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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钱越滞留。
从今以后折钱标准听凭人民的方便，不必确定文数，而征收赋税和官员俸禄将全部用银。”于是罢除云南铸钱，而听从户部的议论。
当时所铸的钱有金背，有火漆，有镞边。
议论的人以铸钱艰难，工匠辛劳费时，革除镞车，使用镳钖。
于是铸工竞相杂以铅锡便锉治，而轮廓粗糙，色泽暗淡。
奸猾诈伪仿效，盗铸钱一天天滋生，金背钱反而受阻不流通。
死罪一天天判处，终究币能禁止。
皇帝对此感到忧虑，询问大学士徐阶。
徐阶陈说五样害处，请求停止宝源局铸钱，应该支付钱的人全部给银两。
皇帝便追究工匠侵吞原料减少工序的罪过，而停止铸钱。
从此之后征收赋税征银而不征钱。
并且民间只用本朝钱，不用古钱，而私自铸钱的人多。
隆庆初年，钱法不流通，兵部侍郎谭纶上奏说：“要想使人民富裕，必须以布帛粮食为贵重而以银为轻贱；要想以银为贱，必须制定钱法以补救银的不足。
现在钱只是散布于天下，而不以输纳入官，所以权力在民间。
请求让人民能够以钱输纳入官，那么钱法自然流通。”于是征收税银三雨以下恢复收钱，民间交易一钱以下只许用钱。
当时钱八文折合银一分，禁止人民不能任意压低或抬高。
直隶巡按杨家相请求铸造大明通宝钱，不记年号。
户部议论拒不施行。
高拱再次为相，说：“钱法早晨议论晚上便更改，迄今没有固定之说。
小民恐怕今天得到钱，而明天就不能使用，因此越更换越混乱，越禁止越怀疑。
请求全部听从人民的方便，不要多立制度以挠乱人的耳目。”皇帝认为很对。
钱法又稍稍流通了。
宝钞不使用将近一百多年，收税部门也很少有收宝钞的，只有俸禄钱独如原来支付宝钞。
四年，纔用新铸造的隆庆钱供给京城官的俸禄。
万历四年，命令户、工二部，按照嘉靖钱的式样铸造“万历通宝”金背和火漆钱，一文重一钱二分五厘，又铸造镞边钱，一文重一钱三分，颁布通行天下，俸粮和银钱兼着供给。
云南巡按郭庭梧说：“开国初京城有宝源局，各省有宝泉局。
自从嘉靖年问省局停止废弃，人民的用度便匮乏了。
滇中出产铜，不炼铜铸钱，却反而以高价购买海肥，不能获利。”于是开局铸造钱。
不久命令十三布政司都开局。
采纳工部的意见，以五铢钱为标准，用四火黄铜铸造金背，二火黄铜铸造火漆，粗糙低劣的判罪。
因为以费多利少则私自铸钱自然止息。
随后，户部上奏说：“钱的轻重没有常规，轻钱便收起来，重钱便散发出去，所以没有壅塞匮乏的祸害。
初铸时，金背十文值银一分，今万历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值银一分，火漆镞边也如那样。
仅过十年，而轻重不只—半，钱重丽物价猛涨，应该调发库存来平衡其价值。”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当时王府都铸造私钱，官吏不敢揭发。
古钱阻塞滞留不流通，国家财用不足，便命令南北宝源局开拓矿地增加熔炉炼铜铸钱。
而北方的钱比南方的钱价值昂贵三分之一，南方铸的钱大都轻而薄。
然而各自因循旧制，一起流通而不废。
天启元年铸造泰昌钱。
兵部尚书王象干，奏请铸造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以一当干的三等面值大的钱，装饰龙纹，大约照白金三品的规定，于是两京都铸大钱。
后来有人议论大钱的弊端，皇帝下诏两京停止铸造大钱，收聚大钱调拨给局改铸。
当时，开局铸钱遍天下，便重征铸钱利息。
崇祯元年，南京铸钱成本七万九千多两，获得利润银三万九千两有余；户部铸钱获得利润银二万六千两有余。
其所铸的钱，都以五十五文当银一钱，计息取盈利，工匠的赔补，行使的折价，人民不能忍受。
宝泉局铜的成本四十万两，旧有条例钱铸成后还成本给太仓，第二年再借，到这时命令永远作为铸钱的成本。
