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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到第十四任皇帝即位的年龄分别是:刘旦,18岁;刘肇,10岁;刘隆,3个月;刘枯,13岁;刘娜,8个月;刘保,11岁;刘炳,2岁;刘港,8岁;刘志,15岁;刘宏,13岁;刘辩,17岁;刘协,9岁。按照现代法律的观点来看,18岁以下的公民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人”即不能完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东汉一朝,居然”%的皇帝都是这样无法主宰自己言行的皇帝,有的甚至只能在奶娘的怀里吃奶——除了吃奶,什么也干不了,能要求一个仅仅3个月或8个月的婴孩独立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吗?于是,外戚与宦官专政便开始交替进行。外戚当权的先后有窦氏、邓氏、梁氏,分别形成盘根错节的政客集团。这自然引起士大夫的不满,大臣杜根曾要求邓太后归政于皇帝。杜报当然是出于耿耿忠心,但他的“忠”显然也很荒谬:婴儿能够运用权力吗?而杜根的下场也颇为惨烈:邓太后下令将他装到布袋里,当场乱棒打死。传奇式的,社根居然还剩一口气,他假装死亡,培卧3天,眼中都生出虫蛆,才骗走监视的人,得以逃生。外威的辉焊也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出现了更为可怕的宦官集团。某一外戚势力达到顶峰时,宦官便发动攻击,结果是外戚被整族戮灭。这样的场是像单调的循环数一样不断地重演着。
婴儿治国,婴儿是没有罪过的。老人治国,老人却会干无数的荒唐地中国历史上,治国的老人虽不如婴儿多,却也不乏其人,如清代的乾隆帝弘历,掌权一直到80多岁。年轻时代,乾隆确有不少文治武功,可是到了自封为“十全老人”的时候,他就成为不可雕的朽木,将国耐搞得一塌糊涂。
燕园据说曾是和神的私家花园。和神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却能将“十全老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神加速了全国官僚机构腐化的过程,当时文官从建设工程和司法冤狱中发财,武官则从士兵粮响甚至军火行动中直接抢劫百姓而发财。发财最多的当然是和冲了,他在乾隆末期当权20年,敛私产九亿两,足足等j‘全国国库12年的总收入。老朽的弘历,对这样骇人听闻的贪污却眸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他是想把财富留给儿子,所以他死后,嘉庆处死和神,清罚其财产,有“倒了和神,他了嘉庆”之说。
文字狱就更可怕了。老人的心理是阴暗的,多疑的,尤其是大权在握的老人。他的思维已经停滞,不可能作出任何正确的判断;他的心灵已经枯涸,不可能拥有任何温暖的感情。可以设想,整日与一大群小太监为伍的八旬老人,缩在阴森森的大殿的尽头,日子长了,不成为偏执狂才怪呢。看到年轻貌美的嫔妃,却再无当年风流快活的功能,同样令老人焦心如焚。于是,弘历大兴文字狱了,他晚年所兴的文字狱是他在位前40年的几倍。弘历的变态心理,从他对沈德潜的态度上就可看出。沈德潜是当时的大诗人,乾隆还是皇子时就很欣赏他的诗作,即位后不久,他不断提拔沈德潜,待其极为优厚,多次赐诗、唱和,如“朋友重然诺,况在君臣间。我命德潜来,岂直道引年。沈冈表轩罢,白驹来贲然。即此至性纯,令我愈以传”将这段君臣的诗文之交写得颇为感人。乾隆的诗稿12本,均由沈改定,甚至不少由沈代作,后编成清高宗御制诗初集。乾隆因此赐诗:“清时旧寒士,吴下老诗翁。近稿经商催,相知见始终”然后,‘在谊”并未善始善终。晚年乾隆发现沈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咏黑牡丹诗,又听说沈好像透露过替皇上代笔的秘密,终于大发雷霆。是时,沈早已去世,弘历犹不解恨,大骂其“卑污无耻,尤为法辱晋绅”命令开棺戮尸、夺其溢号、撤出贤良调。仆其墓碑。这样的举动,难道是心理健全的人的所作所为么?可见,老人治国比婴儿治国更加可怕,破坏力也更加巨大。老人时不时会有疯狂举措,而婴儿却不能主动干坏事。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都已成为历史,不然的话,作为古老帝国的国民,每天起床都得摸摸颈项,证实脑袋是否真的没有搬家。然而,即使是历史,阅读时也令我心凉胆颤。
六月四日的随想
——纪念陈独秀逝世55周年
他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20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煌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咋呼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核核、分发、邮寄,他—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周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晶更能切中时弊。而50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41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油,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贸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1921年7月23日,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在广州的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优惧?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露宿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在清理之中。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今何健,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这也许是30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努里”(博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至11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共图颠踏国民党青,即为叛国”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我认为,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颇司:“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同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同,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博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好的文集之一。1939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别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7“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共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枯阴阳入互用例表。热性的陈氏为何偏偏选择这一冷性的学问?我不是语言学家,无法评定陈氏一系列语言文字方面著作的学术价值,但直觉告诉我:陈氏的选择绝非偶然。20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飒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20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伯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后两句是牢骚,当不得真;前两句则是心里话,令他的朋友们汗颜。
作为一名享受着文科学长盗来的火种的后辈学子,我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1997年6月4日,陈独秀逝世55周年(5月27日)后一周——写下我的纪念文字,也写下我对民主和光明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