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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初夏，林徽因跟随父亲远涉重洋到了欧洲。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的一处处文化名胜，一幅幅人文画卷，让她敞开胸怀尽情吸收着异域文化。行程在伦敦停留下来，父亲总是在忙碌，一个人的时候，她读维多利亚的小说，读霍普金斯的诗歌，读萧伯纳的剧本。入秋了，伦敦进入了阴雨连绵的时节，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伦敦圣玛丽学院，父亲依旧在忙碌，忙于各种会议，忙于四处讲学。屋外清冷的雨已经连续下了几天了，她忽然感觉一个人的世界有些孤单，人在最孤单的时候，也许总是容易把温暖当成爱情。
伦敦。湿漉漉的季节，孤单的世界里，她遇见了他——那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才华横溢的诗人——徐志摩。
人生有很多奇妙而不可思议的相遇，能在瞬间将两个全然无关联的陌生人连接起来，融入彼此的生命，直到终老。当然造化弄人的命运之神实在太忙了，他安排了一场看似极其唯美的“邂逅”——地点，景致，甚至氛围都统统考虑周全了，惟独，忘记了给这场相遇一个同样完美的结局。
徐志摩原是她父亲的朋友，他最爱她父亲那句诗“万种风情无地着”在与她父亲的交往中，他看到了一个梳着两条细细长长的小辫，仿佛中学生模样的小姑娘，她发现这个俊秀可爱的“丫头”居然是一个可以对话的朋友。她能用福建口音的北京话和地道的牛津音与他谈很多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名家，那充满乐感极富表达力的语言，那灵动跳跃的思维，还有那微笑时隐约浮现的梨涡这一切聚集成一种磁力，竟让他有些不能自持。这如溪水满轻灵清澈的女孩是他的生命中从未出现过的。就这样他为她用英语背诵夜莺颂，为她讲各种趣闻轶事，告诉她英国人的保守、法国人的人性、美国人的浅陋，他为她满是迷雾的世界带去了早春一缕和煦的光。
1920年的春，似乎来得特别早。
初春时节，他和她结伴漫步在拜伦河畔。静谧的小径，已是绿草如茵，鸟儿动听的歌声打破沉寂，漾漾的碧波晃得人有些眩目，也在他的心底泛起了潺潺的歌。他忽然发现，一整个雨季，只要一有空他就撑着湿漉漉的雨伞奔往林宅，原来就是在期待这样一个晴好的春日，能与她结伴同游。话语间她不经意的轻轻的笑声，撒落在他心底，早已是缠绕心神不能丢失的最动人旋律。
那一年，徐志摩24岁，与张幼仪的婚姻路已经走过八年，张幼仪携幼子在伦敦跟随他伴读，他们是门当户对，在父母和亲朋友好友的祝福中幸福牵手的。
他是一个为“自由”为“爱”而生的人，他和张幼仪提出希望能够解除婚约。他是一个足够勇敢的人，他全然不阻挡自己内心汹涌澎湃的激情，在他看来，对林徽因的爱就是对爱对美队自由至善至真的追求。他眼中只有自己的勇敢，他已顾不上这勇敢背后暗藏的一份自私和残忍。
我无法确定林徽因是曾否同样深“爱”过徐志摩。
十四岁。这是她初遇他的年龄，一个情窦初开的年龄，那时的情怀是这纯至真的，那抹绯红如四月的芳菲，融进了人间最清丽的姿容，但那抹轻盈终不是生命最终和最稳固的状态。沾满露珠的“花蕊”不胜娇柔，只有花瓣合拢才能延续成生命果实。而我们总是过早的把这初绽的情怀断定成“爱”这是“爱”么？那些芳菲少了份真实和厚重，终究会散落在迟暮的春色里，这恰似徐志摩的小说春痕中所描绘的：似“远山的轻霭薄雾”一般，注定让人忧伤，让人惆怅。可是多少女子心甘情愿沉醉在这样的迷蒙之中，沉醉在这无法握在手却又时时纠心的情愫里，只有她，是一个例外。
第二年春天，当张幼仪在柏林为徐志摩生下次子后，徐志摩正式与她离婚。十六岁的林徽因最终“拒绝”了她生命所承受不了的“爱”和“自由”挥别了“勇决智断”的他。
曾经我一度以为，是林徽因足够的“理智”才使她拒绝了这一场充满跌宕和浪漫的爱，这“理智”来自她童年深刻的烙印。历历在目的往事，伤痕依旧，所以她本能的拒绝任何与忧伤沾边的人和事。她总是在潜意识里挑比和害怕“伤痕再现”但我忽视了一点：结束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情感漩涡的时候，她才十六岁。
十六岁，应该是对爱充满迤逦梦想的时节。
到底是怎样的力量，让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童年的记忆，性格的因素，害怕残缺和破碎也许统统都是原因，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她不爱他。至少，她对他的情感和他所给与她的绝不相同。在他热烈的追求中，她一定同样的心旌摇曳过，但当他决定要结束婚姻的时候，她反而从最初的不知所措走向了沉静。她选择了离开。
在很多年以后，当徐志摩意外坠机的噩耗传来，极度悲痛中的林徽因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是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
至少，她对他的情感不足以令她将一生的幸福交托与他。
“你给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一生来偿还！”如此郑重而浓烈的爱的誓言，林徽因同样承诺过，只不过她要说与听的不是徐志摩，而是在她看来是她生命中更重要的一个男子——梁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