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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序 历上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则春秋是也，言则尚书是也。至于楚书、 郑志、晋乘、楚杌之篇，皆所以昭述前史，俾不泯于后。司马迁制一 家之言，始区别名题。至乎礼仪刑政，有所不尽；乃于纪传之外，创立八书。片文 只事，鸿纤备举。班氏因之，靡违前式，网罗一代，条流遂广。律历、礼乐， 其名不变，以天官为天文，改封禅为郊祀，易货殖、平准 之称，革河渠、沟洫之名；缀孙卿之辞，以述刑法；采孟轲之书，用 序食货。刘向鸿范，始自春秋；刘歆七略，儒墨异部，硃赣博采 风谣，尤为详洽。固并因仍，以为三志。而礼乐疏简，所漏者多，典章事数， 百不记一。天文虽为该举，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说，纷然莫辨。是故蔡邕 于朔方上书，谓宜载述者也。
汉兴，接秦坑儒之后，典坟残缺，耆生硕老，常以亡逸为虑。刘歆七略， 固之艺文，盖为此也。河自龙门东注，横被中国，每漂决所渐，寄重灾深，堤 筑之功，劳役天下。且关、洛高垲，地少川源，是故镐、酆、潦、潏，咸入礼典。 漳、滏、郑、白之饶，沟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国以为天，沟洫立志，亦 其宜也。世殊事改，于今可得而略。窃以班氏律历，前事已详，自杨伟改创 景初，而魏书阙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议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 书。
班固礼乐、郊祀，马彪祭祀、礼仪，蔡邕朝会，董巴 舆服，并各立志。夫礼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飨，匪云别事，旗章服物， 非礼而何？今总而裁之，同谓礼志。刑法、食货，前说已该，随流派 别，附之纪传。乐经残缺，其来已远。班氏所述，止抄举乐记；马彪后 书，又不备续。至于八音众器，并不见书，虽略见世本，所阙犹众。爰及 雅郑，讴谣之节，一皆屏落，曾无概见。郊庙乐章，每随世改，雅声旧典， 咸有遗文。又案今鼓吹铙歌，虽有章曲，乐人传习，口相师祖，所务者声，不先训 以义。今乐府铙歌，校汉、魏旧曲，曲名时同，文字永异，寻文求义，无一可了。 不知今之铙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淫哇之辞，并皆详 载。
天文、五行，自马彪以后，无复记录。何书自黄初之始，徐志肇义熙 之元。今以魏接汉，式遵何氏。然则自汉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顺帝升明二年之孟 夏，二辰六沴，甲子无差。圣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纪。盖所以神明宝位，幽赞祯符， 欲使逐鹿弭谋，窥觊不作，握河括地，绿文赤字之书，言之详矣。爰逮道至天而甘 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硃草白乌之瑞，斯固不可诬也。若夫衰世 德爽，而嘉应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难以数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蚀之灾不弭； 百灵咸顺，而悬象之应独违。今立符瑞志，以补前史之阙。
地理参差，事难该辨，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 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兗，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 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自戎狄内侮，有晋东迁，中土遗氓，播徙江 外，幽、并、冀、雍、兗、豫、青、徐之境，幽沦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 于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伫鸿雁之歌，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 思复旧井。既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故魏邦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且省置交 加，日回月徙，寄寓迁流，迄无定托，邦名邑号，难或详书。大宋受命，重启边隙， 淮北五州，翦为寇境，其或奔亡播迁，复立郡县，斯则元嘉、泰始，同名异实。今 以班固、马彪二志，晋、宋起居，凡诸记注，悉加推讨，随条辨析，使悉该详。
