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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又供给工本米，每引盐一石。
设置仓库于盐场，每年调拨附近州县粮仓储备以及军队兑运余米来供给，同时支付钱钞，以米价为标准。
不久规定钱钞数目，淮、浙盐每引二贯五百文，河间、广东、海北、山东、福建、四川盐每引二贯。
灶户杂犯死罪以上的只予以杖击，计算时日煎熬盐来赎罪。
后来设立总催，多搜刮剥削灶户。
到正统时期，灶户贫困，逃亡的人很多，松江所欠税收六十余万。
人民向朝廷控诉，命令直隶巡抚周忱兼管盐税。
周忱分条上呈铸造铁釜、体恤盐丁、选好总催、严禁私贩四件事，并且请求在每年的正常赋税之外，带征欠税。
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命令分欠税为六份，按六年征收完。
当时，商人有从永乐年间等候支取盐，祖孙代代相传不能得盐的。
于是讨论仿效洪武年间的办法，而加钞锭来偿还，希望守候支付的人听便。
又因商人等候支盐年代很久，虽然减轻交粮换盐的数量，却很少有交纳的，商议决定别的盐司按照旧有制度办理，而淮、浙、长芦以十分为标准，八分给予守候支付的商人，叫做常股，二分收缴贮藏于官府，叫做存积，遇到边防有警报，纔招来商人输纳粮食以换盐。
常股、存积的名称从这时开始。
凡是换取常股的价格低，换取存积的价格高，但是人们非常苦于守候支盐，争着趋向存积，而常股壅塞不畅。
景帝时期，边防多变故，存积增加到六分。
输送粮食到边防以换盐，兼输纳谷草、秋青草，秋青草当谷草的三分之二。
广东出产的盥按例不出其境，商人大都买通守关官吏，越境到广西出售。
巡抚叶盛认为听任这样做便是废除法令，禁止这样做便是伤害商人，于是请求交纳米作为边防军饷，便允许出境，公家和私人都获得利益。
成化初年，连年遭受灾害，京城储备不足，召来商人在进、徐、德州水边粮仓交纳粮食以换盐贩卖。
旧有规定交粮换盐贩卖，户部出告示折商，没有径直上奏的。
富人吕铭等依托权势上奏请求换取两淮的存积盐，内宫传旨允许其请。
户部尚书马昂不能坚持正令，盐法的败坏从此开始。
权势豪强多抢先纳粮换盐，商人失去利益，江南、江北军民于是造遮洋大船，排列器械贩运私盐。
朝廷便制定严厉的法律，私自贩盐、窝藏隐匿者都判处死罪，家属迁徙到边防卫所；夹带盐越境的充军。
然而仍不能遏止。
十九年，减少很多存积的数额，常股占七分，而存积占三分。
但是商人乐于有现盐，前往换取存积盐的人争着到来，便仍然增加到六分。
淮、浙盐还是不能满足供应，便分配支付长芦、山东的盐供给商人。
一人兼支付多处，道路遥远不能亲自前往，边地商人便向近地的商人买卖盐引。
从此有边商、内商的分别。
内商的盐不能迅速获得，边商的盐又不低贱出售，前往换盐渐渐懈怠，存积的滞留与常股相同。
宪宗末年，宦官窃取权势，上奏讨要淮、浙盐无数，两淮积欠盐达到五百多万引，商引被壅塞滞留。
到孝宗时期，购买补余盐的提议兴起。
余盐，是灶户正征之外所余的盐。
洪武初年的制度，商人支取盐有规定的盐场，不允许超越固定盐场买补盐；勤灶有剩余的盐便送交场司，二百斤为一引，换给米一石。
这些盐招来商人交纳粮食以换取，不拘泥纳资次秩供给。
成化以后，命令商人收买，而鼓励借米麦以赈济贫灶。
到这时清理两淮盐法，侍郎李嗣请求命令商人买余盐以补足官引，而免去劝借，并且停止各边防纳粮换盐，等待拖欠征收完成之日，官府为此卖盐，三分作为盐的价值，二分充作边防储备，留下一分用以补偿商人未交的盐价。
从此以余盐补充正常征收，而盐法发生了一次小的改变。
明朝初年，各边防纳粮换盐贩卖的商人，招集人民垦荒耕种，修筑台堡自相保护聚居，边地的粮食没有特别昂贵的时候。
成化年间，开始有折合交纳银的，然而不曾定着成法令。
弘治五年，商人被守候支付盐所困挠，卢部尚书墓邀请求招来商人交纳银于运司，类似于解送太仓，分别供给各边防。
每引盐输纳银三四钱不等，比照开国之初中筹米价加倍，而商人没有守候支盐的苦恼，一时之间太仓的储银增加到一百多葛。
