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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沙俄财政大臣的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中，记载了李鸿章赴俄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时的情况。
当时，霍登广场发生惨案，观看典礼的百姓互相挤压，人山人海的波动失去了控制，挤压死伤两千人。李鸿章问：“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说，当然要禀奏。李鸿章摇摇头说：“唉，你们这些大臣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瘟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向皇上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相安无事。当时有人问我，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看到维特惊异的表情，李鸿章接着说：“您说，我干嘛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怕的皇帝苦恼？”在这次谈话后，维特伯爵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两种文化进化程度差异，就在这一席对话中。缓塞是法国国王的儿子、奥尔良大公的同学。有一次，奥尔良大公给缀塞一张宫廷舞会的请帖。诗人见到路易，菲力浦时，他所受到的接待使他大吃一惊。国王愉悦而诧异地笑着，走到他面前说：“你是刚从约安威尔来的吧？我很高兴见到你。”谬塞深懂人情世故，没有流露一点惊讶的神色。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就苦苦地想国王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最后，他想起来一i，他有一位远房亲戚，是约安威尔皇家产业的森林看管人。国王从来不会把作家的名字来劳累自己的记忆的。可是对于管理皇家地产的全部官员的名字，他却了如指掌。
连续11年之久，每年冬天，国王以同样的愉快见到他假想的森林保管人的面孔，并对他赞赏有加，点头微笑，使满朝文武嫉妒得脸都白了。这份皇家恩典被认为是赐赏给文学的；然而这一点更可以肯定：路易菲力普从不知道，在他统治的时期，法国有过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和国王的森林保管人是同姓的。
这种类型的误会，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断地上演着。诗人因此翘起孔雀的尾巴。
司汤达说过：“我看见一个人上衣上佩戴很多勋章，在客厅里高视阔步时，就情不自禁地想到，他必定是干了所有卑鄙的勾当，不，甚至是卖国的行径，他才为此收罗了这样多的证据！”
对于勋章，没有比这更为深刻的认识了。真正的荣誉，是无法获得勋章的；真正的勋章，是流放地和火刑架。康德认为，我们眼中的世界只是世界的表象。我想，勋章与荣誉的关系，大概是康德这一高深莫测的哲理的最庸俗又最贴切的比喻吧。
人们总是厌恶臭袜子，把它们扔到床底下去。其实，袜子有什么过错呢？臭的是自己的脚，袜子不明不白地充当了替罪羊。
历史便是这样写成的。
陈寅格在孵蒋秉南序中这样评价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我想，千载而下，学者如过江之鲫，能担当起“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十个字的能有几个呢？肚子往往比气节重要，翎子往往比书本重要。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焉能成为雄狮鹰隼？
高尔基的悲剧。
1928年，苏共展开了一个争取高尔基回国的全国性运动。甚至中小学生也写信给作家：为什么您宁愿生活在法西斯的意大利，也不愿生活在热爱您的苏联人民中间？高尔基回国后，享受政治局委员的待遇，别墅周围种上从外国搞来的花卉，特地从埃及给他订购香烟。尽管高尔基多次拒绝使用奢侈品，但他被告知说：马克西姆高尔基在全国只有一个。高尔基所得到的荣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连梦想都不敢去梦想的：大工业中心下诺夫哥德市被更名为高尔基市，相应地整个下诺夫哥德州也被更名为高尔基州。
然而，荣誉也需要代价。高尔基的日程被安排得满满的。他被带到克格勃准备好的工厂、农场参观，人们向他热烈鼓掌。精心挑选的犯人与高尔基交谈，朗诵他的作品，并把监狱生活描绘得像田园一样，令富有同情心的作家流下热泪。从此，作家生活在一块玻璃罩之中，过着空中楼阁的生活。
高尔基毕竟是高尔基。他逐渐发现了那些笑容背后的怨恨，那些远比阳光庞大的阴影。他拒绝为斯大林写传记，斯大林愤怒地说：“从一只生了疥的羊的身上哪怕能拨下一撮毛来也好。”秘密警察头子亚戈达向高尔基转达主人的命令：要他为“真理报”写一篇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高尔基又拒绝了，于是，他出国过冬的权利被取消。他本人的意见不受重视。斯大林说，高尔基留在国内对“人民”有益。
