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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霞：读这本楼下楼上，让我想起你的第一本小说集她们的记忆来，那里面主要收集了你1986年到1990年的作品。本来我一直认为你不是一个特别强调“性别”的女作家，但是两本小说集一对照，还是能感觉到第一部的女性色彩要强烈些，女性的精神世界是你着力挖掘的领域，就像书名所表达的那样，那确乎是一段一段的“她们的记忆”到了这本小说集，我发现不少作品是从男性视角切入的，像房租问题、伍大夫、“陌生”的朋友、忧伤的眼睛等，而且你似乎更愿意从“人”的意义上去触及我们生存的难题。当然，变化的不仅仅是性别意识，你能就这部小说集对你的创作做一番梳理和比较吗？
何玉茹：这本小说集大约只是我近年作品的三分之一吧，因此只就这本小说集说话也许是比较局限的，但你的发现的确是个事实，我自己虽说不大自觉，两本小说集的差异确实存在着。你说得对“从‘人’的意义上去触及我们生存的难题”这可说是我写作的一个出发点。我曾写过一篇创作谈，叫从困境出发，其中说，小说这个东西，无疑是喜欢困境的，有了困境，小说就有了发展自己的理由。而我同时认为，困境归根结底不是小说人物的困境，而是作者自己的困境，是作者自己有话要说，因此无论从女性视角还是从男性视角切入，怕是都难以摆脱作者自己的影子。如果说近年我的小说男性视角多了些，我想多半是由于自己要说的话与从前有了不同，从前多是站在此岸看彼岸，容易将自己和某个小说人物等同起来；现在则多是同此岸、彼岸都保持距离，既可看到两岸，还可看到此岸里面有彼岸，彼岸里面有此岸。
不过我还想说的是，小说创作是个复杂的过程“从困境出发”说得通，从直觉出发也说得通，甚至从概念出发也可能写出好小说。更多的时候我也许更偏爱从直觉出发，因为有时候一些东西会出其不意地闪现出来，并使人为之着迷，这东西往往不是某种生存困境，也不是某种道理，它模糊而又独特，不合规矩而又品质优秀，难以言说而又清晰地闪着光泽。这时候我就知道，这小说是非写不可了。
杜霞：楼下楼上是你近阶段创作中较有影响的一篇，用它做小说集的名字，很能代表你90年代的创作倾向。这个题目也很有意思，初看很平常，但读完小说就会发现“楼下楼上”似乎暗寓了我们生存中那种神秘的“连结”因为相似的罪孽感，楼下楼上，几个陌生人之间忽然有了“连接”而更让我们感到惊心动魄的，是引发不幸的种种微妙的“连结”好象一不留神，自己就成了他人的地狱。不少作品中，你都写到了这种“连结”写到了理解与沟通的复杂和微妙，那么，它对于你的写作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何玉茹：非常感谢你这样理解“楼下楼上”如果对我近年的写作选一些关键词的话，我想会是这样一些：犹豫不决，模糊，混沌，混淆，怀疑，不确定，潜意识等等。“楼下楼上”除了你说的“连结”还有犹豫不决的含义，犹豫不决我觉得是人最常有也最无奈的一种处境。世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几乎都可说是一团难以理清的乱麻，不会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其中的“连结”也就难以说清，而小说世界是既要有这团乱麻，还要说清难以说清的连结，因此，我的努力注定便是这悖论中的努力了。
杜霞：你早期的作品，比如绿、寻等，有着较为单纯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当然和同时期的一些作家相比，在表达上还是曲折含蓄得多。但你后来的小说却越来越“模糊”也越来越“丰富”了，似乎有很多条路径可以到达彼岸，但彼岸是什么，彼岸在哪里，又很难说。比如说房租问题，写到利益与感情的问题，容易让人想起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王安忆的香港的情和爱，但细读又会发现，胡月亮的“想法”很重要，而李伯君对自由市场的热情也很有意思，这样一来，主题就暧昧了，甚至没有主题了，读你的小说，往往能感受到这种强烈的不确定性。
何玉茹：上面说过了，写作时我要尽量与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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