然而输送粮食到边地换取盐的办法被废弃，商人屯种撤除其业，粮食昂贵，边防储粮一天天空虚。
武宗初年，因为盐法一天天败坏，便命令大臣王琼、张宪等人分道清理，而庆云侯周寿、寿奎堡张鹤龄各自命令家人上奏买长芦、两淮的盐引。
户部尚书韩文坚持不同意，皇帝在内宫传旨同意。
织造太监崔杲又上奏请求买长芦盐一万二干引，户部按一半给予他。
皇帝想全部给予，大学士刘健等人竭力谏争，李柬阳的话尤其激切。
皇帝不高兴。
刘健等人又上疏谏争，纔听从户部的决定。
权势要人纳粮换盐已多，又允许买余盐，一引有用到十多年的。
正德二年纔申明截旧引角的法令，确立限期追缴，而每引盐增加交纳纸价和赈济米麦。
盐引价贵而赋税征收壅塞如故。
在此之前，成化初年，都御史韩雍在肇庆、梧州、清远、南雄设立抽盐厂，官盐一引，抽银五分，允许带余盐四引，每引抽银一钱。
都御史秦弦允许增带余盐六引，抽银六钱。
到这时增加到九钱，而不再抽官引盐银。
获准销售的货物凭单积压停滞，私贩之盐通行，便采用户部郎中丁致祥的请求，恢复秦弦旧有办法。
而别处商人夹带余盐，掣割纳价，祇有多达三百斤的纔治罪。
淮、浙、长芦的引盐，常股四分，用来供给各边防筹建的军队和土木工程赈济的需要；存积六分，如果不是国家大事，边境有警报，便不曾妄自输粮换盐，要输粮换盐必须边防大臣上奏请求，经过户部复核允许，没有商人擅自请求和专门请求淮盥的。
弘治年间，存积盐很多。
正德时期，权要亲近之人便上奏开残盐，把存积、常股盐都改成正式赋税，并且都折合成银。
边防大臣紧急时没有准备，而权势要人占中卖窝，盐价增加数倍。
商人的盐引交纳银八钱，无法获取利润，多不愿意换盐贩卖，赋税一天天消耗短缺。
奸猾狡黠之人夹带蒙混，弊端百出。
盐官禀承宦官的意图，又开列霉盐、所盐等名目来给予他们。
世宗登上皇位时下诏，首先命令裁除。
不久，商人逯俊等攀附皇帝身边亲近宠幸之人，以增加盐价为名，上奏购买残、余等盐。
户部尚书秦金坚持不同意，皇帝特别命令在宣府输粮换取雨淮额定盐三十万引。
秦金说：“奸猾之人占有换取的淮盐，卖窝牟取暴利，使山东、长芦等地的盐别无搭配，积压无用。
亏损国家用度，贻误边防储备，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御史高世魁也为此而谏争。
下诏减少淮盐十万引，分别以两浙、长芦盐给与他。
秦金又说：“宣、大都是军事要地，不适宜让奸猾的商人自己选择便利，只换宣府盐贩卖。”皇帝同意其请求。
随后逯俊等人请求以十六人换宣府盐贩卖，十一人换大同盥贩卖，最终听从了他的请求。
嘉靖五年，听从给事中管律的奏请，纔恢复常股、存积四六分的制度。
然而这时，余盥盛行，正盐守候支取时间久，愿意输纳粮食换盐的很少；余盐只需领取凭据验证，便立即支取贩卖，愿意纳粮换盐的人多。
自从弘治时期用余盐补偿正式赋税，开初用来偿还拖欠的赋税，后来命令商人交纳盐价输送户部救济边防。
到嘉靖时期，延绥发生战争，辽左缺乏军饷，全部调发两淮余盐七万九千多引到二处边防输纳粮食换盐贩卖。
从此余盐流行。
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固定额敷，不久，两淮增加盐引一百四十多万，每引增加余盐二百六十五斤。
盐引价，淮南交纳银一两九钱，淮北交纳银一两五钱。
又设置处置、科罚的名目，用来残酷搜刮商人的钱财。
于是正征盐尚未换出，而先买余盐，商人和灶丁都很困顿。
奸猾狡黠的人借口官府买余盐，夹带贩卖，私自熬盐。
法律禁令无处可施，盐法大败坏。
十三年，给事中管怀理说：“盐法的败坏，它的弊端有六点。
输纳粮食换盐贩卖没有固定的时间，米价猛涨时，招来棹米困难。
权势豪强大家族，专门占有利益权力，粮盐报中困难。
官吏科征处罚，小吏侵吞勒索，输送交纳粗食困难。
下场挨时拖延，动不动达敷年，守候支取困难。
定价太昂贵，利息不能偿还本金，取得赢利困难。
私盐贩卖遍地都是，官盐不能流通，市场交易困难。
有这六样困难，正式的赋税便壅塞了，而司计之人于是设余盐来佐助。
余盐利润丰厚，商人本来乐于从业，然而不是用来输送边防而是解送户部，虽然每年累万，却无益于军队所需。