高尔基逝世后，克格勃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了他珍藏的几本杂记。亚戈达看完后，气得破口大骂：“狼终究是狼，喂得再好也还是想往森林里跑！”
我一直认为，逻辑学乃是民主制度最坚实的根基，只有懂逻辑的国民才能建立民主的国家。
不懂逻辑的斯大林说出这样的话便是自然而然的了——他威胁列宁遗儒克鲁普斯卡哑说，如果她不停止对他的“批评”的话，那么党就将宣布，列宁的妻子不是她。他对目瞪口呆的克鲁普斯卡姐说：“是的，党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权力取消逻辑与缺乏逻辑导致权力绝对化，两者互为因果。斯大林的话绝非儿戏，这一类不循任何逻辑的话，国王和教皇们从古说到今。
金钱之所以可鄙可憎，就是因为它甚至会赋予人以才能。这是阳思妥耶夫斯基的话。
人心之所以可鄙可惜，就在于它所孕育的所有才能全是为了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钱。这是我的观点。
世纪末“钱学”大盛，也算是杂草丛生的学术界的一朵奇葩。此“钱学”（钱——钱钟书也）固非彼“钱学”（钱——金钱也），但同样令我怀疑。
我以为，钱钟书是一位伟大的注释家，而非原创性的思想家，他的注释当然都是第一流的。那么，千百个再来注释这些注释的学者呢？美国人常常讽刺某些“莎学”研究家已经沦落到“靠研究莎翁肚脐眼的大小来混日子”的地步，那么，中国的“钱学”家们呢？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吧，他们把钱老先生吐出的一口浓痰也当作汤药吮吸得津津有味。
同样“红学”与“鲁学”等显学也沦落得差不多了。但还有人拼命想挤进来。
友人一说起晚清便是一副不屑的样子，晚清恰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说，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我不以为然。因为晚清还有能勾勒这三种东西的作家，所以晚清还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代。连一个记录怪现状的人都没有的时代，岂不等而下之？
写诗成诗人，不复有诗句。
读书到博士，书中已无趣。
阮遥好集展，收集了一屋子的各种质地的展，一边上蜡一边叹息说：“本知一生当着几量展？”这该是最悲凉的感叹吧？
月坛邮市里，邮票不过是钞票的等价物。收集到了这样的地步，阮氏又当作何感慨？
石头。再坚硬的石头也会在流水中失去它的棱角，我想，最没有力量的流水是最可怕的。
以伟大的名字命名城市和街道是巨大的冒险——自以为玩弄历史的人恰恰被历史所玩弄。
1961年10月引日夜，斯大林的尸体被移出列宁陵墓。士兵们七手八脚地抬下盛殓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取出来保存完好的尸体，放入一口湿流涌的、粗糙不堪的棺材内。然后，他们把棺材扔进克里姆林宫脚下的一个深坑，几分种内便完事了。
在泥泞中腐烂的尸体一定在懊悔：当初“不朽”的想法是多么的无知！企图“不朽”的君王们，只有“速朽”的下场在等待着他们。对于尸体的崇拜，毕竟是遥远的古埃及时代的盛典。
我曾经醉过，却总是醒来。
我正在行走，却没有方向。
汤因比说，这是一种谦逊的思想——我们拥有大得多的物质力量这一事实，反而使我们置身于对自己来说大得多的危险之中。
生物学家们却没有这种谦逊的思想，他们只研究如何克隆。也许散文本身就是一种泛滥的文体。但我读到一本又一本如同嚼蜡的散文集时，我很难再保持这样宽容的心理。二三十年代三流的散文家叶灵凤的文笔，也足以令今天的散文“大家”们竞折腰。
胡适说过，最滑稽的外情便是“长级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记里没有诸葛亮”今天，许多写文章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有才气的人。
旧约传道书中说：谁如智慧的人呢？谁知道参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
我匆匆地在街上行走，发现这座城市没有智慧。
不再把贫乏当作贫乏，是一个时代绝对贫乏的标志。
电视广告中，连洗发水也有数百种。朋友质问我：你为何老嚷着贫乏？
贫乏的贫乏性被遮蔽了。智力在急剧地倒退：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们，知道浮肿代表着贫乏和饥饿；今天的人们，则把浮肿当作迟来的健康。
我是一个走错舞台的演员。观众都是我所陌生且厌恶的，剧场经理却让我逗他们笑。
深夜的时候，在没有声音的畅春园看月亮，才明白什么是孤寂。
顾城说：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我说：我想在窗子上全蒙上帷慢让所有习惯光明的眼睛习惯黑暗。
正视黑暗的勇气，是对光明唯一的呼唤。缺乏这种勇气，光明只能像蜡烛一样熄灭。缺乏这种勇气的顾城，逃到了小岛上，可耻地死去。而我生活着，挣扎着，艰辛且苦楚。
三流的统治者，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如秦二世、崇份；二流的统治者，使天下不敢怒而敢言，如宋代诸帝；一流的统治者，使天下既不敢言且不敢怒，如康乾。
农民起义者会选择三流统治者的时代，知识分子会选择二流统治者的时代，而一流统治者的国度里，只有一群忠实的太监在忙碌着。
原先，我对孩子们的追星行为百思不得其解。一个艺名叫“井冈山”的五流歌星，居然让千百个妙龄少女哭得死去活来，为的便是与他握一下手。
