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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士之论高，何必以文？”
答曰：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札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华而晥者，大夫之箦，曾子寝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贤，贤以文为差。愚杰不别，须文以立折。非唯于人，物亦咸然。龙鳞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蚡蚖；龟知，背负文：四者体不质，于物为圣贤。且夫山无林，则为土山，地无毛，则为泻土；人无文，则为仆人。土山无麋鹿，泻土无五谷，人无文德，不为圣贤。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故多文彩。瑞应符命，莫非文者。晋唐叔虞、鲁成季友、惠公夫人号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张良当贵，出与神会，老父授书，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图，洛灵，故出书。竹帛所记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棘子成欲弥文，子贡讥之。谓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为优。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文儒为华淫之说，于世无补，故无常官，弟子门徒不见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绍传，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
答曰：不然。夫世儒说圣情，，共起并验，俱追圣人。事殊而务同，言异而义钧。何以谓之文儒之说无补于世？世儒业易为，故世人学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宫廷设其位。文儒之业，卓绝不循，人寡其书，业虽不讲，门虽无人，书文奇伟，世人亦传。彼虚说，此实篇。折累二者，孰者为贤？案古俊又著作辞说，自用其业，自明于世。世儒当时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迹不传。周公制礼乐，名垂而不灭。孔子作春秋，闻传而不绝。周公、孔子，难以论言。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世传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欧阳、公孙，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夫以业自显，孰与须人乃显？夫能纪百人，孰与廑能显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虑间也，未必材知出异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总众事之凡，典国境之职，汲汲忙忙，〔何〕暇著作？试使庸人积闲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数。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发，何暇优游为丽美之文于笔札？孔子作春秋，不用于周也。司马长卿不预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虚之赋。扬子云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经，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籍〕长卿、子云为相，赋玄不工。”
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谓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发，为周改法而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虑间也！周法阔疏，不可因也。夫禀天地之文，发于胸臆，岂为间作不暇日哉？感伪起妄，源流气。管仲相桓公，致于九合。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然而二子之书，篇章数十。长卿、子云，二子之伦也。俱感，故才并；才同，故业钧。皆士而各著，不以思虑间也。问事弥多而见弥博，官弥剧而识弥泥。居不幽则思不至，思不至则笔不利。嚚顽之人，有幽室之思，虽无忧，不能著一字。盖人材有能，无有不暇。有无材而不能思，无有知而不能著。有鸿材欲作而无起，细知以问而能记。盖奇有无所因，无有不能言，两有无所睹，无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极，居位不能领职。盖人思有所倚着，则精有所尽索。著作之人，书言通奇，其材已极，其知已罢。案古作书者，多位布散盘解，辅倾宁危，非著作之人所能为也。夫有所逼，有所泥，则有所自，篇章数百。吕不韦作春秋举家徙蜀；淮南王作道书，祸至灭族；韩非著治术，身下秦狱。身且不全，安能辅国？夫有长于彼，安能不短于此？深于作文，安能不浅于政治？”