曾经考察祖宗之时，商人输送粮食换盐交纳盐价很低，而灶户熬盐的工本费很贵；现在盐价比以前高出十倍，而熬盐的工本费不到十分之一，用什么办法来禁止私盐使不流行呢？所以想要疏通盐法，必须首先处理余盐，想要处理余盐，必须大量减少正盐价。
大致说来正盐价低，那么私自贩盐自然止息。
现在应该确定盐价，每引正盐银五钱，余盐二钱五分，不必解送到太仓，都命令输纳粮食便领取盐引，余盐以尽收为尺度。
正盐价低，既有利于商人；余盐收尽，又有利于熬盐的灶丁。
没有商人和灶丁都获利，而国家的赋税不充足的。”事情下发主管部门，户部回复，认为余盐银仍然如过去一样解送户部，而边防军饷更加空虚。
到二十年，皇帝认为变乱盐法是由余盐引起，下敕命罢除。
淮、浙、长芦全部恢复旧法，夹带的没收交给官府，应变卖的以当时价格为准。
御史昊琼又请求各边防换盐的都输纳粮食。
然而命令刚刚下发，吏部尚书许赞便请求重新开输余盐以充足边防用度。
户部又听从其请，余盐又流行开了。
在此之前，十六年，命令两浙偏僻之地，官商不能到达之处，山商每一百斤盐交纳银八分，给票发盐。
此后多侵夺正式盐引，官商赋税缺乏，盐引壅塞二百万，等候支取拖延五六年。
于是有预征、执抵、季掣的办法。
预征，是先期输缴赋税，不能私自去留。
执抵，是执现在运盐的水道路程，复持一引以抵一引。
季掣，则是以交纳赋税先后为序，春季不能迟于夏季，夏季不能超过春季。
然而票商交纳赋税便掣卖，预征等法只是鼓励引商而已。
灵州的盐池，从史昭输送马匹换取盐引之议施行，边防军饷缺乏，甘肃的米价一石值银五两，户部于是奏请停止以马换盐，招来商人输纳米以换盐。
二十七年，命令输粮换盐的只交纳粮草。
三十二年，命令河东以六十二万引作为额定数，合正盐、余盐为一，而革除余盐之名。
当时都御史王绅、御史黄国用提议：雨淮灶户的余盐，每引官府给予银二钱，以充熬盐工本，增收三十五万引，称为工本盐。
令商人交纳粮食换额定盐二引，带换工本盐一引，抵当地筹建的军队历年常规所需的十七万六千两有余。
朝廷听从了他们的请求。
当初，淮盐每年征收七十万五千引，交粮于边防以换盐作为正盐，后来增加余盐交纳银解送户部。
到这时，总计先前的额数一共一百零五万引，额数增加三分之一。
施行了几年，积压滞留无所销售，盐法壅塞不能畅行。
议论政事的人屡次陈说工本是盐法的累赘。
户部因为国家的经济正短缺，历年常规经费无处拿出，因袭而不改变。
江西原先流通淮盐三十九万引，后来南安、赣州、吉安改为流通广盐，只有南昌等府流通淮盐二十七万引。
后来私自贩卖盐盛行，袁州、临江、瑞州便私自食用广盐，抚州、建昌私自食用福盐。
于是淮盥只流通十六万引。
几年之间，国家经济非常短缺。
巡抚马森上疏陈说其危害，请求在峡江县建筑桥梁设立关卡，扼制闽、广的要道，全部恢复淮盐的额数，渐渐增加到四十七万引。
不久桥被毁，增加的数额二十万引又除去了。
三十九年，皇帝想要整顿盐法，便命令副都御史鄢懋卿总管淮、浙、山东、长芦的盐法。
鄢懋卿，是严嵩的同党，送礼贿赂没有空过一天。
两淮额定盐银六十一万有余，自设工本盐，增加九十万，鄢懋卿又增加，便凄满一百万，半年解送一次。
又搜刮四司的残盐，一共得银将近二百万，一时自夸为奇特的功劳。
于是设立克限法，每卒一人，季限获取私盐有确定的数额，不够数额，便削除其雇用役工的钱。
巡逻兵有整年不能支取一钱的，于是共同贩卖私盐，以牟取大利，甚至抢劫客商的船，诬告说他们是盐盗而拘孰，祸害遍及海滨。
严嵩失去权势，巡盥御史徐烦说：“两淮的盐法，叫做常股，叫做存积，叫做水乡，一共七十万引有余。
每引二百斤，交纳银八分。
永乐以后，每引盐交纳粟米二斗五升，下场开支，四处分散发卖，商人的利润也十分之五。
近年来，正盐以外，加上余盐；余盐之外，又加工本；工本不够，便有添单；添单不够，又加添引。
鄢懋卿追求利益于眼前，不顾及产生的后果，这是贻误国家扰乱政治特别严重的。
当今灾害饥荒频频报告，盐场被淹没，如果要取满一百万，必定要导致逃亡。
弓弦太紧便要断绝，对此能不急迫吗？”于是全部罢除鄢懋卿所增加的盐。
四十四年，巡盐御史朱炳如上奏罢除两淮的工本盐。
自从叶淇变法，边防储备多缺乏。
嘉靖八年以后，稍稍恢复输纳粮食换盐，边地商人交粮获得盐引，内地商人守候支领盐。
