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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曰：代有诡诈反为忠信者也。抑亦通变适时，所谓：见机而作，不俟终日也。)
孔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又曰：“信近于义，言可覆也。”由是言之，唯义所在，不必信也。(议曰：微哉！微哉！天下之事也，不有所废则无以兴。若忠于斯，必不诚于彼，自然之理矣。由是观之，则吾之所谓忠，则彼之所谓诈也。然则忠之与诈，将何而取定哉？抑吾闻之：夫臣主有大义，上下有定分，此百代不易之道也。故欲行忠，观臣主之义定；欲行信，顾上下之分明。苟分义不愆于躬，虽谲而不正可也。)何以明之？
叶公问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其子证之。”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楚子围宋，宋求救于晋。晋侯使解杨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汝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殒，又何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归。
(韩子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讦之官，令尹曰：“必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执其子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誉而用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北人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止；闻仲尼之赏，鲁人易降。此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颜率欲见公仲，公仲不见。颜率谓公仲之谒者曰：“公仲必以率为伪也，故不见率。公仲好内，率曰好士；公仲啬于财，率曰散施；公仲无行，率曰好义。自今以来，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谒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见之。(议曰：语称“恶讦以为直”者，易曰：“君子以遏恶扬善。”若使颜率忠正，则公仲之恶露。故颜率诈伪，公仲之福。)
齐伐燕，得十城。燕王使苏秦说齐，齐归燕十城。苏秦还燕，人或毁之曰：“苏秦左右卖国，反复之臣也，将作乱。”燕王意疏之，舍而不用。苏秦恐被罪，入见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无尺寸之功，而王亲拜之于庙，礼之于庭。今臣为王却齐之兵，而功得十城，宜以益亲。今来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伤臣于王者。且臣之不信，王之福也(燕王亦尝谓苏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代对曰：“周地贱媒，为其两誉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周之俗，不自为娶妻。且夫处女无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炫，弊而不售，顺而无毁，则售而不弊者，唯媒耳。且事非权不立，非势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耳。訑，因土和反。)。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王，可乎？”燕王曰：“可也。”
苏秦曰：“有此臣，亦不事王矣。孝如曾参，义不离其亲、宿昔于外，王又安得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义不为孤竹君之嗣，不肯为武王之臣，不受封侯，而饿死于首阳之下。有廉如此者，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进取于齐哉？信如尾生，与女子期于梁柱之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有信如此，何肯扬燕、秦之威，却齐之强兵哉(韩子曰：“夫许由、积牙、卞随、务光、伯夷、叔齐，此数人者，皆见利不喜，临难不恐。夫见利不喜，虽厚赏无以劝之；临难不恐，虽严刑无以威之。此谓不令之人，先古圣王，皆不能臣。当今之代，将安用之？”)。
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且三王代兴，五霸迭盛，皆不自覆。君以自覆为可乎？则齐不益于营丘，足下不窥于边城之外(昔郑子产献入陈之捷于晋，晋人问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由是以杀，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大焉？”晋人不能诘也。)。且臣之有老母于东周，离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术，而行进取之道。臣之趋，固不与足下合者。足下者，自覆之君也；仆者，进取之臣也。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君也。”
燕王曰：“夫仆信，又何罪之有也？”对曰：“足下不知也。臣邻家有远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归，其私者忧之，其妻曰：‘公勿忧也。吾已为药酒待之矣。’后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进之。妾知其药酒也，进之则杀主父，言之则逐主母，乃佯僵弃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弃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也。臣之事，适不幸而类妾之弃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义益国，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后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说齐，曾不欺之也。后之说齐者，莫如臣之言，虽尧、舜之智，不敢取之。”燕王曰：“善！”复厚遇之。
由是观之，故知谲即信也，诡即忠也。夫诡谲之行，乃忠信之本焉。
<b>译文</b>
[有这样一种说法：“世上有一种诡诈，反而被认为是忠实诚信的。”这就是所谓通权达变的智慧。抓住适当的时机，大胆去做，不要今日等明日，终成磋跎。]
孔子说：“君子讲大信，却不讲小信。”孔子还说：“所守的诺言符合道义，就可以履行诺言。”（译者按，这是孔子的弟子有子的话，作者这里误记，原文见论语-学而）由此看来，应当只看是不是符合道义，不一定非要讲求信守诺言。[赵子说：玄妙啊，玄妙啊！这天下的事情。如果该罢废的不罢废，那么该兴盛的也就不能兴盛了。如果你忠于这个人，就一定对那个人不忠诚。这是不待证明的道理。由此看来，从这个人的角度看来是忠，从那个人的角度看来就是诈。那么，忠与诈又该如何界定和评判呢？然而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臣子与君主的关系有公认的大义，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有明确的职分，这是百代不变的大道理。所以，要行忠义，就看是否符合君臣之大义，要行诚信，就看是否符合上下级的职分。如果职分和大义不亏于身，即使使用橘诈而不那么正大光明的手段也是可以的。]怎么能说明这个道理呢？
叶公曾对孔子说：“我的乡里有个坦白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告发。”孔子说：“我的乡里的坦白直率和你的乡里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才是直率。”
楚国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晋国的国君派解扬出使宋国，让宋国不要投降楚国，告诉宋国：“晋国已全军出动，就要赶到了。”解扬途经郑国时被郑国俘获，献给了楚国，楚王用丰厚的财物收买解扬，让他对宋国传达与使命相反的话。解扬应允了。待到解扬登上攻城的楼车，唤出宋国的人，传告的却仍然是晋国国君命令他传告的话。楚王要杀他，并派使者对他说：
“你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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