后来，我想，我不该嘲笑这点仅存的浪漫。在“现实主义”拿起屠刀扼杀了思想的浪漫之后，这份可笑的浪漫也许是最后一根坚固的支柱。每个人都在做着成功的梦想，正是梦想产生了偶像。
春天，花在一夜之间开放，眩目的美丽。而我在一夜之间丧失语言，发现了沉默。
“现代是孤立的对立面，文明的演进使人类越来越害怕被逐出集体。”陈凯歌在回忆录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中写道：“在一个个人的利益或权利都必须通过国家的形式体现的制度下，反过来说，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国家的恩赐。”正是出于“离群”的恐惧，他在家被抄之后，穿上黄军装，戴上红袖章，骑着自行车飞驰“在绝望中仍然希望人们能把我看作他们中的一员。”这是小草的国度，不适宜树的生长。
“合群”是对存在的否定。因此，我选择“离群”让孤独成为我一生中最阴毒的敌人与最忠实的朋友。当年北大那位在楼顶上撒传单的文科学长说过：“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我想，独秀先生一定会把我当作朋友的。
手可以采玫瑰，但采不来玫瑰的香气。
文字后面的血泪，又岂是没有心肝的人所能体味的？
梨，外甜内酸。谁知道她的心是酸的呢？吃梨的人把心都扔掉了。
“异端”英文单词的希腊源是“选择”而“民主”的核心是“选择”所以“异端”的存在是“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
没有异端，也就无所谓主流、正流、权威。
利希顿堡说过，有些人读书只是为了取得不再思考的权利。读书，实在是一件值得怀疑的活动。读书破万卷，不一定是好事。
那么，写书呢？写书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抱着君临天下的姿态提笔——有些书之所以写作、印刷、传播，就是为了不让人们进行思考，如大部分的“经典”
难怪叔本华认为，不读之道才是真正的大道。“无论引起轰动的是政府或宗教的小册子，是小说或者是诗，切勿忘记，凡是写给笨蛋看的东西，总会吸引广大的读者。读好书的先决条件，就是不读坏书：人寿有限。”
权力，在它自己变得越来越不透明时却要求民众的生活应当是整个儿透明的，是福柯所说的“圆形监狱”
相反，权力越透明，民众的生活越隐匿。当克林顿宠狗的性情被媒体摸透的时候，千百万普通人享受着以总统一个人牺牲自由为代价换得的自由。
只有在面对永恒或缺乏永恒的状态时，人才暴露出他的脆弱性。否则，人永远是狂妄的、自足的。
旅途。上车的那一刻，还是欣喜的。没想到，下车的时候，发现自己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
天安门之前原来是大清门。大清门是真正的“国门”其名称随朝代的更迭而变，在明代称大明门，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时改称中华门。大清门匾是石头作的，字迹用青金石琢制，镶嵌在石中。民国更换门名时，有人想把石匾拆下来掉个脸儿，把“大清门”三字翻到墙里，把原先的背面放在外面，刻上“中华门”三字。及至将石匾拆下来，发现里面竟是“大明门”三字。原来清人早在二百多年前就使用了这偷工减料的高招儿。于是只好刻了一块木板挂在檐下。
历史大可不必看得那么神圣。就凭秦始皇想世世代代为皇帝，我就觉得他是个智商很低的家伙。
常常和朋友讨论“共产主义”的问题。有位偏激的朋友说：“这是一个乌托邦，绝不可能实现！”
我却笑着对他说：“人间确实有‘共产主义’。”我翻开叶利钦自传给他看。叶利钦写道，如果爬上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1共产主义！专门的医院、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特制佳肴、不花钱的源源不断的奢侈品、舒适的交通工具等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大限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所谓世界大同啦，都不需要。“因为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暂时一亿人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职位”的。制度可以把这些享受赐予个人，也能把它们从个人手中夺回来。
贵族往往是悲观主义者，他们穷奢极欲，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穷奢极欲。
奴隶往往是乐观主义者，他们像绵羊一样忍耐，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会有幸福的明天。
1973年8年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后，毛泽东主席因身体衰弱一时无法站立。周恩来急中生智，向大会宣布：请代表们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场。老照片杂志上，配照片的这段文字的标题是“周恩来的机智”