嘉靖末年，工本盐流行，内地商人有几年不能支取现盐的，于是不乐意购买盐引，而边地商人困窘，于是谋求申请支取河盐。
河盐，是不存入仓库，在河边直接提前支取，容易支取而获利快捷。
河盐流行，守候支取存积盐的人等待更久，而内地商人也困窘，盐引的价格更低。
于是奸猾之人专门从事收买边引盐，名叫囤户，申请支取河盐，坐着收取厚利。
当时又议论在正盐之外附带余盐，以抵工本盐的数目，囤户于是得以低价收买余盐而高价出售，边地商人与内地商人更加困窘了。
隆庆二年，屯盐都御史庞尚鹏上疏说：“边地商人报中，内地商人守支，事情本来互相补充。
但是内地商人安然坐收利益，边地商人速途运送，辛劳和逸乐不平均，所以支取河盐以使边地商人获益。
然而河盐流行以后，淮盐必定滞塞，内地商人没有地方获利，那么边地商人的盐引卖不出去。
现在应该停止支取河盐，祇是区别边地商人盐引价格，从现引和起纸关引到盐司验证，分别为三等，规定银若干。
边地商人的仓钞已到，内地商人不能扣留为难。
大致河盥停止淮盐便迅速流行，盐引价格规定下来，纳粮换盐便自然多起来，边地商人和内地商人便各自适合他们的心愿了。”皇帝听从其议。
四年。
御史李学诗奏议罢除官买余盐。
回报同意。
这时，广西古田平定，巡抚都御史殷正茂请官府出钱买广东盐，运到桂林出卖，七万多包盐可以获取利润二万二千有余。
朝廷听从其请。
从嘉靖初年，恢复常股四分，存积六分的制度。
后来因为各边防多战事，常股、存积一并开启，淮盐额敷每年收赋税七十万五千多引，又增加各边防新的盐引每年二十万。
万历时期，因大工搜速年违役废盐引六十多万，都超出赋税额敷之外，没有正式税盐，只命令商人购买补余盥。
余盐长久耗尽，只是计算盐加重科征，增加熬盥飞派而已。
当时两淮盐引价余银一百二十多万增加到一百四十五万，新的盐引一天天增多，正征盐引一天天壅塞。
千户尹英请求配卖汝入官府的盐，可以得到银六万两。
大学士张位等劝谏。
二十六年，因鸿胪寺主簿田应璧上奏，命令中官鲁保出卖两淮汝入官府的余盐。
给事中包见捷竭力陈说利害。
不听从。
鲁保既已处理此事，便提议开换存积盐。
户部尚书杨俊民说：“皇上明确下旨核查役入官府之盐，而存积盐不是汝入的官盐。
额敷之外加增，必定亏损正式赋税。
鲁保的奏言不可听从。”御史马从骋也提出争议。
皇帝都不听从。
鲁保便开换存积盐八万引，每引重五百七十斤，越过轮次提前支取，压下正式盐不通行。
商人和平民大受扰乱，而奸人蜂拥而起。
董理、昊应麒等争相陈说盐利。
山西、福建等税监都管理盐税了。
百户高时夏上奏说浙、闽余盐每年可以变价三十万两，巡抚金学曾勘察上奏说都是虚妄的。
奏疏呈入，皇帝不省察。
于是福建解送银一万三干两有余，浙江解送银三万七千两有余，藉名义滥征赋税，商人困窘盐引壅塞。
户部尚书趟世卿指出其祸害起自鲁保，于是上奏说：“额数之外多取一分，那么正式赋税就少一分，而国家的经济越来越短缺，请求全部罢免没有名目的临时赋税。”不回复。
三十四年夏到第二年春，正式额数欠一百多万，鲁保也惶恐畏惧，请求罢除存积引盐。
鲁保不久死去0有圣旨罢除，而每引的斤数不能减少了。
李太后死，皇帝采用太后遣留的诰命免除各盐运司临时征收的赋税，商人的困窘稍稍苏解，而旧有盐引壅塞停滞。
户部上呈盥法十条提议，正式流通现引，附带销售积引，用以疏通。
巡盐御史龙遇奇设立髋政纲法，用旧盐引附现引来流通，淮南编成十纲，淮北编为十四纲，推算十余年，旧盐引便会全部流通出去。
皇帝听从他的办法。
天启时期，言利之人任意搜刮，务求增加盐引提前抽支。
魏忠贤党郭兴治、崔呈秀等人，巧立名目索取，收入多得无法计算。
评论的人把这比作断绝水流而捕鱼。
崇祯年问，给事中黄承昊分条上呈盐政，多想有所改正。
这时军饷正非常短缺，不能施行。
当初，各王府就近处支取盐，官吏人民的食用盐都计算人口交纳银钞，自行支取。
而官吏的食用盐多假冒增加人口数目，有一官支取二千多斤，一吏支取五百多斤的情况。
便限制吏典不能超过十口，文武官员不得超过三十口；大口银钞十二贯支取盐十二斤，小口减半。
景泰三年，开始以盐折合供给官吏俸禄粮，以一百四十斤折合米一石。
京城官每年派吏到盐场，任意非法牟取利益。
