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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吴小如先生以上的观点尚有一定的“合理性”——困于他的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对现实失却“了解”从而轻率的作出错误的判断；那么在文章结尾处的几句话便让我不寒而栗了。他强调说：“‘主旋律’这个词儿的内涵，并不局限于政治内容这一较小的范围之内。”言下之义是，应当把“主旋律”扩大到文化、思想、教育等一切领域。更深的一层意思是：王小波的作品在文学领域不属于弘扬真、善、美的主旋律，而是宣传假、恶、丑的逆流，因此应当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是典型的张春桥、姚文元的思维：族非我类，一概扫除。
正常的批评是允许的。但是想借助“主旋律”的旗号以及打出这面旗号的权威力量来吓唬人，却不是一个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所应有的言行。我想起新文化运动中林琴南与蔡元培关于文言白话等一系列问题的辩论，林琴南最后黔驴技穷，使出的杀手银便是写了荆生、妖梦的小说。让“伟丈夫”来将一班“反贼”统统擒杀。而他所希望的，则是让军阀徐树锋出来主持“公道”扫荡群魔，还我朗朗乾坤。吴先生的语气与林琴南何其相似，不管有理无理，祭起“主旋律”的翻天印，饶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也会被打得落花流水。
但这样做不仅违反了学术规范，而且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起码人格。批评是一种工作，正如福柯所说：‘清一本书，谈论一本书是人们为自身、为自己的利益和改变自己而从事的实践。认真谈论一本人们不喜欢的书，或者试图在谈论一本人们有点喜欢过头的书时保持适当的距离，这种努力可以使某种东西从写作过渡到写作，从书本过渡到书本，从作品过渡到作品然而批评似乎忘记了这一功能而转向政治——法律功能，即揭露政治对手、判断和判决，或者判断和颂扬某人。这是最贫乏、最枯燥的功能。”当个体的反应与机构的机制紧紧地混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批评也就消失了。开卷无益王小波这是一个斩钉截铁般的题目，它表明了批评者的“警察化”批评者成为一个既定秩序的维持者，谁不遵守规则，他便吹响笛子，罚犯规者出局。批评者与被批评者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为批评者代表着“主旋律”
这正是我最感到痛心的地方。鲁迅说得好“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的主人的意旨或使噱。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王小波自有他的缺点，但批评即批评，谁要狐假虎威地“鞭产”我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尽管我是一个无甚武艺的文弱书生。总结我的想法，无非三条：性并非都是丑的，青年人会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批评不是扣政治帽子。所以，把人何必忧天塌呢？王小波是否开卷有益，还是让读者们自己判断吧！
魑魅人间
——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乔治奥威尔（geomeorwell），1903年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悲惨的印度人民一边。少年时代，奥威尔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中学。后来被派到缅甸任警察，他却站在了苦役犯的一边。30年代，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因属托派而遭排挤，回国后却又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广播公司从打反法西斯宣传工作。1950年，死于缠绵数年的肺病，年仅47岁。
奥威尔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视为危险的异端。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影响巨大，他以先知股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令读者心惊肉跳。他将悲喜剧融为一体，使作品具有极大的张力。英国人生性拘谨，但英国的讽刺文学却一枝独秀，自乔臾以下，斯威夫特、狄更斯、查米亚丁，代有才入，各领风骚。奥威尔的卓异之处就在于，并非仅仅用小说来影射个别的人与卡，而是直接揭露语言的堕落。在奥威尔眼里，语言是掩盖真实的幕布，粉饰现实的工具，蛊惑民心的艺术。他坚信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