百官置省，备有前说，寻源讨流，于事为易。元嘉中，东海何承天受诏纂宋 书，其志十五篇，以续马彪汉志，其证引该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马 迁共为一家者也。其有漏阙，及何氏后事，备加搜采，随就补缀焉。渊流浩漫，非 孤学所尽；足蹇途遥，岂短策能运。虽斟酌前史，备睹姘嗤，而爱嗜异情，取舍殊 意，每含豪握简，杼轴忘餐，终亦不足与班、左并驰，董、南齐辔。庶为后之君子， 削稿而已焉。
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阴，取竹之嶰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 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管，以听凤鸣，以定律吕。夫声有清浊，故协以宫商； 形有长短，故检以丈尺；器有大小，故定以斛斗；质有累重，故平以钧石。故虞 书曰：“乃同律、度、量、衡。”然则律吕、宫商之所由生也。夫乐有器有文， 有情有官。钟鼓干戚，乐之器也；屈伸舒疾，乐之文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 欣喜欢爱，乐之官也。”“是以君子反情以和志，广乐以成教，故能情深而文明， 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故曰：“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 也。”周礼曰：“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太蔟，歌 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祇。”四望山川先祖，各有其乐。又曰：“圜钟为宫， 黄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 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地祇人鬼，礼亦如之。 其可以感物兴化，若此之深也。
“道始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三而九。故黄钟之数六，分而为雌雄十二钟。 钟以三成，故置一而三之，凡积分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黄钟之实。故黄钟位 子，主十一月，下生林钟。林钟之数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数七十二， 主正月，下生南吕。南吕之数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数六十四，主三 月，下生应钟。应钟之数四十三，主十月，上生蕤宾。蕤宾之数五十七，主五月， 上生大吕。大吕之数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则。夷则之数五十，主七月，上生 夹钟。夹钟之数六十七，主二月，下生无射。无射之数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中吕。 中吕之数六十，主四月，极不生。（极不生，钟律不能复相生。）宫生徵，徵生商， 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应钟，不比于正音，故为和。（姑洗三月，应 钟十月，不与正音比效为和。和，徙声也。）应钟生蕤宾，蕤宾不比于正音，故为 缪。（缪，音相干也。周律故有缪、和，为武王伐纣七音也。）日冬至，音比林钟 浸以浊；日夏至，音比黄钟浸以清，以十二月律应二十四时。甲子，中吕之徵也； 丙子，夹钟之羽也；戊子，黄钟之宫也；庚子，无射之商也；壬子，夷则之角也。”
“古人为度量轻重，皆生乎天道。黄钟之律长九寸，物以三生，三三九，三九 二十七，故幅广二尺七寸，古之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长八尺，寻自倍，故八尺 而为寻。有形即有声，音之数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尺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 一匹为制。秋分而禾票定，（票，禾穗芒也。）票定而禾孰。律之数十二， 故十二票而当一粟，十粟而当一寸。律以当辰，音以当日。日之数十，故十寸而 为尺，十尺为丈。其以为重，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铢，十二铢而当半两。 衡有左右，因而倍之，故二十四铢而当一两。天有四时，以成一岁，因而四之，四 四十六，故十六两而一斤。三月而一时，三十日一月，故三十斤为一钧。四时而一 岁，故四钧而一石。”“其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 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 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