锦衣卫更加凶暴，大都联合巨船私下贩盥，主管部门不敢诘问。
巡盐御史于是制定各部门食盐的数目，收聚起来一起给予官吏，禁止各司不准下盐场。
交纳银钞、运送食盐，费用没有地方拿出，吏多逃亡。
嘉靖年板，吏部郎中陆光祖向尚书严讷进言，上疏请求革除。
从此之后各部门停止支付食盐，只有户部和十三道御史每年支付如故。
军队百姓计算人口交纳银钞的，浙江每月交纳米三升，买盛一升，而商人送盐到官府，官府为此买进卖出，追催征收的急迫程度超过租税。
正统时期，采纳给事中鲍辉的建议，让人民自己向商人购买食盐，罢除交纳米的命令，并且买卖十斤以下的不要按私自贩盐论处，而盐钞不除。
后来一条鞭法推行，便编入正式赋税。
巡察盐的官，洪武、永乐时期，曾经一再命令御史管理盐税。
正绕元年开始命令侍郎何文渊、王佐，副都御史朱与言提调监督两淮、长芦、两浙盐税，命令中官御史一同前往。
不久，因盐法已清理，下敕令召回。
以后便命令御史管理盐务，依照巡按之例，每年更换作为常规。
十一年，把山东众盐场隶属长芦巡盐御史。
十四年，命令副都御史耿九畴清理两淮的盐法。
成化年间，特别派遣中官王允中、愈都御史高明整顿治理两淮盐法。
高明请求增设副使一人，判官二人。
孝宗初年，盐法败坏，户部尚书李敏请求选拔监察执行法纪的大臣清理盐法，便命令户部侍郎李嗣到两淮，刑部侍郎彭韶到两浙，都兼都御史，赐给敕命派遣前往。
弘治十四年，愈都御史王璟提督管理两淮盐法。
正德二年，提督管理盐法的，两淮便是愈都御史王琼，闽、浙便是愈都御史张宪。
后来只有两淮赋税重，时时派遣大臣。
十年，便是刑部侍郎蓝章。
嘉靖七年，便是副都御史黄臣。
三十二年，便是副都御史王绅。
到三十九年，特别命令副都御史鄢懋卿总督管理四运司，权力尤其重大。
自从隆庆二年，副都御史庞尚鹏总督管理两淮、长芦、山东三运司之后，便没有特别派遣大臣的事情。
番人喜欢吃奶酪，没有茶，便会受到病的困扰。
所以唐、宋以来，推行用茶换马的办法，用以控制羌、戎，而明代制度尤其细密。
有官茶，有商茶，都贮藏于边防交换马匹。
官茶间或征收钞，商茶收税大致如同盐法。
开始，太祖命令商人在产茶之地购买茶叶，交纳钱请求茶引。
每引茶一百斤，交纳钱二百，不够一引的称畸零，另外置由帖供给。
没有由帖、茶引以及茶与引相分离的，人们可以告发逮捕。
设置茶局批验所，检查出茶与引不相符，便是私茶。
凡是违法贩私茶的，与贩私盐同一罪罚。
私茶出境，与关卡不盘问稽察的，一同判死刑。
后来又制定茶引一道，交纳钱一千，凭照给茶一百斤；茶由一道，交纳钱六百，凭照给茶六十斤。
随后，又命令交纳钞，每引由一道，交钞一贯。
洪武初年，制定法令：凡是卖茶的地方，命令宣课司收取三十分之一。
四年，户部上奏说：“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等县，茶园四十五顷，茶树八十六莴多株。
四川巴茶三百一十五户，茶树二百三+八万多株。
应该制定法令，每十株，官取其一。
无主茶园，命令军士采摘，取十分之八，用来交换番马。”依从他的奏言。
于是各产茶地设立茶课司，制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余，四川一百万斤。
在秦、洮、河、雅等州设置茶马司，从碉门、黎、雅抵达朵甘、乌思藏，流通茶叶的地方达五千多里。
山后归德等州，西方各部落，无不以马交换。
碉门、永宁、筠、连所生产的茶，名叫剪刀麄叶，只有西番食用，而商贩不曾出境。
四川茶盐都转运使说：“应该另立茶局，征收赋税，交换红缨、毡衫、米、布、椒、蜡以资助国家使用。
而居民所收的茶，依照江南给引以贩卖的办法，公家和私人两方都得便利。”于是永宁、成都、筠、连都设置了茶局。
四川人原来以茶交换毛布、毛缨等物以偿还茶税。
自从确定赋税额数，设立仓库收取贮藏，专门以布买马，人民不敢私采，赋税额数常常亏缺，人民多赔赏交纳。
四川布政司以此上言，便听凭人民采摘，与番人交换货物。
又诏令天全六番司人民，免除他们的徭役，专门命令蒸治乌茶交换马匹。
当初制度，长河西等番商带马进入雅州交换茶，从四川岩州卫进入黎州纔到达。