夏志清教授认为：“西方文学自伊索寓言以来，历代都有以动物为主的童话和寓言，但对20世纪后期的读者来说，此类作品中没有一种比动物庄园更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了。”动物庄园的故事发生在曼纳庄园。从前，被人豢养的禽畜行尸走肉地生活着。一天夜里，动物们在谷仓中听了雄猪老麦哲所讲的梦，仿佛听了一堂福音传道或启蒙教育课，任人宰割的动物从此认清了受人剥削、被人奴役的处境。不久他们群起暴动，赶走主人琼斯，自己当家作主，推行“动物主义”动物庄园建立伊始，全体动物享有平等权利，开始崭新的生活。然而，正当庄园笼罩在大家庭式的温暖之中的时候，正当动物们任劳任怨，忍受委屈，迁就现实的时候，当权者却开始用新制度为自己捞取特权。猪群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的两大领袖拿破仑与斯诺鲍展开殊死搏斗。多次较量后，前者终于获胜。
“革命”何以堕落？动物庄园里，连几个字母也学不会的鸡鸭牛羊根本不知道如何争取管理庄园的权力，把一切拱手让给“有非凡学识”的拿破仑。正如黑格尔所说：“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定的群众基础”奥威尔在作品中塑造了一匹叫鲍克瑟的老马，他忠心耿耿地为拿破仑工作，一生中有两句名言：“我要更努力地工作”、“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他从不思考，没有疑惑，活得充实，活得愉快。他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只相信被告知的结论。鲍克瑟年迈力竭而亡，死后却被主人卖给屠夫，以一张皮，一副骨头换取威士忌喝。拿破仑在鲍克瑟隆重的追悼会上，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鼓励家畜家禽都向死者看齐，做动物庄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模范成员。
斯奎拉是群猪中指鹿为马的宣传家。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庄园的今昔作对比，他常说的“你们没有谁希望看到琼斯卷土重来吧”这句话，成为一切异议和不满的成员头上的紧箍咒。愈是把过去的处境描述得可怕可怖，很成问题的现状逾是显得美不胜收。于是，缺乏理解能力的动物们欣然接受了实际上更加残暴的奴役。作为领导阶级的猪群把牛奶和苹果留给自己享用，而其他动物却忍受饥饿，斯奎拉的解释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的：“你们不会把我们猪这样做看成是出自自私和特权吧？实际上我们猪根本不喜欢牛奶和苹果，我自己就厌恶它们。我们食用这些东西的唯一目的是保护我们的健康。我们是脑力劳动者，庄园的全部管理工作和组织工作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为大家的幸福费尽心机。因此，正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吃苹果。”动物们呆头呆脑地认可了斯奎拉的合理化解释，反而对猪群感激涕零。斯奎拉玩弄语言如同玩弄魔方与七巧板，用语言篡改过去，粉饰现在，许诺未来，把残暴和无耻置换为崇高和无私。
一个新建的强权社会，必然需要一个“公共污水沟”即倾泻仇恨与怨毒的场所。在权力斗争中失败、逃之夭夭的斯诺鲍恰恰充当了一个虚拟的靶子。拿破仑将斯诺鲍作为“革命最危险的敌人”让所有成员都时刻警惕斯诺鲍的复辟。这样，动物们的视线就被转移了，革命的质变也就得以悄悄完成。凡是与斯诺鲍相关的迹象在某处出现，施暴者便抓住借口，从蛛丝马迹中顺藤摸瓜，搞出惊世骇俗的大案要案来。凡是自己的统治露出破绽时，便把斯诺鲍作为替罪羊，所有的过错一古脑地推到他的身上，这个假设的敌人永远也无法反驳。黑白对照，黑者愈黑、白者愈白，合理永远合理，不合理永远不合理。
当语言的作用运用到极限时，狰狞的面目便暴露出来。九条恶犬为拿破仑开道，顺者昌逆者亡，当年制定的七戒被刷掉“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变成“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最终把“动物庄园”又改为“曼纳庄园”不存在真话，也不允许讲一句真话。一切都在不断被修改，目的就是为了磨灭动物们的记忆，让幸存者不再对暴政、非正义和公开的丑剧产生丝毫的惊奇。群猪竖起两条腿走路，在大厅里与其他庄园主举杯联欢。此时此刻，其他动物默默待在窗外“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但他们已经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这个结尾是意味深长的。庄园建立之初的教条“全体兽类生而平等”下面增添了一行“但某些兽类比其他兽类更加平等”这一行修正轻易地取缔了平等的实质，使极权主义的秘密昭然若揭。康正果先生的书评译摘了奥威尔文学的受阻中的一段话：“极权主义认为，历史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非有待认识的东西。