三年，御史饶京上奏说：“铸钱开局，本为通行天下，现在却苦于役有利润，旋即开局旋即关闭，除南北两局外，祗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以及宣、密二镇。
而铸钱所得利润，不全归朝廷。
又苦于没有铸钱成本，是因为购买铜而不是开采铜。
请求遵照洪武初年和永乐九年、嘉靖六年的制度，派遣官吏到各省铸钱，在产铜的地方开采铜，设置官吏驻扎军队，仿照银矿的办法，收取十分之三。
铜山有利，朝廷占有，小民开采，仍然给予钱购买。”皇帝听从。
这时铸厂一并开放，用铜更多，铜的收聚更少。
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请求专门设官买铜。
户部提议原籍是产铜的人驻在镇速、剂、常铜、铅会集之处，这便是所说的在产铜之地采铜。
皇帝都听从这些意见。
随后，又开采绛、孟、垣曲、闻喜等州县的铜铅。
剂州抽分主事朱大受土奏说：“剂州上面连接黔、蜀，下面联系江、广，商人贩运铜铅都集中在这里，一年可以四铸。
四铸的利润，两倍于南方，三倍于北方。”于是陈说合乎时势的四件事，便命令朱大受专门督理。
于是制定钱的式样，每文重一钱，每干文值银一两。
南都的钱轻而且薄，多次下旨严格整饬，便规定每文重八分。
当初，嘉靖钱最精工，隆庆、万历钱加重半铢，自从天启、崇祯新铸之钱出现，旧钱全部弃置不用。
然而钱一天天粗劣而轻薄，大半杂以铅砂，百钱不满一寸，甩掷于地便破碎。
崇祯末年下敕命铸造当五钱，没有来得及铸造明朝便灭亡了。
当初制度，历代钱与本朝钱通行。
自从神宗初年，听从食都御史庞尚鹏的提议，古钱只允许通行于民间，交纳赋税赎免罪罚都用本朝钱。
天启、崇祯时期广泛铸钱，纔收聚古钱以充废铜，民间贸易也槟弃不用了。
庄烈帝初即位，驾临平台召臣下对策，给事中黄承昊上疏有销毁古钱的话。
大学士刘鸿训说：“北方都用古钱，如果突然废除，于人民不方便。”皇帝认为对。
随后采纳御史王燮的意见，收聚销毁旧钱，只流通新钱，于是古钱顿时销毁殆尽。
从隋代全部销毁古钱，到这时一共两次。
钞法从弘治、正德年问废弃，天启时期，给事中惠世扬又请求造钞流通。
崇祯末年，有一个叫蒋臣的申述其说，提升为户部司务。
倪元璐正职掌户部事，竭力主张，但是终究不能流通而停止。
开矿冶炼的赋税，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而金银矿最成为人民的祸害。
徐达攻下山东，近侍之臣请求开设银场。
太祖指出开银场的弊端，有利于官府的很少，损害于人民的多，不能开。
此后有请求开采陕州银矿的，皇帝说：“土地出产，有时限而穷尽。
每年的赋税形成额数，征收银不止。
言利的大臣，都是害民的盗贼。”临淄丞请求开发山海的宝藏以通宝路，皇帝贬黜他。
成祖斥责河池谈论采矿的人民。
仁宗、宣宗时仍然世代禁止，填塞番禺坑洞，罢除嵩县白泥沟开发的矿场。
然而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有冶炼炉四十二座，开始于洪武十九年。
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七县，也有场局。
每年赋税都是二千余两银。
永乐年间，开采陕西商县凤皇山银坑八所。
派遣官员在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赋税，又派宦官+御史前往审察。
又开采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设立贵州太平溪、交趾宣光镇金场局，葛容溪银场局，云南大理银冶。
那些不出产金银的地方，也多次有罢除。
而福建每年的数额增加到三万余两，浙江增加到八万余两。
宣宗初年，多减少福建赋税，此后增加到四万余两，而浙江也增加到九万多两。
英宗下诏封矿坑洞，撤除闸办官，人民得到大大的休养生息，而每年赋税的额数没有除去。