扬子云曰：“声生于日，（谓甲己为角，乙庚为商，丙辛为徵，丁壬为羽，戊 癸为宫。）律生于辰，（谓子为黄钟，丑为大吕之属。）声以情质，（质，正也。 各以其行本情为正也。）律以和声，（当以律管钟均，和其清浊之声。）声律相协， 而八音生。（协，和。）宫、商、角、徵、羽，谓之五声。金、石、匏、革、丝、 竹、土、木，谓之八音。声和音谐，是谓五乐。”
夫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 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炭，效阴阳。冬至阳气应，则乐均清，景 长极，黄钟通，土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乐均浊，景短极，蕤宾通，土炭重 而衡低。进退于先后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状闻。太史令封上。效则和，否则占。 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周密，布缇幔。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 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布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其为 气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灵台， 用竹律六十。取弘农宜阳县金门山竹为管，河内葭莩为灰。
三代陵迟，音律失度。汉兴，北平侯张苍始定律历。孝武之世，置协律之官。 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数，受学于小黄令焦延寿。其下生、上生，终于 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终于南事，而六十律毕矣。 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纪阳气之初， 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 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 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角徵羽以类从焉。礼运篇曰：“五声、六律、十 二管还相为宫。”此之谓也。以六十律分一期之日，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 阴阳寒暖风雨之占于是生焉。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 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 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房言律详，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续汉志具载其 律准度数。
汉章帝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殷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 严嵩具以准法教子男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诏曰：“嵩子学审晓律，别 其族，协其声者，审试。不得依托父学，以聋为聪。声微妙，独非莫知，独是莫晓， 以律错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乃为能传嵩学耳。”试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 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灵帝熹平六年，东观召典律者 太子舍人张光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 其弦缓急。音不可书以晓人，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故史官能辨 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候气而已。