茶马司定价，马一匹，茶一千八百斤，在碉门茶课司给与。
番商往来迂回遥远，而供给茶太多。
岩州卫以此上言，请求在岩州设置茶马司，而在其地改贮藏碉门茶。
并且检验马的好壤作为换茶的数目。
下韶令茶马司仍旧，而制定上等马一匹，给茶一百二十斤，中等马七十斤，马驹五十斤。
三十年，在西宁改设秦州茶马司，敕令右军都督说：“近来私茶出境，互相贸易者少，马一天天价贵而茶一天天价贱，开启番人玩忽轻侮之心。
传檄秦、蜀二府，调发都司官军在松潘、碉门、黎、雅、河州、临洮以及造入西番的关口外，巡逻查禁出境的私茶。”又派遣驸马都尉谢达告谕蜀王朱椿说：“国家专营茶，本来是用以换马。
边地官吏失察，私贩出境，只是交换红缨杂物。
使得番人坐收其利益，而马进入中国的少，哪裹是用来控制戎狄的办法呢！希望你告谕布政司、都司，严加防范禁止，不要导致失利。”当这个时候，皇帝谋划边防，用茶换马，稳固番人之心，并且用以使中国强盛。
曾经对户部尚书郁新说：“用陕西汉中茶三百万斤，可以获得马三万匹，四川松、茂的茶也如此。
贩卖的禁令，不能不严格。”因此派遣食都御史邓文铿等按察川、陕私茶；驸马都尉欧阳伦因私茶被判处死罪。
又制造金牌信符，命令曹国公李景隆带入番地，与各番结约，用篆文在上方刻着“皇帝圣旨”左方刻着“合当差发”右方刻着“不信者斩”
一共四十一面金牌信符：洮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金牌四面，交纳马三干零五十匹；河州必里卫西番二十九族，金牌二十一面，交纳马七千七百零五匹；西宁曲先、阿端、罕东、安定四卫，巴哇、申中、申藏等族，金牌十六面，交纳马三千零五十匹。
下号金牌降服诸番，上号金牌藏在内府作为契约，三年派遣官员一次前往合符验证。
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门，运茶五十多万斤，获得马一万三千八百匹。
太祖驾驭番人就像这样。
丞乐年间，皇帝怀柔远方之人，递增茶的斤数。
这样交换马的人多，而茶供应不够。
茶的禁令也稍稍松弛，多有私茶出境。
碉门茶马司以至用茶八万多斤，只交换马七十匹，又是多瘦损的马。
于是申明严格茶禁，设洮州茶马司，又在陕西行都司地上设立甘肃茶马司。
十三年，特别派遣三御史巡察提督陕西茶马。
太祖禁止私茶，从三月到九月，每月派行人官四人，巡察河州、临洮、硐门、黎、雅。
半年以内，派二十四人，往来纷繁。
宣德十年，纔规定三个月派遣一次。
自从永乐时期停止金牌信符，到这时又给予。
不久，番人被北狄侵犯掠夺，迁居内地，金牌散失。
而茶司也因为茶少，祇用汉中茶换马，并且不给予金牌，听凭他们用马进贡而已。
在此之前，洪武末年，设置成都、重庆、保宁、播州茶仓四所，命令商人交纳米以换茶。
宣德年问，规定官茶一百斤，加损耗十分之一。
输粮换茶的人，自己派人到甘州、西宁，而在淮、浙支取盐以偿还费用。
商人依恃凭单任意私自贩运，官府赋税数年不缴纳。
正统初年，都御史罗亨信评说其弊端，纔罢除运输茶支取盐的规定，命令如过去官府运茶，用京城官总督管理。
景泰年间，罢除派遣外交官。
成化三年命令御史到陕西巡视茶业。
番人不喜欢御史，送马到内地的一天天减少。
便召回御史，仍然派遣外交官，并且命令按察司巡察。
以后，巡察不专主何官，兵部议论其害处，便又派遣御史，每年更换一次，定着成律令。
又因粮食收成不好等待赈救，又命令商人交纳粮食换茶，并且命令一百斤茶折合银五钱。
商人交纳赋税用钱钞从这时开始。
弘治三年，御史李鸾奏言：“茶马司积储渐渐减少，各边防马匹消耗，而陕西诸郡粮食丰收，没有交换粮食。
请求在西宁、河西、洮州三茶马司招来商人换茶，每引不超过一百斤，每个商人不超过三十引，官府收取十分之四，其余的纔让其买卖，可以得到茶四十万斤，交换马四千匹，数额满足而停止。”皇帝听从他的请求。
十二年，御史王宪又说：“自从换茶的禁令放开，便使得私茶无法遏止，而于换马不利。
请求停止粮茶的规定。
以后，或遇上兵灾荒灾，再重新图谋。”户部批覆听从他的请求。
四川茶课司旧时征收茶数十万斤以交换马。
永乐以后，番马全部经由陕西道，四川的茶多潮湿霉烂。