一元论是民主的死敌。我所理解的西方传统是三元的，即：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古罗马的法律传统和希伯来的宗教传统。三元论所教育出的民主应当如此：一、民主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手段在整个社会发生作用，它不仅要确保法律面前人太平等，而且要保证基本人权不受侵犯，包括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以及获得财产的自由。二、法律独立十‘行政权力范围，法律作为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独立的调和手段，绝不能是统治集团的工具。三、民主是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它渗透到衣食住行、待人接物之中，似乎看不见，又确乎存在。
天人合一的国度，民主是海市蜃楼。
在一个日暮穷途的时刻，最痛苦的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什么都尝试过了，只剩下堕落；片刻的次悦，并不能根除分崩离析的恐惧。
蜘蛛们在网上徒劳地奔波着。
在我的心目中，与“真理”相比“国家”无足轻重。当左拉被宣布为叛国者的时候，他皈依厂真理；当托马斯曼被宣布为叛国者的时候，他皈依厂真理——他们的国家，是“不义”的国家。
斯宾诺莎说：“国家的目的确实应该是自由。”卡莱尔说：“我们的国家只有在不损害我们的思想观念时才是可爱的。”中国人一向“太爱国”看见“爱国主义”的幌子便两腿发软，没有信心去观察打着这个幌子的是什么人。中国知识分子最怕的便是被指认为“不爱国”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国心”牺牲理想、牺牲真理、牺牲亲人、牺牲生命都是在所不惜的。
“说不”是应该的，关键是对谁说不。中国一向鲜有说不的勇气，突然之间人人都在慷慨激昂地说不，这足以令我警惕。陈独秀早就说过：“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的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而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这才是真正的说不，对“爱国主义”说不。
中国的哲学偏向于巩固与粉饰一个熟悉的传统世界。西方的哲学偏向于质疑旧世界和建构新世界。
我听到鸽子的翅膀扑打空气的干涩的声音，顿时感到飞翔的艰难。
城堡。懦弱的人们聚集在这里，抽着烟，炫耀着溃败后仅存的尊严。
时间。井边的青苔以及被水桶擦去的部分。当年提水的人是外婆，现在提水的人是我。“欺骗是蛮横的本质，当罗蜜政对朱丽叶说。我爱你＂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演戏。真诚并不比欺骗具有更多的意义。
布罗尼在佛罗伦萨史中认为，罗马帝国衰亡之始，应追溯到罗马皇帝取代共和制之时。当自由失去，罗马唯知效忠于统治者而已，国家权力落入一人之手，公民之德性与独立精神乃受统治者所忌；于是，卑鄙而无自由志节之人独能取悦皇帝。得太皇帝宫廷者，非矫矫之强者，乃无骨之弱徒；少勤奋上进之流，多馆媚寡耻之辈。政府事务为社会最下流人所操纵，罗马帝国遂面临重重危机矣！。
与之极为相似，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一1942年中国华北农村一书中，也描述了“小人”当道的中国材方世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皇帝、总统、委员长之类的“英明领袖”固然难逃罪责，但一个庞大的“小人阶级”却在恢恢法网中被遗漏了。助纣为虐者比纣更具有破坏作用。
我以为，好的制度便是能抑制“小人阶级”的制度。
宣传。宣传的使命是：在强化某一社会范畴的心安理得的同时，破坏另一社会范畴的心安理得。
现代社会的衰败，部分原因是对群众的畏惧。所有高贵的头颅都在肥皂泡一样的“群众”面前低下了。
哪儿有“群众”哪儿就有虚伪性。
哪儿有“群众”哪儿就有最严酷的专制。
无聊。这个时代，连无聊感也缺席了。帕斯卡尔认为，无聊即没有激情、无所书事、没有消遣、也无所用心。人感受到自己的空虚、自己的沦落、自己的无力、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空洞。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聊。已然不是真正的无聊。真正的无聊是对最不堪忍受的事情处于完全的麻木。意识到无聊，乃是反省的开始。
所以，有无聊感的人都是我的朋友。
有人说。奴隶只需要财富，不需要自由。可是，谁见过拥有财富的奴隶？谁保证奴隶的财富不被剥夺？
主人说。我很宠爱奴隶。然而，这是奴隶所交的好运吗？宠爱与鞭子，只在主人的一念之间。仁慈的贾府里。也有投井的金钥，吞金的尤二。最不觉悟的该是焦大，他大概至死也不明白。我跟太爷打过江山，怎么换来满嘴的马粪？
在奴隶制度中，焦大所起的建构作用远远大于诸贾。我以为。
在这个意义上，最应当怜悯的不是晴雯。而是袭人。
齐克果思索过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去迎受痛苦；一条是上学毕业做教授，专门讲授别人的痛苦。前者是“踏出一条路来”；后者是“在道路旁磨蹭”它多半以沉沦告终。
选择后者的人们，怀着悲壮的牺牲精神上路，以为可以走到终点，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条平行的路——无论怎样匆匆行走，也不能令距离缩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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