（表略）
论曰：律吕相生，皆三分而损益之。先儒推十二律，从子至亥，每三之，凡十 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三约之，是为上生。故汉志云：三分损一，下生林钟， 三分益一，上生太蔟。无射既上生中吕，则中吕又当上生黄钟，然后五声、六律、 十二管还相为宫。今上生不及黄钟实二千三百八十四，九约实一千九百六十八为一 分，此则不周九分寸之律一分有奇，岂得还为宫乎？凡三分益一为上生，三分损一 为下生，此其大略，犹周天斗分四分之一耳。京房不思此意，比十二律微有所增， 方引而伸之，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至于南事，为六十律，竟复不合，弥 益其疏。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吕本源，徒训角为触，徵为祉，阳气施种于黄钟，如 斯之属，空烦其文，而为辞费。又推九六，欲符刘歆三统之数，假托非类，以饰其 说，皆孟坚之妄矣。
蔡邕从朔方上书，云前汉志但载十律，不及六十。六律尺寸相生，司马彪 皆已志之。汉末，亡失雅乐。黄初中，铸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 协律都尉杜夔令玉铸钟，其声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甚厌之，谓夔清浊任 意。更相诉白于魏王。魏王取玉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于是罪玉及诸 子，皆为养马主。
晋泰始十年，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张华，出御府铜竹律二十五具，部太乐郎刘 秀等校试，其三具与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视其铭题尺寸，是笛律也。 问协律中郎将列和，辞：“昔魏明帝时，令和承受笛声，以作此律，欲使学者别居 一坊，歌咏讲习，依此律调。至于都合乐时，但识其尺寸之名，则丝竹歌咏，皆得 均合。歌声浊者，用长笛长律；歌声清者，用短笛短律。凡弦歌调张清浊之制，不 依笛尺寸名之，则不可知也。”
勖等奏：“昔先王之作乐也，以振风荡俗，飨神佐贤，必协律吕之和，以节八 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叙，清浊有宜。故曰‘五声十二律，还 相为宫。’此经传记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对辞，笛之长短，无所象则，率意而作， 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应，吹其声均，多不谐合。又辞：‘先师传笛，别其 清浊，直以长短，工人裁制，旧不依律。’是为作笛无法。而知写笛造律，又令琴 瑟歌咏，从之为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宪于后者也。谨条牒诸律，问和意状如左。 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声均调和，器用便利。讲肄弹击，必合律吕， 况乎宴飨万国，奏之庙堂者哉！虽伶、夔旷远，至音难精，犹宜刑古昔，以求厥衷， 合于经礼，于制为详。若可施用，请更部笛工，选竹造作，太乐、乐府施行。平议 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声下徵各一具，皆铭题作者姓名。其余无所 施用，还付御府毁。”奏可。
勖又问和：“作笛为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后乃以为乐不？” 和辞：“太乐东厢长笛正声已长四尺二寸，令当复取其下徵之声；于法，声浊者笛 当长，计其尺寸，乃五尺有余，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诸孔，虽不校试，意 谓不能得一孔辄应一律也。”案太乐，四尺二寸笛正声均应蕤宾，以十二律还相为 宫，推法下徵之孔，当应律大吕。大吕笛长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长五尺余。令太乐 郎刘秀、邓昊等依律作大吕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声皆相应。然后令郝 生鼓筝，宋同吹笛，以为杂引、相和诸曲。和乃辞曰：“自和父祖汉世以 来，笛家相传，不知此法，而令调均与律相应，实非所及也。”郝生、鲁基、种整、 硃夏，皆与和同。