岁办，都是洪武时期的旧有额数。
闸办，是永乐、宣德时期所增。
随后禁止革除永久冶炼。
奸猾之民私自开掘坑穴互相杀伤，虽严禁而不能止。
下诏宽宥，但不改过。
有人又请求开银场，利益归于君上，而盗贼无处容身。
于是命令侍郎王质前往经营管理，制定每年赋税，福建银二万余两，浙江银加倍。
又分别派御史曹祥、冯杰提督，按需供应的东西超过公家赋税，人民困窘而盗贼更多。
邓茂七、叶宗留等人长期毒害浙、闽，很久纔安定。
景帝曾经封闭银矿，随即因盗矿的人很多，兵部尚书孙原贞请求开设浙江银场，于是一并开设福建银场，命令宦官戴细保提督。
天顺四年，命令宦官罗永到浙江，罗珪到云南，冯让到福建，何能到四川。
赋税额数浙、闽大致如旧，云南十万两有余，四川一万三千两有余，总共十八万三千有余。
成化年问，开设湖广金场，武陵等十二县一共二十一场，每年役使民夫五十五万，死去的人数也数不清，获得金只有三十五两，于是又关闭。
而逝垄银矿因缺额量减少，云南屡次开又屡次停止。
弘治元年，纔减少云南银二万两，温、处减少一万多两，罢除浦城废坑银冶炼。
到十三年，云南巡抚李士实说：“云南九座银场，四座场矿脲长久采绝，请求免除这些矿的赋税。”回复同意。
四川、山东的矿坑洞也先后封闭。
武宗初年，听从宦官秦文等人所奏言，恢复开釆浙、闽银矿。
随后浙江守臣上奏说矿脉已经采绝，便命令每年进交银二万两，刘瑾被诛杀后纔停止。
世宗初年，关闭大理矿场。
此后，蓟、豫、齐、晋、川、滇所在之地进纳矿砂金银，又议论开采，以资助土木大工程。
获得玉旺峪矿银之后，皇帝训谕阁臣广泛开采。
户部尚书方钝等人请求命令四川、山东、河南巡抚巡按严厉督责所属之地，一一搜索探访，以称合天地降下吉祥的意思。
于是公家和私人交相追求开矿的利益，而浙江、江西盗矿之人并且劫夺徽、宁二地，天下渐渐多变乱了。
隆庆初年，罢除蓟镇开采。
南中各矿山，也刻石禁止。
万历十二年，奸猾之民屡次以开矿的利益打动皇上的心。
诸大臣尽力陈说开矿的弊端。
皇帝虽然听从，心意却不愉快。
二十四年，张位职掌朝政，前卫千户仲春请求开采矿，张位不能制止。
开采的端绪一旦开启，废黜的军弁、宫市的宦者派在市场的采办人员献矿峒的天天来到，于是无地不开矿。
宦官四处派出：昌平则是王忠，真、保、蓟、丞、房山、蔚州则是王虎，昌黎则是田进，河南的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则是鲁坤，山东的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栖霞、招远、文登则是陈增，山西的太原、平阳、潞安则是张忠，南直的宁国、池州则是郝隆、刘朝用，湖广的德安则是陈奉，浙江的杭、严、金、衢、孝丰、诸暨则是曹金，后来以刘忠代替，陕西的西安则是趟鉴、赵钦，四川则是丘乘云，辽东则是高淮，广东则是李敬，庭酉则是沈永寿，江西则是潘相，福建则是高案，云南则是杨荣。
都给以关防凭证，并偕同原奏官前往。
矿脲微小没有收获，便勒令人民补偿。
而奸猾之人藉开矿的名义，乘着传车强横勒索人民的财物，欺压州县。
主管官吏体恤人民，便加罪以阻挠，逮捕审问罢免官职。
当时宦官多凶暴强横，而陈奉尤其厉害。
对富豪家族便以盗采矿山相诬眚，对良田美宅便指出那些地方地下有矿脉，率领役工包围逮捕，侮辱妇女，甚至斩断别人手足投到江中，其残酷暴虐如此。
皇帝竟纵容不追究。
从二十五年到三十三年，众宦官所进献的矿税银将近三百万两，小人们藉势诛求勒索，不只一倍五倍，人民无法生存。
山西巡抚魏允贞上奏说：“当今水、旱造成灾害，天空呜响大地震动，陨星流坠晦气四射，四方一天接一天上报。
内外战争兴起，百姓困窘疲敝。
而贪图财利的小人，借口开采矿山以肆虐侵吞。
如果祸乱从中发作，那磨矿工冗役制造灾祸尤其剧烈。
从此之后，寻求投珠抵璧之说也用之已晚了。”河南巡按姚思仁也说：“开采矿山的弊端，大的方面值得忧虑的有八点。
矿盗相招聚集，容易发动变乱，这是第一点。
