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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返回自己的位置吧，水也归还到山壑间去，危害庄稼的昆虫不要兴起，草木归生于薮泽中去（不要生长在良田）！”这就是上古皇帝的祝文了。虞舜在春天的祭田辞中说：“扛着长耜，在南亩农田上努力耕作，四海之人都有穿有吃。”为民谋利的思想，已表现在言辞中了。到了商汤，德行一天一天高起来。他用黑色的牛来祭告上天，把四面八方之人的罪过，都归在自己一人身上。这就是他的祭天之词。商汤还曾驾着毫无装饰的车马，去祷求免于旱灾，列举六种过失来责备自己。这就是他求雨的祝文。到周代的太祝，掌管“顺祝”、“年祝”等六种祝辞，用“万物齐生”等话来祭天祭地；用“光明普照”等话来拜迎日出；用“早起晚睡”等话，祝告于祖孙合庙的祭祀；用“多福无疆”等话，写进祭祖献食的祷辞；此外，即使是出师打仗时的祭天祭地，也没有不用祝文的。这些都是为了对神灵表示虔诚，对祖先表示恭敬。春秋以后，亵黩讨好神灵的祭祀多起来，以致祭礼祝文，无神不至。如晋国大夫张老庆贺赵武建成新房子，有祝他长久安居于此的祷词。卫公子蒯瞶身临战场，还作了请求祖先保佑勿伤筋骨的祈祷。可见即使在十分仓促和困难的情况下，也是要用祝祷的。至于楚辞-招魂，可说是祝辞最早讲究文采的作品。到汉代的各种祭祀，对所有的礼仪都很重视。汉代帝王一方面搜集儒家的议论，一方面又采纳方士的办法。于是内宫秘祝，遇有灾变，就祝祷把降罪转移到臣下或百姓身上，和商汤王把万方罪过归于自己的用意完全不同。又如汉代用侲子击鼓驱疫，简直就和越巫骗人的说法相同。春秋以来的祝祀已经变质了。相传黄帝有对白泽兽的“祝邪之文”东方朔写过“骂鬼之书”于是后来的谴责咒文，就极力追求善于责骂。只有曹植的诰咎文，才是正确的谴责咒文，又如仪礼中所讲祭祀死者的祝辞，其内容只是告请死者来享受祭品；到汉魏时的祭文，就同时还要赞美死者生前的言行。祭文中兼用赞辞，是从祭文的意义引伸出来的。此外，汉代的帝王陵墓，还有关于迁移帝王灵柩的哀策文流传下来；周穆王的妃子盛姬死后，有“内史主持策命”的记载。“策”原只是写明送葬之物，为了表达哀伤之情才写成文的。所以，哀策的内容和诔有相同之处，而这种哀文主要是禀告神灵的。它从赞扬死者的事迹开始，最后表达对死者的哀悼；内容上用近于“颂”的文体，却以“祝”文的形式来表达。所以，汉代太祝所读的哀策，其实就是同代祝文的发展。
（二）
各种文章都表现出一定的文采，用于降神的祝文则要求朴实。祝辞的写作必须真诚，要于内心无所惭愧。祈祷文的格式，须诚恳而恭敬；祭奠文的格式，应恭敬而哀伤。这就是写祝祷文的大致要求。如班固的涿邪山祝文，就是诚敬的祈祷文；潘岳的为诸妇祭庾新妇文，就是恭哀的奠祭文。列举这些同类作品加以研究，其特点是显而易见的。
（三）
“盟”的意思就是“明”用赤色的牛、白色的马，盛放在珠玉为饰的祭器中，祝告于神像前的文辞，就是“盟”早在夏、商、周三代时的帝王，没有盟誓，有时须要约誓，用一定语言约定就分开。到周代衰弱之后，就经常进行盟誓了；其流弊所致，竟出现要挟、强制的手段。开始是鲁国曹沫迫使齐桓公订盟，后来有赵国毛遂要挟楚王订盟。到秦昭襄王和南夷所订盟约，用珍异的“黄龙”表示决不侵犯夷人；汉高祖分封诸王侯的誓辞，用山河不变之意来寄望诸侯保持长久。但任何盟誓，只有坚持道义才能贯彻到底，道义不存，就会改变原来的盟誓。可见国家的盛衰，事在人为，盟祝之辞有何相干？如汉未臧洪在讨伐董卓时的酸枣盟辞，真是气断长虹；晋代刘琨的与段匹磾盟文，也写得意志坚贞。但他们的誓辞，不仅未能挽救汉、晋的灭亡，当初订盟的双方后来反而成为仇敌。由此可见，信誓之辞如不出自真心诚意，订了盟也是毫无用处的。
（四）
“盟”这种文体的主要特点，是必须叙述有关危急情况，奖励忠孝的品德，约定同生共死，要求合力同心，请求神灵来监视，指上天来作证，以激动之情来确立诚意，并用恳切的意思来写成盟辞，这就是它的共同点。但“盟”这种文体，不在文辞难写，而难在用实际行动来对待所写之辞。对于后来的盟誓者，这是值得引以为鉴的；讲求忠信就行了，不要依靠神灵！
（五）
总之，慎重的祭祀基于祭祀者自己的道德，祝史的职责主要是写祝辞。道德的实诚在于严肃，祝盟的文辞必须写得美善。晋代以后更重文饰，祝盟就写得华丽多采。要是真的能感召神灵，应以诚信无愧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