又问和：“笛有六孔，及其体中之空为七。和为能尽名其宫商角徵不？孔调与 不调，以何检知？”和辞：“先师相传，吹笛但以作曲相语，为某曲当举某指，初 不知七孔尽应何声也。若当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案旧像讫，但吹取鸣者，初不 复校其诸孔调与不调也。”案周礼调乐金石，有一定之声，是故造钟磬者，先 依律调之，然后施于厢悬。作乐之时，诸音皆受钟磬之均，即为悉应律也。至于飨 宴殿堂之上，无厢悬钟磬，以笛有一定调，故诸弦歌皆从笛为正。是为笛犹钟磬， 宜必合于律吕。如和所对，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声均，不知其皆应何律？调 与不调，无以检正。唯取竹之鸣者，为无法制。辄令部郎刘秀、邓昊、魏邵等与笛 工参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声，然后器象有制，音均和协。
又问和：“若不知律吕之义，作乐音均高下清浊之调，当以何名之？”和辞： “每合乐时，随歌者声之清浊，用笛有长短。假令声浊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 尺二调也。声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调也。汉、魏相传，施行皆然。” 案周礼奏六乐，乃奏黄钟；歌大吕，乃奏太蔟，歌应钟，皆以律吕之义，纪歌 奏清浊。而和所称以二尺三尺为名，虽汉、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刘秀、邓昊等 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应无射之律，若宜用长笛，执乐者曰：“请奏无射。” 周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二尺八寸四分四厘应黄 钟之律，若宜用短笛，执乐者曰：“请奏黄钟。”周语曰：“黄钟所以宣养六 气九德也。”是则歌奏之义，当合经礼，考之古典，于制为雅。
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始。”周礼载六律六同。礼 记又曰：“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刘歆、班固纂律历志，亦纪十二律。 唯京房始创六十律，至章帝时，其法已亡；蔡邕虽追古作，其言亦曰：“今无能为 者。”依案古典及今音家所用六十律者，无施于乐。谨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 为宫之法，制十二笛象，记注图侧，如别。省图，不如视笛之了，故复重作蕤宾伏 孔笛。其制云：
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长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有奇。（周语 曰：“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主声调法，以黄钟为宫，则姑洗为角。翕笛之 声应姑洗，故以四角之长为黄钟之笛也。其宫声正而不倍。故曰正声。）正声调法， 黄钟为宫，（第一孔。）应钟为变宫，（第二孔。）南吕为羽，（第三孔。）林钟 为徵，（第四孔。）蕤宾为变徵，（第五附孔。）姑洗为角，（笛体中声。）太蔟 为商。（笛后出孔也。商声浊于角，当在角下，而角声以在体中，故上其商孔，令 在宫上，清于宫也。然则宫商正也，余声皆倍也。是故从宫以下，孔转下转浊也。 此章说笛孔上下次第之名也。下章说律吕相生，笛之制也。）正声调法，黄钟为宫， （作黄钟之笛，将求宫孔，以姑洗及黄钟律从笛首下度之，尽二律之长而为孔，则 得宫声也。）宫生徵，黄钟生林钟也。（以林钟之律从宫孔下度之，尽律作孔，则 得徵声也。）徵生商，林钟生太蔟也。（以太蔟律从徵孔上度之，尽律以为孔，则 得商声也。）商生羽，太蔟生南吕也。（以南吕律度从角孔下度之，尽律为孔，则 得羽声也。）羽生角，南吕生姑洗也。（以姑洗律从羽孔上行度之，尽律而为孔， 则得角声也。然则出于商孔之上，吹笛者左手所不及也。从羽孔下行度之，尽律而 为孔，亦得角声，出于附商孔之下，则吹者右手所不逮也，故不作角孔。推而下之， 复倍其均，是以角声在笛体中，古之制也。音家旧法，虽一部再倍，但令均同。适 足为唱和之声，无害于曲均故也。周语曰：匏竹利制，议宜，谓便于事用从宜 者也。）角生变宫，姑洗生应钟也。（上句所谓当为角孔而出商下者，墨点识之， 以应律也。从此点下行度之，为孔则得变宫之声也。）变宫生变徵，应钟生蕤宾也。 （以蕤宾律从变宫下度之，尽律为孔，则得变徵之声。十二笛之制，各以其宫为主。 相生之法，或倍或半，其便事用，例皆一者也。）下徵调法，林钟为宫，（第四孔 也。本正声黄钟之徵。徵清当在宫上，用笛之宜，倍令浊下，故曰下徵。下徵更为 宫者，记所谓“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者。然则正声调清，下徵调浊也。）南吕为 商，（第三孔也。本正声黄钟之羽，今为下徵之商。）应钟为角，（第二孔也。本 正声黄钟之变宫，今为下徵之角也。）黄钟为变徵，（下徵之调，林钟为宫，大吕 当变徵。而黄钟笛本无大吕之声，故假用黄钟以为变徵也。