矿头过分赔累，形势会造成土崩瓦解，这是第二点。
矿夫遭受残害，逼迫逃亡，这是第三点。
雇用之民粮食缺乏，因饥饿而鼓噪呼叫，这是第四点。
矿洞遍地开采，没有收益徒增浪费，这是第五点。
矿砂含银少，强行征收让人民购买，这是第六点。
人民都开矿，农耕种桑失去常业，这是第七点。
奏事官强暴凶横，滥施刑法激起变乱，这是第八点。
现在矿头因赔本欠债而死，平民因逼迫购买矿砂而死，矿工以倾压而死，以争斗而死。
到现在还不停止，即使倾注国家府库的宝藏，竭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能挽救危亡了。”奏疏呈入，皇帝都不省察。
有识之士认为明朝灭亡大概开始于此。
铁冶所，是洪武六年设置。
江西进贤、新喻、分宜，湖广兴国、黄梅，山东莱夔，廑塞阳山，陕西巩昌，山西吉州二所，太原、泽、潞各一所，一共十三所，每年交纳铁七百四十六万多斤。
河南、四川也有铁矿冶炼。
十二年，增加茶陵。
十五年，广平官吏王允道上奏说：“磁州出产铁，元代时设置官，每年收缴一百余万斤，请求如旧制。”皇帝因为人民生活刚刚安定，恢复设置必然重新扰乱，便杖责王允道并流放到海外。
十八年，罢除各布政司冶炼铁。
随后工部上奏说：“山西交城出产云子铁，旧时进贡十万斤，修缮打造兵器，别处没有。”于是恢复设置。
后来武昌、吉州依次恢复。
洪武末年，因工部上言，又全部开放，让人民得以自己开采冶炼，每三十分抽取二分。
永乐时期，设置四川龙州、辽东都司三万卫冶炼铁矿。
景帝时期，办事吏请求恢复陕酉、室逮铁矿，工部弹劾他违法，被关进监狱。
给事中张文质认为不应该堵塞言路，纔释放了他。
弘治十七年，广东归善县请求开矿炼铁，主管官吏在赋税之外勒索贿赂，唐大鬓等人于是发动叛乱，都御史刘大夏讨伐平定了叛乱。
正德十四年，广州设置铁厂，以盐课提举司统管，如同盐法禁止私贩。
嘉靖三十四年，开设建宁、延平等府炼铁。
隆庆、万历以后，大都因循旧有制度，不曾特别开设。
铜场，明朝初年，祇有江西德兴、铅山。
此后四川梁山，山西五台，陕西宁羌、略阳以及云南都开采水银、青绿。
太祖时期，廉州巡检上奏说：“阶州与西戎交界，有水银矿场以及青绿、紫泥，希望得到军队攻取那个地区。”皇帝不允许。
只有贵州大万山长官司有水银、朱砂场局，而四川束川府会川卫大山出产青绿、银、铜，因与外番交界，担心军民暗中夺取发生动乱，特别禁止整饬。
成化十七年，封闭云南路南州铜矿洞。
弘治十八年，裁除板场坑水银场局。
正德九年，军士周达请求开采云南各银矿，于是兼及铜、锡、青禄。
下诏同意。
于是依次开采。
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便冶炼铸钱，多次开设云南各处铜场，很久以后所获渐渐减少。
崇祯时期，便收聚古钱以供熔炉冶炼铸钱。
关市的征税，宋、元很繁琐。
明朝初期务求简易，此后增加设置渐渐变多，出行要送财物，停留从事买卖也要送财物，经过的地方居留的地方各自有税。
应收税的财物器具在官署张榜公布，按物征收，只有农具、书籍以及其它不在集市上出售的不计算，应征收而藏匿的没收一半。
买卖田地房屋大牲畜必须交税，契本另外交纳纸价。
凡是纳税之地，设置店房登记簿，书写留止商人姓名物品数量。
主管部门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埸局，有河泊所。
所收的赋税，有原定征收的实物，有改征的银钞布帛。
税课司局，京城各门和各府州县的市集多设有，共有四百多所。
，以后依次裁减省并十分之七。
抽分，在南京的，有龙江、大胜港；在北京的，有通州、白河、卢沟、通积、广积；在外地的，有真定、杭州、剂州、太平、兰州、广宁。
又命令军卫自己设置场分，收聚贮藏柴薪。
河泊所只有黄河以南设置，河北只有盐山县。
凡是课税，征收商人所买货物；抽分，征收竹木柴薪；河泊，征收鱼税。
又有门摊课钞，由主管部门统领。
太祖初年，征收酒醋之税，收官店钱。