答曰：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为也，非拙也，精诚不加也。志有所存，顾不见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称干将之利，刺则不能击，击则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蛢弹雀则失鷃，射鹊则失雁，方员画不俱成，左右视不并见，人材有两为，不能成一。使干将寡刺而更击，舍鹊而射雁，则下射无失矣。人委其篇章，专为〔政〕治，则子产、子贱之迹不足侔也。古作书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婴，功书并作；商鞅、虞卿，篇治俱为。高祖既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败，陆贾造新语，高祖粗纳采。吕氏横逆，刘氏将倾，非陆贾之策，帝室不宁。盖材知无不能，在所遭遇，遇乱则知立功，有起则以其材著书者也。出口为言，著文为篇。古以言为功者多，以文为败者希。吕不韦、淮南王以他为过，不以书有非，使客作书，不身自为；如不作书，犹蒙此章章之祸。人古今违属，未必皆著作材知极也。邹阳举疏，免罪于梁。徐乐上书，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为功于人，何嫌不能营卫其身？韩蚤信公子非，国不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以著作材极，不能复有为也。春物之伤，或死之也，残物不伤，秋亦不长。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书者非一，各穿凿失经之实传，违圣人质，故谓之蕞残，比之玉屑。故曰：“蕞残满车，不成为道；玉屑满箧，不成为宝。”前人近圣，犹为蕞残，况远圣从后复重为者乎？其作必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
答曰：圣人作其经，贤者造其传，述作者之意，采圣人之志，故经须传也。俱贤所为，何以独谓经传是，他书记非？彼见经传，传经之文，经须而解，故谓之是。他书与书相违，更造端绪，故谓之非。若此者，韪是于五经。使言非五经，虽是不见听。使五经从孔门出，到今常令人不缺灭，谓之纯壹，信之可也。今五经遭亡秦之奢侈，触李斯之横议，燔烧禁防，伏生之休，抱经深藏。汉兴，收五经，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辈，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师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为是。亡秦无道，败乱之也。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后人复作，犹前人之造也。夫俱鸿而知，皆传记所称，文义与经相薄。何以独谓文书失经之实？由此言之，经缺而不完，书无佚本，经有遗篇。折累二者，孰与蕞残？易据事象，诗采民以为篇，乐须〔民〕欢，礼待民平。四经有据，篇章乃成。尚书、春秋，采掇史记。史记兴无异，以民事一意，六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折累二者，孰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实是。说章句者，终不求解扣明，师师相传，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
<b>译文</b>
有人说：“士人的议论高明，为什么一定要依靠借助文采呢？”
回答说：“人要具备文和质两个方面才算完美。物有只开花不结果的，有只结果不开花的。易上说：“圣人的情感通过文辞表达出来。”说出口就成了语言，把简札编在一起就成了文章，文辞书写出来，真实的情感就显现了。体现德行的文采，就是社会的服饰。只见之于文字叫“文”实际去做叫“德”装饰在衣上叫“服”所以说：道德越高的文饰就越多采，道德越明显的文饰就越鲜明。官大位尊的人道德丰盈，他的文饰就鲜明；君子的道德高尚，他的文饰就华丽。官高位尊文饰就繁多，道德高尚文饰就丰盛。华丽而又光滑的，是大夫享用的席子，曾子病重卧床，让儿子把这种席子换掉。由此说来，以穿的服饰来区别贤人，贤人是以文采的多少来区分高低。愚昧杰出不能分别，必须要靠文采来判断。不仅人类是如此，万物也都是这样。龙的鳞上有花纹，在蛇类中是神物；凤的羽毛有五色，在鸟类中是首领；老虎威猛，毛色花纹很多；龟智慧，背甲上有花纹。这四种动物的躯体花色华丽，在动物类中是圣贤。如果山没有林木，就是土山；地上不长草木，就是潟土；人没有文采，就是无用的人。土山上不会有麋鹿，潟土上不会生五谷，人没有体现德行的文采就不会是圣贤。上天多日月星辰而大地多山川陵谷，阴阳二气协和，圣贤承受此二气，仿效天地，所以文采繁多。祥瑞吉兆，没有不以文采来显现的。晋唐叔虞，鲁成季友，惠公夫人名叫仲子，他们生下来就很奇怪，有字样在他们手上。张良命该显贵，出逃时与神人相会，黄石老人授以兵书，终于被封为留侯。黄河神异，所以出现河图；洛水神灵，所以出现洛书。书籍所记载的怪奇的事物，不会出现在小水坑中。物以文采为外表，人以文采为根基。棘子成想取消文采，子贡就讥讽他。认为文采不足为奇的，是棘子成这类人。
能著书立说的是文儒，能解释经书的是世儒。两种儒生同在社会上，不知哪一种更优些。有人说：“文儒不如世儒。世儒解释圣人的经书，解释贤人的传述，意义道理广博，没有不见实效的，所以在官府有固定的职位；其中地位最高的是五经博士，聚集了许多门徒，招引会集了千里之外的学生，即使他本人死了，他的学说仍然流传于后代。文儒发表的是华而不实的议论，对社会毫无补益，所以没有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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