假用之法：当变徵之声， 则俱发黄钟及太蔟、应钟三孔。黄钟应浊而太蔟清，大吕律在二律之间，俱发三孔 而微硙蒦之，则得大吕变徵之声矣。诸笛下徵调求变徵之法，皆如此。太蔟为徵， （笛后出孔，本正声之商，今为下徵之徵。）姑洗为羽，（笛体中翕声也。本正声 之角，今为下徵之羽也。）蕤宾为变宫，（附孔是也。本正声之变徵也，今为下徵 之变宫也。然则正声之调，孔转下转浊；下徵之调，孔转上转清也。）清角之调： 以姑洗为宫，（即是笛体中翕声也，于正声为角，于下徵为羽。清角之调，乃以为 宫，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唯得为宛诗谣俗之曲，不合雅乐也。）蕤宾为商， （正也。）林钟为角，（非正也。）南吕为变徵，（非正也。）应钟为徵，（正也。） 黄钟为羽，（非正也。）太蔟为变宫。（非正也。清角之调，唯宫商及徵，与律相 应，余四声非正者皆浊，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
凡笛体用角律，其长者八之，（蕤宾、林钟也。）短者四之，（其余十笛，皆 四角也。）空中实容，长者十六，（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若长短大小不合于此， 或器用不便声均法度之齐等也。然笛竹率上大下小，不能均齐，必不得已，取其声 均合。）三宫（一曰正声，二曰下徵，三曰清角。）二十一变也。（宫有七声，错 综用之，故二十一变也。诸笛例皆一也。）伏孔四，所以便事用也。（一曰正角， 出于商上者也。二曰倍角，近笛下者也。三曰变宫，近于宫孔，倍令下者也。四曰 变徵，远于徵孔，倍令高者也，或倍或半，或四分一，取则于琴徵也。四者皆不作 其孔而取其度，以应进退上下之法，所以协声均，便事用也。其本孔隐而不见，故 曰伏孔。）
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长二尺六寸六分三厘有奇。（周语 曰：“元间大吕，助宣物也。”）
太蔟之笛：正声应太蔟，下徵应南吕，长二尺五寸三分一厘有奇。（周语 曰：“太蔟所以金奏，赞阳出滞也。”）
夹钟之笛：正声应夹钟，下徵应无射，长二尺四寸。（周语曰：“二间夹 钟，出四隙之细也。”）
姑洗之笛：正声应姑洗，下徵应应钟，长二尺二寸三分三厘有奇。（周语 曰：“三间中吕，宣中气也。”）
蕤宾之笛，正声应蕤宾，下徵应大吕，长三尺九寸九分五厘有奇。（周语 曰：“蕤宾所以安静神人，献酬交酢。”变宫近孔，故倍半令下，便于用也。林钟 亦如之。）
林钟之笛：正声应林钟，下徵应太蔟，长三尺七寸九分二厘有奇。（周语 曰：“四间林钟，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肃纯恪。”）
夷则之笛：正声应夷则，下徵应夹钟，长三尺六寸。（周语曰：“夷则所 以咏歌九州，平民无贰也。”变宫之法，亦如蕤宾，体用四角，故四分益一也。）
南吕之笛，正声应南吕，下徵应姑洗，长三尺三寸七分。（周语曰：“五 间南吕，赞阳秀也。”）
无射之笛：正声应无射，下徵应中吕，长三尺二寸。（周语曰：“无射所 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
应钟之笛：正声应应钟，下徵应蕤宾，长五尺九寸九分六厘有奇。（周语 曰：“六间应钟，均利器用，俾应复也。”）
勖又以魏杜夔所制律吕，检校太乐、总章、鼓吹八音，与律乖错。始知后汉至 魏，尺度渐长于古四分有余。夔依为律吕，故致失韵。乃部佐著作郎刘恭依周礼 更积黍起度，以铸新律。既成，募求古器，得周时玉律，比之不差毫厘。又汉世故 钟，以律命之，不叩而自应。初，勖行道，逢赵郡商人县铎于牛，其声甚韵。至是 搜得此铎，以调律吕焉。
晋武帝以勖律与周、汉器合，乃施用之。散骑侍郎阮咸讥其声高，非兴国之音。 咸亡后，掘地得古铜尺，果长勖尺四分，时人咸服其妙。元康中，裴頠以为医方民 命之急，而称两不与古同，为害特重，宜因此改治权衡。不见省。
黄钟箱笛，晋时三尺八寸。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减为三尺七寸。十四年， 治书令吏奚纵又减五分，为三尺六寸五分。（列和云：“东箱长笛四尺二寸也。”） 太蔟箱笛，晋时三尺七寸，宗之减为三尺三寸七分，纵又减一寸一分，为三尺二寸 六分。姑洗箱笛，晋时三尺五寸，宗之减为二尺九寸七分，纵又减五分，为二尺九 寸二分。蕤宾箱笛，晋时二尺九寸，宗之减为二尺六寸，纵又减二分，为二尺五寸 八分。
<b>译文</b>
左史修记言之史，右史修记事之史，记事之史的典型是春秋，记言之史则以尚书为代表。至于楚史书、郑史志、晋史乘和另一楚史杌等篇都是明白地叙述了以前的历史，使它们不致泯灭，从而流传下来。