即位作昊王，碱收官店钱，改在京的官店为宣课司，府县的官店改为通课司。
凡是商税，三十分取其一分，超过征收按违犯法令论处。
洪武初年，命令在京的兵马指挥兼管市司，每三天校对一次街市的度量衡器，稽察商人的物价；在外地，城门兵马，也命令兼管市司。
彰德税课司，收税下及蔬菜水果、饮食、畜牧等物。
皇帝听说后贬黜了他。
山西平迁主簿成乐任期满后到京朝拜，上呈他的考绩材料称“能征收督办商税”
皇帝说：“税收有固定额敷，如果以征收督办焉能，造就是剥削下层人民，失去官吏职责，州考不对。”命令吏部移送文书讯问。
十年，户部上奏：“天下的税课司局，征收商税不按额敷的达一百七十八处。”便派遣宦官、国子生以及户部委派官各一人核实，确立为定额。
十三年，吏部说：“税课司局每年征收额定米不到五百石的，一共有三百六十四处，应该罢除。”回复同意。
胡惟庸伏罪被杀，皇帝训谕户部说：“过去奸臣聚敛财物，税收施及极细小极全面，朕对此感到很羞耻。
从今以后军民嫁娶丧葬祭祀的物品，船卓丝布之类，都不收税。”罢除天下的抽分竹木场。
第二年命令以野兽皮交纳鱼税，制成皮服以供给边防士卒。
当初，京城军民居住的房屋都是官府提供，房屋相连没有空地。
商人货物到达，有的留在船中，有的贮藏在城外，中介经纪人抬高或压低价格，商人感到忧虑。
皇帝便命令在三山诸门外，濒临江水建造房屋，名叫塌房，用来贮存商货。
丞乐初年制定法度，嫁娶丧葬祭祀和一定季节的礼物、自己编织的布帛、农器、食品以及购买已交税的货物、车船运输自己的货物、鱼类蔬菜杂果不在集市上贩卖的，都免征税。
按照南京的办法，建置京城的官店塌房。
七年，派御史、监生到收税处专办税收。
二十一年，山东巡按陈济说：“淮安、济宁、束昌、临清、德州、直沽，是商贩聚居的地方。
现在建都北平，各种货物比过去高一倍。
那些商税应该派人监督专管一年，以此作为定额。”皇帝听从他的意见。
洪熙元年，增设市肆门摊征收钱钞。
宣德四年，因钞法不流通，由商人积货出卖不收税，于是在京省商人聚集之地、市镇店肆门摊收税，比旧时增加共五倍。
两京的蔬果园不论官府私人栽种出售的，塌房、库房、店舍囤积商货的，骡驴车受雇装载的，命令全部交纳钞。
委派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官吏各一人，在城门察收。
船只受雇佣装载的，计算所载货物多少、道路远近交纳钞。
钞关的设置从此开始。
那些倚仗权势隐藏不报的，货物全部没收，仍要加罪处罚。
于是有涕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游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等钞关，计算船的大小长短宽窄而额数有等差，叫做船料，不收货税。
只有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派的御史及户部主事监督收税。
从南京到通州，经过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只船一百料，交纳钞一百贯。
侍郎曹弘说：“塌房每月交钞五百贯，确实很苦，有卖子女交纳税的。”皇帝命令审核免除。
钞法流通后，减少北京蔬菜地征收钞的一半，船料一百贯的减少到六十贯。
巫统初年，下诏说凡是征收门摊税，都遵照洪武畴期的旧有数额不能借口钞法妄自增加。
不久，因兵部侍郎于谦上奏，革除直省税课司局，由主管官吏兼管收税；罢除济宁、徐州以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钞，迁移椁县钞关到河西务；船料应交纳六十贯的，减成二十贯。
商人和平民都称便。
九年，王佐掌管卢部，设置彰义门官房，征收商人的赋税钞，又设置直省税课司官，征收商品税渐渐繁多。
景泰元年，于谦掌管国政，船料税减少到十五贯，减少张家湾和辽阳一半赋税。