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府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专政，为了巩固这个专政，其统治阶级必须被说成是绝对正确的。但事实上世间并无不犯错误的人，所以，为了让人们看到这个或那个错误似乎并不存在，或者这个或那个胜利确已取得，重新编造过去的事件就在所难免了，这样一来，每一次在政策上发生重大变化，就得相应地改变理论教条，乃至重新评价主要的历史人物。这类事情当然随处可见，但在那些任何时候都只允许有一种观点的社会中，它显然容易导致公开的弄虚作假。极权主义其实就是要求不断更改过去。既然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弥天大谎与撒点小谎同样都无关痛痒。在极权主义看来，整个历史记载都是偏颇不确切的，或者从另一个方面说，现代物理学已证实我们视为真实的世界乃是世界的虚象，因而相信感觉便是低下庸俗。一个固步自封的极权主义社会往往要建立一种早发性痴呆症的思想体系，很多常规虽在日常生活和某些特定的科学中行之有效，但政治家、历史家却可以对其漠然视之。”
动物庄园的寓意正在于此。这部作品是在奥威尔供职于bbc时利用4个月的业余时间创作的。刚开始，由于小说题材敏感、主题尖锐，竟有12家英美出版社拒印。而一旦出版，立即引起巨大的轰动，在英美读书界获得经久不衰的好评。英国书商协会列出的二战以来最佳英文小说的名单上，动物庄园与麦田的守望者、蝇工等巨著并列而毫不逊色。而在另一部作品一九八四中，奥威尔更深刻地探究了当代社会中的权力问题。
故事发生在1984年（即奥威尔创作此书时的30多年后）的“海洋国”“海洋国”的统治阶级是“内党”“内党”的领袖是“老大哥”“老大哥”从不露面，他的大幅照片户内户外却到处张贴。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臣民。主人公温斯顿仅仅属于“外党”跟所有同志一样身穿清一名的蓝布工人套头衫裤。他服务的机关是“真理部”政府除了“真理部”以外还有三大部：“和平部”、“仁爱部”、“富裕部”四大机构各占据一座300米高的金字塔式建筑。建筑外边大书特书党的三大原则：“战争就是和平”、‘咱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温斯顿担任“记录科”的科员，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温斯顿的家与所有私人居室一样，有一个无孔不入的现代化设备，叫做“电子屏幕”每个房间右首墙上都装有这样一面长方形的金属镜子，可以视听两用，也可以发号施令，室内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受这面照妖镜的监视和支配。平时无打，电子屏幕就没完没了地播送大军进行曲、政油运动的口号、或“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胜利完成的消息。这些噪音由中央枢纽控制，个人无法关掉。
在这种环境里，没有什么“私人生活”可言。温斯顿却躲到角落里偷偷地记日记。记日记是大逆不道的思想罪，早晚会被“思想警察”抓入大牢中去。逮捕永远是在深更半夜，在睡梦中被惊醒后，有可能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温斯顿仍然忍不住胡思乱想，在胡思乱想中探索真理。这时，他结识了女友裘丽亚。在党的眼里，恋爱是罪行，两人的幽会全是偷偷摸摸的。海洋国把性爱规定为“我们对党应尽的义务”并且不允许离婚，温斯顿与妻子分居了10年，个人生活极其痛苦。故与裘丽亚之间，由性关系发展到爱情。另一个影响温斯顿极大的人是内党高级干部奥伯兰。奥伯兰外表看上去，是一个与温斯顿一样面目清秀的知识分子。在与奥伯兰的会面中，温斯顿被告知，对方是反党组织“兄弟会”的成员。奥伯兰传授给温斯顿兄弟会领袖高斯坦的著作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读了这本书，温斯顿明白了近代极权政治的奥秘和海洋国立国的来龙去脉。奥伯兰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令温斯顿大为感动。
在一次幽会中，温斯顿与女友双双被捕。在监狱里，温斯顿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最后被送到一间砌满曲磁砖的牢房里，四周的灯点得雪亮。铁门一响，狱卒又送进一个新犯人，温斯顿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恩师奥伯兰。温斯顿惊呼：“你也被捕了？”对方却狡诈地一笑。原来，奥伯兰就是“思想警察”的大头子，早在7年前就开始监视温斯顿了。这时，奥伯兰开始了拷问，几千瓦的灯光照耀得温斯顿连眼睛都睁不开，牢狱如同白昼。温斯顿这才明白奥伯兰告诉他的话：“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