司马迁制订了独有的修史规则，最早用标题名称对史料进行分类归纳，又根据礼仪、刑法、政令等问题未能叙述清楚的情况，在纪、传这些叙述史事的内容之外又创造性地另外写了八种称为书的部分，将有关问题中的内容事无巨细都收集了进来。班固作汉书时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而没有违反，由于其内容涉及一个朝代的事情，所叙述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在汉书中，律历、礼乐的名称没有改变，天官则改为天文，封禅改成郊祀，货殖、抨准、河渠、沟洫的名称都作了改变；将逐卿的话联系在一起，叙述了与刑法有关的内容，根据孟轲著作中的观点，作为食货的序言。刘向所著的鸿范，自春秋开始，型趑的七略列出了儒、墨不同门类的著作，圭赣广泛收集了民间歌谣，记述尤为详尽。班固沿袭了这三人所做的工作，分别写成了三种志。礼乐写得粗疏简约，遗漏的内容很多，制度法令和有关的事项，记下的还不到百分之一。天文虽然比较齐全，但没有谈到天的形状，以致使二种宇宙学说显得很为混乱而难以明了。正因为这样，摹邕才在塑左进献文书，谈到应当对此予以叙述。
汉代的兴起是紧接在秦代坑儒之后，各种古籍均有残缺，老年学者们常担心会有亡失。刘歆着七略，班固撰艺文，都是针对这一情况的。黄河从龙门向东奔流，横穿国家的中部，每当漂冰和决口流过的地方，都发生了重大的灾难，为修筑堤防，就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关、洛之地高而干燥，土地少，又是河川i的源头，于是镐、酆、潦、浦四处都被写进了礼典。漳、滏、郑、白四处的富饶，沟渠灌溉农田之便利，都是人们生存之根本，国家也视其为依靠，写沟洫志看来也是适宜的。但是时代不同了，事情也有变化，现在可简略叙述。
我认为班固的律历志对以前的事情已讲得较为详细，自从杨伟改历编制了景初历后，在魏书中却没有记述。后来刘宋时元嘉年间又制作了新历，大明年问又广泛讨论了是否要改回去。从魏到刘宋期间的这些事情都应写入本书。
班固写了礼乐志、郊祀志，司马彪则有祭祀志、礼仪志，蔡邕着朝会志，董巴撰舆服志，都是以相应的内容写的志。然而礼所包含的内容有各种不同的用途，其他事情都不说，就说祭祀天地社稷的过程中所用的旗帜、标识、服式、器物不属于礼的内容又是什么呢？现在可以将这些内容归纳起来，一起写在礼志中。刑法志、食货志以前的叙述已经比较完备，故随着演变中出现的不同附在纪、传中进行相应的叙述。乐经的残缺由来已久，坦墨在汉书中的叙述也就是从乐记中摘抄的，司马彪后汉书中又没有完备的续述。至于各种乐器的情况，均没有专门著作记述，虽然其大略情况在世本中谈到一些，但缺少相当多。谈到雅乐和郑声，歌谣一节全部除去而不见。祭祀用的乐章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动，但在雅声过去的典籍中却遗留有记述。现在的鼓吹、铙歌虽然有乐章曲调，但乐师们传授学习均是口头上的，他们所著重的是乐曲的声音，而不是先了解其中的道理。现在的乐府铙歌是修改汉、魏时代原有的乐曲，虽然乐曲的名称有时是相同的，但文字是决不相同的，衹从研究文字入手探求其中的道理，没有一首可以得出结论。也不知现在的铙章是哪一个时代的乐曲。本书的志从祭祀乐曲开始，衹要不是淫辞的乐章均予以详细记述。
天文志、五行志，在司马彪以后再也没有记录。何氏所著的书是从黄初年开始的，徐氏所写的志则开始于义熙的元年。现在根据魏紧接在漠代后面的情况，依照何氏所采取的形式进行叙述。然而从汉高祖五年冬天的开始到刘宋顺帝升明二年的夏初，二辰、六诊，甲子都没有偏差。贤明的帝王都遇有吉祥的年代，就是有神明维护，暗中显示一些吉祥的征兆，以使企图争夺天下的阴谋消除掉，使具有非分之想的人不敢行动，从而牢靠地掌握河山，这在那些有绿色条纹、写有红字的书中有详细的记述。于是，正确的政治主张上达天穹就会有甘露降下来，德政得到贯彻地层就会有甘美的泉水涌出，金色的灵芝、黑色的柜黍所表示的吉祥，红色的草、白色的乌所显现的瑞兆，看来不可能是虚构的。假若是世道衰落道德沦丧的时代也不断地出现祥瑞之兆，那就是上天的规律难以捉摸了。也有时尽管是贤明的君主统治着，但地震、日食之类的灾祸却接连不断，各种生灵都很顺意，惟有上天通过天象发出的预兆却是相反的。现在写符瑞志，以补以前史书之不足。
地理上的千差万别很难一一理清楚。魏、晋以后的变迁数以百计，有时一郡分为四五个郡，有的一县被分割成两三个县，有的地方昨天还属于回丛、逸业的范围，今天就归司州、兖州管辖了。有的人早晨还是零阳、桂阳人士，晚上就成了庐辽、土逛的居民，地域的归属变来变去没有止息，户籍也变得相当混乱，掌管地图和区域划分情况的官员也难以记清。自从外族入侵，晋都束迁，中原地区原来的居民迁徙到江南各地，幽、韭、冀、雍、兖、邃、贵、途等地不幸沦落外族之手.他们自己找到安定的地方而停留下来并推举出首领在荆、越之地繁衍生息的人，来白不同的郡、城，但在异乡的住处却相邻。他们站着唱游民的歌，心裹充满对故土的思念，都各自建立起相应的邦邑，以寄托回归故上的愿望。然而几家数户的力量终究单薄，不可能建立起独立的邦邑，因此出现了在魏邦的范围内有韩国人的城邑，齐县中居住有赵地的居民的情况.加上邦邑的取消和设置频繁交织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寄住和迁移的情况，至今尚没有固定下来，邦邑的名称也很难详细叙述。刘宋建立以后，边境地区重新燃起了战火，淮北的五州变为外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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