大理卿薛管说：“抽分薪炭等藏匿不报的，与船舶商藏匿番货的罪行相当，全部没收，过分沉重。
请求比照藏匿纳税的律令执行。”皇帝听从他的意见。
成化七年，增加设置芜湖、荆州、杭州三处工部官。
当初，抽分竹木税，只取钞，后来改换用银，到这时渐渐增加到数万两。
不久，派遣御史专门征税。
孝宗初期，御史陈瑶说：“崇文门监税官以收刮为能，不合国体。”于是命令客货之外，车辆不能搜查阻挠。
又听从给事中王敞的意见，召回芜湖、剂州、杭州抽分御史，用府州佐副官监收商税。
十三年，又派遣御史。
正德十一年，开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是听从镇守太监之言。
十二年，御史胡文静请求革新设置诸抽分厂。
不到一年，太监郑玺请求复设于顺德、广平。
工部尚书李铛曲从附顺持两端，横加征收之端又兴起n不久命令宦官李文、马俊到湖广、浙江抽分厂，与主事中分征税。
世宗初年，抽分中官和江西、福建、广东税课司局多被裁除，又革除真定等府抽印木植中官。
京城九门的税收，弘治初年，每年收入钞六十六万余贯，钱二百八十八万余文，到弘治末年，数量大减。
从正德七年以后，钞增加四倍，钱增加三十万。
嘉靖三年，下诏如同弘治初年的规定，仍然减少钱三十万。
直省关税，成化以来，折合收银，此后恢复收钱钞。
八年，又收银，于是成为固定的制度。
开始时钞关估计船料确定税收，随后因估计船料难以核实，便以测量梁头宽窄为准，从五尺到三丈六尺有等差。
皇帝命令以成尺焉限，不征收零数。
太监李能请求在山诲关征收商税，实行数年，主事鄙阅说：“广宁八里铺前屯卫已有征税场，不应再征税。”罢除掉。
此后恢复山海关税，罢除八里铺店钱。
四十二年，命令各关卡岁额定数之外，剩余的全部纳入公家府库。
隆庆二年，开始给予钞关主事关防敕书。
不久命令钞关离府近的，由知府收税并且解送；离府远的，命令佐副官收税贮藏在府库，每季度解送到户部。
主事职掌核定商人所报物数以确定税数，收税解送没有参与。
神宗初年，命令商人货物进京的，河西务供给红单，到崇文门一并交纳正、条、船三种税；那些不进京的，河西务只收正税，免除条、船二税。
万历十一年革除天下私设的无名赋税。
然而从隆庆以来，凡是桥梁、道路、关卡渡口私下擅自抽税，求利而害民，虽然多次下诏察办革除，但也不能革去。
到两宫三殿受灾，营建费没有资财，便开始开矿增加税收。
而天津的店租，广州的珠赋，两淮的余盥，京口的供用，浙江的市舶，成都的盐茶，重庆的名木，湖口、长江的船税，荆州的店税，实坻的鱼苇和门摊商税、油布杂税，宦官遍布天下，不是统管税就是统管矿，驱使胁迫官吏，务求搜刮剥削。
征税的使者，从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开始。
此后高案在京口，暨禄在仪真，刘成在浙，李凤在广州，陈奉在剂州，马堂在临清，陈增在东昌，孙隆在苏、杭，鲁坤在河南，孙朝在山西，丘乘云在四川，梁永在陕西，李道在湖口，王忠在密云，张晔在卢沟桥，沈永寿在广西，有的征收市舶，有的征收店税，有的专管税务，有的兼管开采。
奸猾之民送财物给宦官，便给予指挥千户的札子，用为爪牙。
水陆行走数十里，便树着旗建立厂。
看到懦弱的商人便肆意抢夺，没收他的全部财产。
携带的行李，也被搜索。
又设立土商名目，穷因的乡间偏僻的码头，米盐鸡猎，都命令收税。
所到之处，多次激起人民反抗，皇帝大都包庇不追究。
各所进之税，有的称遗税，有的称节省银，有的称处罚赎罪，有的称额外赢余。
又藉买办、孝顺的名义，金银珠宝玩好、貂皮、名马，纷纷进奉，皇帝认为能干。
甚至税监刘成因灾荒请求暂时宽限商税，皇帝在内宫直接下旨仍然征收四万，他们贪图利益到这个地步。
三十三年，纔下诏罢除采矿，把税务归主管部门，而税使不撤除。
李道假称主管官吏坚持推辞，请求如旧时方便。
皇帝立即听从他的请求。
又听从福王府承奉谢文铨的话，在崇文门外设立官店，以供应福邸。
户部尚书赵世卿多次上疏。
不听从。
