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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17岁,方碧玉22岁。我们怀揣着大队里的证明信,背着铺盖卷儿,走出了从未离开过的村庄,踏上了通往县棉花加工厂的车马大道。支部书记的疤眼儿子国忠良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我们背后。他完全有理由跟在我们背后,因为他和方碧玉订了婚。在我们那儿,定婚契约似乎比盖着大红印章的结婚证书还要重要。我不清楚国忠良的准确年龄,估计将近30岁吧。我恨这个家伙。我几乎把他看做了我的情敌。当然,这字眼既抬举了他也抬举了我自己。我用仇恨的目光斜视着这个身躯高大、俨然一座黑铁塔似的我们村的太子。他马牙、驴嘴、狮鼻,两只呆愣愣的大眼,分得很开,脸上布满了青紫的疙瘩,眼皮上有一堆紫红的疤痕,据说是生眼疖子落下的。离村已有5里远了,他还没有丝毫回去的意思。方碧玉突然站住,半侧着身子,眼睛注视着路边那些生满了毒虫的疤瘌柳树,像木头一样用木头般的声音说:
“你甭送了。”
国忠良血液上冲,脸皮变紫,眼皮上那堆肉杂碎变得像成熟的桑椹。他那两只小蒲扇一样的大手下意识地搓着崭新的灰布制服,口唇扭动,发出吭吭哧哧的声音。
“你回去吧。”方碧玉说。
“俺俺娘俺爹让俺往远里送送你”“回去跟你爹娘说,让他们放心。”方碧玉大步向前走去。
我有些同情地看了一眼还在搓衣裳的国忠良,尾随着方碧玉往前走。我甚至无耻地说:
“忠良大哥,碧玉姐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昨天夜晚的情景如同翩翩的蝴蝶飞到我的眼前。我家那只芦花公鸡学母鸡叫,好运气降临,我的福气逼得家禽都性错乱。爹对我说:
“支书终于开了恩,放你去棉花加工厂了。吃过晚饭你到支书家去趟,说话小心点,别惹他老人家生气。站着,让座你也别坐,听仔细了没有?”
我牢记着爹的话,衣袋里装着母亲给我的十个鸡蛋,忐忑不安地往支书家走。十个鸡蛋,让我心疼。支书家的黑狗猛扑上来,吓得我丧魂落魄,紧贴在墙边。是国忠良喝退了黑狗,并把我引进了他的家。玻璃罩子灯明亮。支书盘着腿坐在炕上,像一尊神秘的大佛。我喉咙发紧,说话不利索。支书睁开眼,轻蔑地打量着我,使我小肚子下坠,想蹲茅坑。俺爹说你叫俺我说着,看到他摆摆手说你坐下吧,果然是嗓音洪亮,犹如铜钟。老人们说有大造化的人都是声若铜钟。我忘了爹的嘱托,忸忸怩怩地坐在一把木椅子上。支书说,小子,看在你叔的面子上,我放你一马。我感激不尽,胡乱点头。你们家出身老中农,土地改革时你家门上贴过封条,你知道吗?你堂叔1947年逃窜到台湾你知道吗?我吓得直冒冷汗,支书继续说,我能放你出去就能揪你回来,你不要忘了姓什么!我连连点头。支书说,方碧玉跟你一起去。她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我连连点头。知道就好,你给我看着她,有什么情况立即回来跟我说,她出了事我找你。我夹着尾巴逃回家,裤裆里湿漉漉的。衣袋里粘糊糊,十个鸡蛋碎了八个。母亲痛骂我,并抡起烧火棍敲打我的头。爹宽宏大量地说:算了,别打了,明天他就要去棉花加工厂了。
我竟成了国支书派到方碧玉身边的坐探,真卑鄙。他哪里知道我早就迷恋上了方碧玉,他妈的。
一只碧绿的蚂蚱落到国忠良裤腿上,裤子也是新的。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满脸哭相,跟着我们往前走。我距离方碧玉五米近,他距离我五米远。我离方碧玉近,他离方碧玉远。我暗暗得意。我插在了这一对未婚夫妇之间。道路两边全是一望无际的棉田,经霜的棉叶一片深红,已经有零星的棉桃绽开了五瓣的壳儿,吐出了略显僵硬的白絮。新棉就要上市了。我再不用弯着腰杆子摘棉花了。方碧玉也一样。她穿着一身学生蓝的军便服,显得英俊而潇洒,像个知识青年,只可惜衣兜盖上没别上一支钢笔。
就那样保持着距离又走了一会儿。方碧玉又一次站住,等到我和国忠良磨蹭到身边,她说:
“回去问问你爹娘,要是不放心就弄我回去。”
国忠良脸上的变化同前次一样,手的动作也一样。终于他说:
“那你走吧俺爹说,你在他手心里攥着呢,他能弄你出来,也能弄你回去。”
我看到方碧玉一脸激动的表情。她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果然是自小习练武功的人,腿脚矫健,腰肢灵活,仿佛全身都装着轴承和弹簧。
我紧着腿脚追赶方碧玉,累得气喘吁吁,浑身臭汗。走了好远,我一回头,发现国忠良还站在那儿,手掌罩在眉上,望着我们。阳光照耀着他,使他通体发亮,仿佛一个刚从窑里提出来的大釉缸。
为什么一表人才的方碧玉会跟疤瘌眼子国忠良订婚?对此村里传闻很多。有说方碧玉的爹要攀高枝。有说方碧玉要借机跳出农村。有说方碧玉早就被支书睡了,老支书为子辛劳,等等。这些流言蜚语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方碧玉要嫁给国忠良,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又似乎无所谓。我沉浸在离开农村进工厂的巨大幸福中,尽管是临时工,季节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