温斯顿被打得体无完肤，滚在地下死去活来。他什么都捐认出来：暗杀领袖、盗窃公款、出卖机密、散发传单、煽动暴乱、信仰宗教、谋杀发妻、当外国好细、做“兄弟会”的走狗奥伯兰还不满意，一面控制着绞痛的电盘，一面跟温斯顿讨论权力和真理的问题。这一段对话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也是奥威尔的点睛之笔。温斯顿说：“宇宙间有一种精神，有一个准则，会把你们打败。”奥伯兰接着问道：“难道你不相信上帝？”温斯顿不信上帝，便回答说：“我相信‘人的精神’。”奥伯兰一阵狂笑。将温斯顿衣服剥光，让他站在三联衣镜前看自己骨瘦如柴、不成人形的身体。羞辱他说：“看看你自己的样子！看你的全身肮脏，看你脚趾间的污垢，看你腿上令人作呕的脓疮。知不知道你骚臭如山羊？可能你自己闻不出臭味来了。你看看我，我的拇指和食指可以圈住你的臂膀，折断你的颈项就像折断胡萝卜一样不费力！”奥伯兰进一步说，党的目的不仅是摧残他的肉体还要改造他的心灵。温斯顿仍然坚持久性可以克服党性，在众口一辞“二加二等于五”的世界里，他认为‘咱由即是能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此项坚持实质上即维护了爱好真理的自由。两人之间惊心动魄的斗争形式，在人类文明史上比比皆是：圣经中约伯的追问、解土德中的浮士德与魔鬼的赌注，地下室手记中地下室主人的独白。奥威尔的悲观胜过此前任何一位思想家，他笔下的温斯顿最后无法战胜“一零一号刑室”的恐怖，终于屈服了。他出卖女友赎出自己，恢复了健康，却成为政府里循规蹈矩的废物。他“战败”了自己，死心塌地地说“二加二等于五”死心塌地地崇拜“老大哥”一九八四的副题是“欧洲最后一个人”奥威尔通过温斯顿的死亡表现了他自己对人类的绝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什拉玛佐夫兄弟中曾表达过这种绝望，宗教法庭的庭长对重到人间的耶稣说过这样一段话：“人民只要面包，不要什么自由，你听强调的人对善恶有选择的自由，只能增加他们的痛苦。我们天主教假你之名，实为魔鬼效力。但人民只要听话，都有面包吃，生活很安定。你再度降世，扰乱我们建立的秩序，明天就把你活活烧死。”而奥伯兰的理论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党为自己的利益而争取权力。我们对别人的利益不感兴趣，我们的兴趣专在权力。”奥威尔早年是激进主义者，一旦回头是岸，对极权主义的了解就极为深刻，在奥威尔看来，20世纪以前的极权主义仅仅是限制人性，因此天才至多被目为疯子，阳恩安耶夫斯基们仍有写作的权力；而周世纪的极权主义则直接摧毁人性，像温斯顿这样的思想者从肉体到灵魂都被消灭了。奥威尔的忧虑是深远的：“如果极权主义成为我们普遍的生活方式，那么所有其他的人类价值，象自由、博爱、正义、对文学的喜好、对平等的对话、文理清晰的写作的喜好、肯定人人皆有道德情操的信念、对大自然的爱、对独特的个人化行径的赏悦，以及爱国心都将归于消灭。”
奥威尔十分关注语言体系毒化的问题。一九八四中的海洋国有三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第一是“过去的改变性”——过去的火是没有客观生命的，它仅仅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的记忆里。内党控制了所有的记录，也就同时控制了人的思想。这样一来，历史自然可以随意改造。第二条是“双重思想”、即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农实：一面故意撒谎骗人，一面诚心诚意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一手遮盖客观事实，一手却紧握这个事实，等到于己有利时便拿出来使用。第三个教条，是以“新语”为革命的最终目标。“新语”的全部目的是缩小人类的思想范围，因此真理部研究科雇用大批学者日以继夜地编写（新语词典，使人们拥有的表达思想的语言少得连思想犯罪也不可能。“新语”在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指鹿为马的服务于权力的语言体系。在一九八四）的末尾，有一个名为“新语规律”的附录，使小说更添一分逼真的感觉，亦使盲目乐观的读者开始反思自己所操作的语言系统。
法西斯主义为何风靡全球？群众为何逃避自由的职责？现代人的性格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生产力的解放会不会带来人类精神的解放？半个多世纪以后，奥威尔视为“未来”的“一九八四”早已为我们逾越，但奥威尔思考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过时，重读（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两本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书，我们看到的是人类自身的脆弱。弗洛姆的（逃离自由与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可以看作是奥威尔两部小说最好的注释。奥威尔自己说，若不是肺病的折磨，他的小说的结尾还不至于如此悲观。诗人余光中在致奥威尔一诗中曾写道：“垂死的肺病患者，三十三年前j自己的喘息都已不继就咳尽你一腔的热血。”然而，思想的力举是无穷的，尽管思想者是如此愿弱。奥威尔在思考，奥威尔的每个读者也在思考。只要有人在思考，人类就不会在“一九八四”成为一座“动物庄园”这也许是我唯一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