趟世卿又说：“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游墅、扬州、北新、淮安各个钞关，每年征收本色折色银大约三十二万五千多两，万历二十五年增加银八万二干两，这是定额。
而二十七年以后，历年减少压缩，到二十九年，总共解送二十六万六千多两。
探究其缘由，便是因为税使苛细收敛，商人到达的人少，连年税使所供，就是这各关卡不足的数目。”奏疏呈入，皇帝不省察。
宝坻银鱼厂，永乐时期设立，穆宗时期，只是命令估计价值以准备庙祀上供。
到这时纔以宦官坐地开采，又征收赋税，以后对武清等县不产鱼的地方也一并收税。
增加苇纲等赋税，并且牵及青县、天津。
九门税尤其苛细，考试的举人都不能免除，甚至打死朝觐官吏。
事情上报，下诏由司法机关治罪，太监为此稍微收敛。
到四十二年，李太后临终嘱咐减少天下税额三分之一，免除京城附近的零星小税。
光宗即位，纔全部免除天下的额外税，撤回税监，那些分摊入地亩、行户、人丁、问架的税，一概免除。
天启五年，户部尚书李起元请求恢复征收水陆冲要之地的关税，依照万历二十七、二十八年规定，酌量征收十分之一的税。
朝廷允许施行。
崇祯初年，关税每一两增加一钱，总计八关增加五万两。
三年，又增加二钱，只有临清仅一半，而崇文门、河西务都如同过去。
户部尚书毕自严，提议增加南京宣课司的税收额数一万增至三万。
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因宣课司所收落地税没有多少，请求收芜湖税以抵偿增加数。
毕自严于是提议征收芜湖税三莴两，而宣课司仍然增加一万两。
郑三俊后悔，上疏争辩也不能停收。
九年，又提议增加赋税款项。
十三年，增加关税二十万两，而商民更加困窘了。
所有各种赋税，开始时征收钞，问或折合征收米，随后征收钱钞各半，后来便折合收银，而货币布帛、米麦实物递年轮流征收，米麦实物收归内库，货币布帛收归太仓。
明朝初年，束面有马市，西面有茶市，都用来控制边防行省戍守的费用。
海外各国进贡，允许附载土产与中国贸易。
于是设立市舶司，设置提举官来管理，用以沟通外夷情况，抑制奸商，使法律禁令有所施行，因而以此消除隔阂。
洪武初年，设立在太仓黄渡，不久罢除。
又设置在宁波、泉州、广州。
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各国。
琉球、占城等国都恭顺，任意让它在一定时节到中国进贡。
只有日本反叛顺服不定，所以独自限定它进贡的日期为十年，人数为二百，船为二艘，用金叶验合的表文作为验证，以防备欺诈假冒侵犯。
后来市舶司暂时罢除，便又严禁濒临大海的居民和守备的将士私下交通海外各国。
丞乐初年，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拜，附带载胡椒与人民交易。
主管官吏请求征收他的税。
皇帝说：“商税，是国家抑制追逐末利的人民的，哪里是以此获利？现在外夷仰慕礼义远道而来，却侵夺他的利益，所获得有多少？而亏损侮辱国家体面则多了。
誓不听从他的请求。
三年，因各番进贡的使者增多，便在福建、浙江、广东三个市舶司设置驿站来安置他们。
福建叫“来远”浙江叫“安远”广东叫“怀远”o不久设置交阻云屯市舶提举司，迎接西南各国朝贡的人。
当初，进贡的海船到来，主管官吏封存题签，等待上奏回报，然后起运。
宣宗命令到来便迅速奏闻，不需等待回报随即送到京城。
武宗时期.提举市舶太监毕真说：“旧有制度，航海各船，都是市舶司专管，最近由镇巡和三司官管理，请求按照旧办法好。”礼部讨论：市舶主掌各地进贡土特产，航海的客商和风泊的番船，不是敕命旨意所载，按规定不应当干预。
皇帝从内宫降旨按熊宣旧有规定施行。
熊宣，是前任市舶太监，曾经因不干预满刺加等国番舶抽分，上奏请求兼管，被礼部弹劾而罢免。
刘瑾偏袒毕真，错误地以他作为事例。
嘉靖二年，日本派宗设、宋素卿分路进贡，互相争论真假。
