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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
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勋德，辞质而义近；李斯之奏骊山，事略而意诬：政无膏润，形于篇章矣。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晁错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劝礼，温舒之缓狱，，谷永之谏仙，理既切至，辞亦通辨，可谓识大体矣。后汉群贤，嘉言罔伏，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张衡指摘于史职，蔡邕铨列于朝仪，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兴。若高堂天文，黄观教学，王朗节省，甄毅考课，亦尽节而知治矣。晋氏多难，灾屯流移。刘颂殷劝于时务，温峤恳恻于费役，并体国之忠规矣。
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昔周之太仆，绳愆纠谬；秦有御史，职主文法；汉置中丞，总司按劾；故位在鸷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观孔光之奏董贤，则实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名儒之与险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劲直，而按辞坚深；刘隗切正，而劾文阔略：各其志也。后之弹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旧准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伤，术在纠恶，势必深峭。诗刺谗人，投畀豺虎；礼疾无礼，方之鹦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轲讥墨，比诸禽兽。诗、礼、儒墨，既其如兹，奏劾严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哉！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
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
又表奏确切，号为谠言。谠者，正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荡荡，矫正其偏，故曰谠言也。孝成称班伯之谠言，言贵直也。自汉置八能，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错受书，还上便宜。后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机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谔，事举人存，故无待泛说也。
赞曰∶
皂饰司直，肃清风禁。笔锐干将，墨含淳酖。
虽有次骨，无或肤浸。献政陈宜，事必胜任。
<b>译文</b>
奏启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三篇，以“奏”为主，论述“奏”、“启”两种文体。
本篇分“奏”、“启”两大部分。刘勰把“奏”分为两类来论述：第一段讲一般的奏文，有三个内容：一是“奏”的起源及其含意，二是秦、汉以来奏文写作的发展情况，三是写作奏文的基本要领。第二段专论“弹劾之奏”有三个内容：一是弹奏和官职的关系，二是评论汉、晋期间的几家奏文，三是论述写弹奏的不良倾向，提出正确的写作态度和基本要求。第三段论“启”兼及“谠言”、“封事”、“便宜”等和奏启有关的名目。
奏、启和前一篇所论章、表，后一篇所论议、对一样，都是帝制时期臣下对帝王的政治性文件，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是不大的。除了对研究古代文体略有参考意义外，其中论及的某些问题，对了解刘勰的思想还很值得注意。如刘勰特别重视弹劾官吏的奏文，对它进行了单独论述，大力强调弹奏的严峻有力“不畏强御”等，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刘勰一贯推崇儒家，本篇不仅讲到诗礼二经，儒家墨家，都有不当之处，甚至以孟子和墨子的互相谩骂，一概当做“躁言丑句”的典型而予以批评，这对儒家是颇为不恭的。他主张弹奏要“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也说明刘勰并非在一切问题上独尊儒术。
本篇尊孔光为“名儒”反映了刘勰的偏见，范文澜已指出：“孔光虽名儒，性实鄙佞。彦和谓与路粹殊心，似嫌未允。”这是对的。但刘勰在程器篇又说：“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曾献媚董贤的孔光，在董贤死后却大讲其“奸回”对这位孔子的后代，虽曰“名儒”就成了无情的嘲讽。
（一）
从前唐尧虞舜的臣下，向帝王陈述问题是用口头语言；秦汉时的官吏，给帝王的上书叫做“奏”陈述政事、提出典制礼仪、请示紧急重大的事件、弹劾罪恶和检举谬误的陈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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