便命令以三分焉标准，一分收茶，二分折合成银，粮茶停止二年。
延绥发坐饥荒，又招来商人交纳粮草，换取茶四百万斤。
随即因御史王绍进言，又禁止，并且罢除正式额数之外招来商人纳粮换茶的规定。
十六年，朝廷取回御史，以督理马政都御史杨一清兼管。
杨一清又提议开放交粮换茶，说：“招来商人买茶，官府贸易三分之一，每年的茶五六十万斤，可以得到马一万匹。”皇帝听从他的请求。
正德元年，杨一清又建议，商人不愿意领价的，以一半给商人，让他们自己贩卖。
便定着成法规永远施行。
杨一清又说金牌信符的制度应当恢复，并且请求恢复设置巡茶御史兼管马政。
于是又派遣御史，而金牌制度因长久废弃，短时间内不能恢复。
后来武宗宠幸番僧，允许西域之人例外带私茶。
从此茶法便败坏。
番人贸易马，不能分辨轻重，祇是订竹筐换马。
筐大，官府便亏损其价值；筐小，商人便嫌其繁琐。
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酌情制定交换办法，每一千斤为三百三十筐。
嘉靖三年，御史陈讲因商茶质量低劣冒伪，全部征收黑茶，地方出产有限，便分茶焉上中二品，打印在茶筐上，写下商人名字而考察。
随即定四川茶引五万道，二万六千道焉腹引，二万四千道为边引。
芽茶每引三钱，叶茶每引二钱。
换茶到八十万斤而停止，不能太滥。
十五年，御史刘良卿说：“按照律例：‘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的，一并凌迟处死。
’西部边防，没有什么比诸番更急切。
番人依赖茶而生存，所以用严厉的法律来禁止，交换马匹来酬报，以控制番人的生死，加强中国的边防，截断匈奴的右臂，不可按常法来评论。
洪武初年的制度，民间储备茶不能超过一个月的用度。
弘治年问，招来商人换茶，或用以准备救灾，或用来储备边防，但是不曾禁止内地的人民使他们不能食用茶。
现在减轻通番之罪，仅只是充军，禁止内地之茶，使他们不能食用，又使商人私自征收茶，全部聚集在三个茶马司。
茶司与番邻近，私白贩运容易流通，而禁令又比内郡严厉，这是驱赶人民作私贩而给予他物资。
因此大奸人无凭据擅自出边关而漏脱法网，小民背负一升一斗而遭受法律制裁。
现在总计三茶马司所贮藏的茶，洮河足够三年，西宁足够二年，而商茶、私茶、赋税茶又一天天增多，贮积时久腐烂而没有用处。
茶法的弊端像这样严重。
番地多马而无法交换，我们的茶有禁令而不能流通，其形势必定要求助于我，而控制他的关键在我方。
现在茶司、居民，私下交换番马以等待商贩，每年没有空过一天，到官府交易时，而马反而损耗了。
请求敕命三茶马司，只留下二年的用度，每年交换马应当调发若干。
正式茶赋之外，分毫不准夹带。
让茶价上涨变贵，番人受到控制，良马将用也用不完。
并且多开放商茶，通行于内地，官府专卖一半以储备军饷，而河、兰、阶、岷等近番之地，禁止卖茶如故，再加重通番的刑罚如律令。
洮、岷、河责令边备道，临洮、兰州责令陇右分巡，西宁责令兵备，各自选择官吏防守。
失察的人以疲软论处。”奏书呈上，回报同意。
于是茶法稍稍得到整顿。
御史刘仑、总督尚书王以旃等人，请求恢复给予诸番金牌信符。
兵部议论，番族变化狡诈无常，北狄抢劫不止，金牌屡给屡失，特别有损国家尊严。
番人交纳马，意在得到茶，严格私贩的禁令，那么番人自然顺服，即使不给予金牌，马也可以聚集。
如果私贩盛行，我方没有用来拴系他的心控制他的命脉的东西，即使给予金牌，马也不会到来。
便决定发给勘检的凭证给予他。
此后，陕西发生饥荒，茶户没有资财，多欠赋税额数。
三十六年，户部因为整个陕西发生灾震，边防军饷请求救助，国家的财用非常缺乏，上奏说：“原先，在正式赋税茶交换马匹之外，多交粮换茶以佐助公家，有达到五百万斤的。
近来御史刘良卿也纳粮换茶一百万斤，后来只换正式额数八十万斤，合并赋税茶、私茶总计仅九十余万。
应该下发巡茶御史商议，招来商人多交粮换茶。”御史杨美益说：“年岁遭灾，人民贫困，即使正式额敷尚且多缺损，哪里有嬴余？现在只应遵守每年九十万斤招来番人交换马匹的条规。