市舶宦官赖恩收纳宋素卿的贿赂，袒护宋素卿，宗设便大肆抢掠宁波。
给事中夏言说倭祸患产生于市舶。
于是罢除。
市舶罢除以后，日本海商往来自如，海上的奸猾豪强与海商勾结，法律禁令无法施行，转变成寇贼。
二十六年，倭寇一百艘船长久停泊在宁、台，敷干人登岸焚烧抢劫。
浙江巡抚朱鱿访察了解到舶主都是贵官大姓，买番货都用没有实付的空价，转卖牟取利润，而价值不按时还给，因此发生骚乱。
于是严格海禁，毁坏大船，上奏请求镑刻训谕告诫大姓。
朝廷不回复。
二十八年，朱鱿又说：“长澳等大侠林恭等人勾结外夷船作乱，而大奸.人串通谋取财利，因而作向导，蹂躏我海滨，应该以刑法处置。”部批覆不允许。
而勾结番人的大奸人，朱鱿便根据实际情况诛杀掉。
御史陈九德弹劾朱鱿处理方法不当，专主杀戮开启争端。
皇帝逮捕朱鱿听候审问。
朱鱿被废黜后，奸猾之徒更加无所忌惮，对外勾结，内部互相争斗，造成祸患。
汪直、徐海、陈束、麻叶等人起事，海上没有了安宁的日子。
三十五年，倭寇大肆劫掠福建、浙、童，都御史胡宗宪派遣他的门客蒋洲、陈可愿出使倭宣示训谕。
返回报告，倭的心志想要输通贡市。
兵部商议不同意，便停止。
三十九年，凤阳巡抚唐顺之提议恢复三市舶司。
户部商议听从。
四十四年，浙江因巡抚刘畿奏言，仍然罢除。
福建开设后又禁止。
万历年问，又开通福建互市，只是禁止交男硝黄。
随后两市舶司全部恢复，用宦官管理职掌如故。
丞乐年问，设立马市三处：一处在开原南关，以对待海西；一处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处在广宁，都用以对待朵颜三卫。
规定价值为四等；上等值绢八匹，布十二匹；第二等是上等的一半；下二等各以一匹递减。
随后城束、广宁马市都废弃，只有开原南关马市独自保存。
大同马市开始于正统三年，巡抚卢睿请求命令军民平价交易驼马，达官指挥李原等人通译语，禁止贸易兵器、铜铁。
皇帝听从他的请求。
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请求支取山西行都司库银买马。
当也先进贡马进行贸易时，宦官王振裁减他的马价，也先大规模入侵，于是导致土木事变。
成化十四年，陈钹巡抚辽东，恢复开放三卫马市。
通事刘海、姚安肆意侵吞牟利，朵颜诸部心怀怨恨，骚扰广宁，不再前来贸易。
兵部尚书王越请求命令参将、布政司官各一人监督，不要有侵吞克扣。
于是刘海、姚安二人获罪。
不久命令海西和朵颜三卫入内贸易；开原每月贸易一次，广宁每月贸易=次，用贸易所收的税充作抚赏。
正德时期，命令验证放入贸易的，按期出境，不能挟带弓箭，不是贸易日，不准靠近边塞墙垣。
嘉靖三十年，因总兵仇鸾奏言，下诏在宣府、大同开放马市，命令侍郎史道全面管理。
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劝谏。
不听从。
俺答不久入侵抄掠，大同市便侵犯宣府，宣府市便侵犯大同。
币还没有出境，警报随后就到。
皇帝纔感到后悔，召回史道。
然而诸部贪图马市的利益，不敢公然宣称要大举侵犯，而边防守臣也多畏惧，用相互贸易来给他好处。
第二年罢除大同马市，宣府还没有断绝，由于抢掠不止，便一并断绝。
隆庆四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来归降，于是封贡互市的议论兴起。
而宣、大互相贸易恢复开放，边境稍稍安静。
然而安抚赏赐十分丰厚，朝廷为此节省由外地调来的军队的军饷、减少哨银以充实。
连年增加赏赐，而要求更多，主管此事的人又从中侵吞，边防费用反而超过相抵的数目。
辽东义州木市，万历二十三年开设，事情详细参见李化龙传。
二十六年，听从巡抚张思忠的奏言，罢除木市，于是一并罢除马市。
此后总兵李成梁竭力请求恢复，而蓟辽总督万世德也向朝廷上疏。
二十九年，恢复开放马、木二市，后来成为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