立即加入荒唐可笑的不朽者的行列。

    1泰彻奥布拉（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著名天文学家凯卜勒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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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设想，早在鲁道夫大帝1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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