凡是流通内地似止息私下贩卖，增加纳粮换茶以备赈救灾荒，全部停止罢除，不要让别的法与马分利。”户部以库藏财物匮乏，请求按照弘治六年的条例，交换马匹之外仍然纳粮换茶一百万斤，招来商人交纳粮食供给边防重镇以储备军饷。
下诏听从户部之请。
嘉靖末年，御史潘一桂说：“增加纳粮换茶的商茶，多壅塞滞留，应该裁减十分之四五。”又说：“松潘与洮、河相近，私茶往往无凭据而出关卡，应该停止松潘的准销货单，申明严格入番的禁令。”都回复同意。
四川的茶引分边、腹，边茶少而易于流通，腹茶多而常常滞留。
隆庆三年裁除茶引一万二千引，用三万引归属黎、雅，四千引归属松潘诸边防，四千引留内地，税银共一万四千多两，解送户部援助边防以为常规。
五年，命令甘州仿照洮河、西宁的事例，每年在六月开始换茶，两月之内换马八百匹。
设立常罚条例，商引一、二年销售完的赏赐多少不等，超过三年的处以罪罚，没收他们的附带茶。
万历五年，俺答前来通好，请求开放茶市。
御史李时成说：“番人以茶为生命的依托，北狄如果得到，藉以控制番人，番人必定跟从狄，贻留祸患不小。
户部商议给予一百余筐，而不允许交易。
自从刘长卿放松内地的禁令，杨美益认为不对，此后又禁止。
十三年，因西安、凤翔、汉中不与番相邻，开放禁令，招来商人给予茶引，抽十分之三纳入官府，其余的听凭商人自己出售。
御史锺化民因私茶无凭据出关卡的很多，请求分责任责成处理。
陕西的漠中，由关南道督察，府佐一人专门驻扎鱼渡垠；四川的保宁，由川北道督察，府佐一人专门驻扎鸡猴垠。
率领州、县官兵防守。”听从他的意见。
以茶换马，祇有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价值低贱，商人大多越境私自贩运，换漠中、保宁茶的，只有一二十引。
茶户要办本身的赋税，便私自贩运出边防，番族以私茶价低贱为有利，于是不肯缴纳马匹。
二+三年，御史李楠请求禁止湖茶，说：“湖茶通行，给茶法、马政两者都带来弊端。
应该命令巡茶御史招来商人给予茶引，愿意报漠、兴、保、夔的，准予交换。
越境下湖南的，禁止交换。
并且湖南多假茶，吃了湖南茶刺激口破坏肠胃，番人也受其危害。”随后御史徐侨说：“漠、川茶少而价值高，湖南茶多而价值低。
湖茶流通，不妨害汉中。
汉茶味道甘甜而淡薄，湖茶味道苦，对于酥酪适宜，也对番人有利。
但是应该设立法度严格检验，以遏止假茶。”户部折衷二人的议论，以汉茶为主，湖茶佐助。
各个商人交换茶引，先给予汉、川茶完毕，纔给湖南茶。
如果汉中茶引不够，便用湖引补足。
回报同意。
二十九年，陕西巡按御史毕三才说：“征收茶赋税交纳国家，每年有固定额数。
先前因为茶多积余，园户解送交纳艰难，因此改为货币布帛。
现在商人绝迹，五司的茶空虚。
请求命令汉中五州县仍然交纳茶，每年招来商人换茶五百引，可以得到马一万一千九百多匹。”户部商议，西宁、河、洮、岷、甘、庄浪六茶司共交换马九千六百匹，定着为法令。
天启时期，增加换马二千四百匹。
明朝初年严格禁止私自贩茶，时久之后奸猾的弊端一天天产生。
到了末世，商人在正式茶引之外，多给赏由票，使之得以私自流行。
番人的上等马全部归入奸商，茶司所换的乃是中下等。
番人得茶，背叛和归服自由，而将吏又把私骂窜入番马，冒充支取上等茶。
茶法、马政、边防于是都败坏了。
其它产茶的地区，南直隶常、庐、池、徽，浙江湖、严、衢、绍，江西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广武昌、剂州、长沙、宝庆，四川成都、重庆、嘉定、夔、泸，商人交粮换茶引便在应天、宜兴、杭州三处批验所，征收茶税便在应天的江束瓜埠。
从苏、常、镇、徽、广德以及浙江、河南、广西、贵州都征收钱钞，云南则征收银。
那些上贡茶，天下上贡的数额四千有余，福建建宁所贡茶最为上品，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以及荐新等号。
旧时都是采摘而碾之，以银板压盖，成大小龙团。
太祖因为这样制使民劳顿，罢除其制造，只命令采摘茶芽进贡，免除上供户五百家赋役。
凡是贡茶，祇是按额数供给，不详细记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