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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我已经料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无法统一风格、无法划定体裁的奇怪篇什。没有料到的是,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
其实这是不奇怪的。对历史的多情总会转换成对历史的无奈。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也就是历史能告诉我们种种不可能,给每个人在时空坐标中点出那让人清醒又令人沮丧的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气是以尚未悟得历史定位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气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随着年岁渐趋稳定的人伦定位、语言定位、职业定位以及其它许多定位把人重重迭迭地包围住,最后只得像金色池塘里的那对夫妻,不再企望迁徙,听任蔓草堙路,这便是老。
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以及眼下这本书。记得专栏结束时我曾十分惶恐地向读者道歉,麻烦他们苦苦累累地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
当然事情也有较为乐观的一面。真正走得远、看得多了,也会产生一些超拔的想头,就像我们在高处看蚂蚁搬家总能发现它们在择路上的诸多可议论处。世间的种种定位毕竟都还有一些可选择的余地,也许,正是对这种可选择性的容忍幅度,最终决定着一个人的心理年龄,或者说大一点,决定着一种文化、一种历史的生命潜能和更新可能。
历史告诉我们种种定位,又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定位都不是先天的,都是前人选择的结果。就连故乡,也只是祖先流浪长途中的一个留驻点。由选择到难于选择,于是留驻成一种无奈;然而再大的无奈也没有堵塞后人选择的机会,因此人总会不断地寻家又弃家,成为永恒的异乡人,一再从无奈的留驻中重新找路,重新出发。
我抛弃了所有的懮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泰戈尔:采果集
基于此,我的笔下也出现了一些有关文化走向的评述。
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当然,希望也只是希望罢了,何况这实在已是一种奢望。(一九九一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