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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盛行，因为在当时诔还不能用于普通官吏，并且低贱的人不能为高贵的人作诔，幼辈也不可给长辈作诔；所以帝王死后，只能说由上天来诔他。宣读诔文，定立谥号，那时在礼仪上是有一套严格规定的。自从春秋时鲁庄公战败于乘丘而错怪驾车的人，诔才开始用到下级官吏。孔子死后，鲁哀公给他作了诔文。从其中所讲“上天不愿留下这位老人”和“呜呼哀哉”的悲叹来看，虽然不算很高明的作品，但古代诔文的基本格式已经具备。到鲁国柳下惠的妻子作柳下惠诔，就是文辞悲哀而篇幅较长的作品了。到了汉代，继承前人来写作：如扬雄的元后诔，文辞本来是相当繁杂的；汉代-元后传中只摘要提到“沙麓之灵”四句，晋代挚虞却怀疑是元后诔的全文。岂有累述尊贵者的德行，只写寥寥四句呢？东汉杜笃的诔文，在前代颇负声誉。他的吴汉诔虽然不错，其他诔文却比较粗疏。怎能因吴汉诔一篇受到光武帝的称赞，就使他的全部作品变得贵重起来？傅毅所写的诔，文辞体制，颇有伦次；苏顺、崔瑗二人的作品，也还写得明白而简要。看他们的诔文，叙事如史传，文辞细致，音律协调，的确是具有写诔之才。晋代潘岳，在构思上专学苏顺，善于叙述悲伤之情，能很容易地写得新颖而亲切。所以，和汉代的苏顺比较起来，潘岳就能获得更为美好的声誉。至如东汉崔骃的诔赵文，刘陶的诔黄文，都掌握了写诔的方法，好在简明扼要。三国时的曹植，虽然享有盛名，其实，他的诔文，文繁而势缓；在文帝诔的最后，用一百多字来表白自己，这就很不符合诔的写作规则了。此外，如殷代人对商汤王的诔，是在玄鸟诗中追颂其祖先的洪福；周代史官对周文王的歌颂，是在生民等诗中追述后稷的功业。累述祖宗之德，这是诗人的表达方法。至于叙述哀伤之情，那就要根据有关的事物加以发挥。如傅毅的北海王诔，其中讲到北海王死后“白日的光辉为之暗淡，暴雨下得天昏地暗”北海王诔又开始在序中写了令人感伤之情，这就成了诔文的榜样；后来的摹仿者，就从而写得更好了。
（二）
仔细研究诔这种文体的写作方法，大致是选录死者的言论，记叙死者的德行；以记传的体制而用颂的文辞；开始是称赞死者的功德，最后表达哀伤的情意。讲到这个人，就要使人隐隐约约看得见；叙述悲哀，就要使其凄怆之情令人感到伤痛。这就是写诔文的基本要求。
（三）
所谓“碑”就是附助。古代帝王受命，就封禅于泰山，刻石记功，所以叫碑。相传周穆王曾在弇山上刻石记其行迹，这就是“碑”的意思了。还有宗庙阶前的碑，树立两根石柱在庙堂中庭，只是作为系牲畜之用，并不在上面铭刻功绩。后来，记功的庸器逐渐少用，所以，后代就常用石碑记功；用石碑代替铜器，同样可以保持长久。这和聚土而成坟墓一样，宗庙的碑和坟墓的碑都可长期保存。从东汉以后，方形和圆顶形的石碑大量出现了。汉代写碑文最有才力的，莫过于蔡邕。如他的太尉杨赐碑，学习尚书而写得端正有力；他的陈寔碑、郭泰碑两篇，都无亏于所称扬的人；此外，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广碑等篇，无不写得清晰允当。蔡邕的碑文，在叙事上全面而扼要；词采上雅正而润泽；文词清晰而又变化无穷，新义巧出而又超然卓立。考察他写碑文的才能，是自然而来的。孔融写碑文，就有学习蔡邕的地方。他的卫尉张俭碑铭和陈碑两文，言辞巧捷，文采丰富，可算是仅次于蔡邕的作品了。到晋代孙绰，有志于碑诔的写作，他的温峤碑、丞相王导碑、太宰郗监碑和太尉庾亮碑等，辞多枝蔓，杂乱无章；只有桓彝碑一篇，最为简洁。
（四）
关于碑文写作的主要点，是要具有史家的才能。它的序文近于传体，碑文近于铭体。突出叙述死者的盛德，必须显示其美好的清风；明白记叙死者巨大的优点，必须表现其宏伟的功绩：这就是碑文的基本写作法则。碑是铭刻器物，碑文也就是铭；是根据石碑这个器物来确立“碑”的名称，碑的产生自然先于铭诔。所以，用石刻来赞颂功勋的就属于铭，树石立碑来讲述死者的事就属于诔。
（五）
总之，描写过去的事迹，再现死者的容仪，碑诔为此而建立。铭刻美德，记叙言行，文采的运用应当适宜。写其清风，要能如亲见其面；听其文辞，要能如悲声哭泣。碑诔的美好文辞，使人流风余韵，永无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