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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受难？/我不知道，但他们是我的人。/跟我走吧。”很遗憾在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才读到聂鲁达这首山河。美好的事物，总让我们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它同时也让我更加相信，真正的诗，在抵达心灵方面，有着大致相同的路径。在这条路上奔波的灵魂，有着奴隶一样的谦卑，也有着天使一样的高贵。他在山河草木间辨认着自己的兄弟，然后轻轻地召唤一声：跟我走吧。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在德令哈那片瓦蓝瓦蓝的天空下，女孩子李南一定也聆听过这神秘的耳语。那深切的有如母亲般的召唤，注定了一个诗人苦难的航程。多年以后，李南在她的飘泊之旅中写下了这样的诗行：“我独自走在东方的大道上怀乡、疼痛，被沉朴的光芒覆盖我是一个贫苦的诗人心怀诗句和梦想越过海水，那一些动荡的沧桑在久远的福光中赞颂我的兄弟们”（海）
从戈壁到平原，从平原到海边，我猜想着那些“动荡的沧桑”是怎样磨砥了李南的心魂，让她在承受摧折的同时，也接纳了隐忍、宽容与悲悯，我相信，在李南那里，那些沧桑有着上帝的容颜。
而在最初的吟唱中，李南即已显示出这种静对世事沧桑的澹定与从容。尽管每每谈及自己早年的诗作，李南总会笑称“幼稚”、“太理想化”但读她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诗作，于单纯明朗的气氛中，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些尘世里的曲折与风暴是怎样在灵魂的祈愿中获得平息：“流浪的心再不会四处借宿飘泊的双足再不会躲进小屋避寒祝福你不必站在窗口叹息了当风雪掩埋了我的足迹”（无题）；“有一种树能雕刻皱纹却刻不出记忆墓地供人们祭奠我们会变成老人终要到这里安息”（我们还会相遇）
觉今是而昨非——对于一个渴望创造的生命来说，这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我理解诗人的谦虚与自勉，但我更相信，有一些卓越的因子、美好的质素，在诞生之初，便具有了恒久而强大的生命力。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否定与怀疑，一轮轮的筛选与更新之后，他们依然顽强地彰显着自己，直到有一天，繁衍成一片沉实实的草场。
正是这些富有生命力的根须在指引着李南作为诗人的道路。就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英国诗人拉金用平易、素朴的日常性题材以及简练、直截的表达方式来反拨狄兰托马斯的晦涩、繁复和浪漫狂热。在经历了文本造诗的短暂的迷狂之后，李南的诗歌，就像她的生命一样，在自我的反拨和蜕变中逐渐走向澄净开阔的水域。
一九八九年——李南创作的一个分水岭，她开始了更为自觉的诗性的追求。因为爱情，这段日子流光溢彩，它的光芒，直接孕育诞生了一批质量上乘的颂诗。
“雨打着树叶，雨水使我们怀念青光里的家园一片片青草和马匹我的农夫！等你你不来今夜月光已经倒伏今夜马匹都已睡去”（颂诗第42首：爱情谣曲）李南曾说：如果不是命运，我一定还在远离现代文明的草原戈壁上，做一个具有异域风情的乡下女人。其实，即便已在城市定居多年，李南也是一个乡下女人。在我的理解里，乡下女人单纯，明净，有着地母般宽厚的情怀，就像张爱玲所说的：“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张爱玲谈女人）一个乡下女人的爱是混沌的，也是澄明的。爱便是爱了，恨便是恨了，爱不需要附丽，它自己成就自己。一个乡下女人也从不吝于献出自己，因为她知道爱就是自己的家园，面对内心的神明，她深深地低首，深深地感怀。在颂诗中，李南充分显示出了一个乡下女人的特质，她用草根与泥巴夯实了爱的小屋，她让自己的爱情，有了素朴的衣衫和同样素朴的心灵。“我要穿上布衣 我要跟随着你把木梳亮在窗台我要和你拥有清贫的日子关闭小小的柴门圣人！眼睛里的光辉我要学会赞美爱情 跟随着你走进词汇的丛林我要和你一道迎接远方的友人打开我们的柴门”（颂诗第39首：跟随着你）。
有必要回顾一下十年前的文坛。当李南在学着“赞美爱情”的时候“女性诗歌”早已因其鲜明的性别指向而成为一个特定的称谓，而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正得到本土理论界的大力推介。大量的先锋女性文本中，躁动着欲望、叛逆、颓废与焦虑，弥漫着神秘另类的气息，在对爱情的怀疑与绝望中，自恋、同性恋也暧昧地浮出水面在此种语境中，颂诗的出现不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它的落寞也由此而注定。但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时宜”也许从来都是一个缺乏感知力的字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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