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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低的人做榜样。应该杀的虽然官高势大，也一定要杀，这就是“刑上究”的原则；奖赏及于下属的牛童马倌，这就是“赏下流”的原则。能够做到“刑上究”“赏下流”这是将帅威武严肃的表现。所以君主应该尊重将帅的职权。
将帅击鼓指挥军队，使其在危难情况下与敌决战，当两军短兵相接的时候，如果指挥得当，就会建立功名，如果指挥不当，就会身死亡。由此看来，国家的存亡安危，在于将帅的指挥是否得当，这怎能不使人重视将帅的作用呢？
击鼓指挥军队，与敌人进行格斗，君主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我以为并不是困难的事。古人说：“没有‘蒙冲’去进攻，没有‘渠答’去防守，这是装备不完善的军队”[军队由于营养不良]以致影响了视力，影响了听力，这是由于国家没有管好市场，以致供给缺乏的原故。市场，应对百货进行管理，用贱买贵卖的办法，以限制士民操纵物价。[一般说]，每人每天不过吃粮食一斗，每马每天不过吃饲料三斗，而弄得士卒饥饿，马匹瘦弱，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市场虽有各种物品，而无人管理的原故。要知道统率天下的军队，而没有对百货进行有效的管理，那是不能顺利进行作战的。
进行战争，能使军队坚持长期作战的，必然是[由于军令严明]官兵不得不为我效力的原故。譬如凶猛的鸟追逐小雀，有时竟使小雀窜入人们的怀中，闯进人家的室内，这并不是它愿意舍生就死，而是怕后面的凶鸟追上来了。
太公望到了七十岁，还在朝歌宰牛为业，在盟津卖食品谋生。年过七十，还没有得到君主的任用，许多人都说他是放荡不拘的人。及至遇见了周文王，却能统帅三万之众，一战而平定天下。如果他没有高深的谋略，哪能得到这样的重用呢。所以常言说，良马得到鞭策就可以日行十里。贤士得到重用，就可使政治昌明。
武王伐纣，统帅军队在盟津渡河，他右手执白旄，左手执黄钺，指挥敢死之士三百人，士卒三万人同商军作战。这时商纣的军队有几十万，而又有飞廉恶来这些勇将，身先士卒，不避戟斧，阵势绵延百里不断。但武王并没有使士卒疲劳，也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就打败了商军，诛灭了纣王。这不是由于什么吉凶灾祥预兆，而是由于人善与不善的必然结果。如今一般庸将，只知道考究时辰判定方位，求神问卜推测吉凶，以及观察星辰风云的变化来推断战争的胜败，想用这些方法来致胜立功，我以为是很难做到的。
做将帅的人，必须上不受天时的限制，下不受地形的限制，中不受人为的限制。武器，是杀人的凶器，战争，是暴力的行动，将帅，是掌握生杀的官吏，所以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它。指导战争，要做到上不受天时的影响，下不受地形的限制，后面不受君主的制约，前不受敌人的阻抗。万众一心的军队，行动起来就象虎狼般的勇猛，风雨般的急骤，雷电般的突然，声势浩大，行动莫测，使天下惊惧。胜利的军队象水一样，水看来是最柔弱的，但它所冲击的地方，山陵也会崩塌，这不是别的原因，而是由于水总是流向一个方向，不断冲刷的结果。现在用莫邪那样锋利的武器，犀牛皮制成的坚固铠甲，装备起来的大量军队，再加上奇正的灵活运用，天下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同他抗衡了。所以说，只要任用贤能，不须选择吉日良辰事情也会顺利；只要法令严明，不须求神问卜也会获得吉祥；只要奖励战功优厚抚恤，不须祈祷也会得福。又说，天时有利不如地形有利，地形有利不如人心和睦。古代的圣人，不过是重视人的作用罢了。
吴起与秦军作战，就睡在不加平整的田埂上，只用树枝掩盖以遮蔽霜露。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他不自视高人一等的原故。凡是要求人家为你效死，就不能要求人家对你必恭必敬；要求人家竭尽全力，就不能讲究那些繁文缛节。所以古时候穿戴盔甲的将士不行跪拜之礼，这是表示不愿因自己而增加别人的麻烦。给别人增添很多麻烦，而又要求人家为你效死尽力，是从古至今，没有听说过的。
将帅奉命出征的时候，就忘掉自己的家庭，带领军队到达战场的时候，就忘掉自己的亲属，临阵指挥的时候，就忘掉自己的安危。从前吴起临战的时候，左右的人把宝剑呈送给他。吴起说：“将帅的主要职责是发号施令。在危难的情况下，做出决断，以指挥军队去作战，这才是将帅的职责，直接拿起兵器与敌人格斗，不是将帅的职责。”
三军整队行军，日行三十里，三天走九十里。军行九十里以后，就要象决开江河一样势不可当地前进。与敌人接近时，应根据敌人特点来对付他，如果敌人使用白色标记，我也用白色标记来欺骗它，敌人用红色标记，我也用红色标记迷惑它。
吴起与秦军作战，两军尚未交锋，有一人自恃其勇，独自冲向前去，斩获敌人两个首级回来。吴起要立刻杀他。军吏请求说：“这是个有本领的人，不可杀掉。”吴起说：“他诚然是有本领的，但他违背了我的命令。”结果还是把他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