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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金庸vs文字暴力
一、我烧掉了自己珍藏多年的金庸作品
将自己喜欢并珍藏多年的书烧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想来每个人对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理解，更有些人也许会觉得几本书的问题小得有些无聊，但是对我来讲这个问题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几本书的问题，它其实还意味着我多年心仪的一种权威的失落，如果我习惯于尊奉偶像的话，也可以说是偶像的坍塌。就在2001年5月28日那天晚上，我把手边金庸先生的作品烧掉了，其中射雕英雄传让我犹豫片刻，但最终我还是把它投进火中。当时的我，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情了。
神色冷漠地盯着火焰和飞灰，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不是焚烧这几本书，我是在焚烧着自己三十几年来的一部分希望与寄托；焚烧着自己三十几年成长中的一部分振奋的记忆；焚烧着我在真正的传统文化精神和金庸先生标榜的“优雅”文化传统之间的痛苦抉择。我知道，在那跳跃的火焰中，如果我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能彻底得到新生，那么我将烧掉自己三十几年来的归属与支撑。那火焰残酷地舔噬着我的心底，几乎让我失去思想的力量。
那个夜晚是那样的暗淡，至今想来犹自心寒，夜色让我倍感虚弱，我不知道火焰熄灭后我会怎么样，我甚至不知道我会不会因此让已近尾声的盛世狂澜逍遥剑夭折，至少我自己知道，我的逍遥剑是在金庸先生及其作品的感召下才动笔的。2000底我许下宏愿，要在一部武侠书中完成全新的英雄形象，塑造更为彻底的人本人格，书写真正现实主义的英雄心灵，完成金庸先生未竟之事，用实际的贡献表达自己对金庸先生的敬意。可是，金庸先生一番宏论让我难以措手足，我甚至丧失了将逍遥剑继续下去的心理依据。这休止一样的幻灭才是那个夜晚最可怕的记忆。
说来不难理解，三十几岁的人普遍对金庸先生别有着一番独特的感情，因为这些人十几岁的时候，正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渗透到大陆的年代。对一个充满尚武精神、向往侠义情怀、梦想着奇遇与自我解放的少年来说，金庸先生的作品就是真正激动人心的生活。就像张艺谋导演说得那样：英雄是每个少年人都曾经作过的梦。而金庸先生就在那个梦一样的年龄为我们提供了相当瑰丽的英雄梦境。尽管那只是一个缺乏现实依据的梦境，但对那个自我意识、人格建设、思想形态、价值取向逐渐形成的年龄而言，其深远影响依然是难以量化、难以言说的，可以说金庸先生的作品对这一代人有一种近乎精神启蒙一样的含义。
至少我就是如此，客观地讲，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不但启发了我对英雄主义的直观向往，而且还引发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后者历史地看也许比前者更有意义，早在上高中的时候，我甚至一度把金庸先生的鹿鼎记当作正史来看，而且由于服膺金庸先生的精致才华，爱其文词之美，我甚至可以将他书中的回目标题全部诵记下来，特别是天龙八部。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像金庸先生那样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像金庸先生那样熟练地驾驭中国的文字，能像金庸先生那样彩笔信题，随意编织瑰丽的英雄梦境。
当然，后来的发展证明，我对传统文化兴趣的满足并未局限于金庸先生的作品。现在看来我真的不知道这算是幸运还是不幸，有时我也难免会设想，如果我甘心让自己陶醉于金庸先生编织的瑰丽梦境，也许就不会经历那休止一样的幻灭了。有时候我甚至绝望地期望着自己丝毫不了解传统文化，绝望地期望着自己丝毫不了解金庸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丝毫不了解金庸先生，那样的话我也许也会像那个中山大学的施爱东教授那样，把对金庸先生的信任“滥觞”为一种崇拜，我也许会像施爱东先生一样继续徜徉于“重要的不是金庸说什么，而是那是金庸说的”之类令人触目惊心的狂想中。
遗憾的是，我不但早年身受金庸先生的濡染与影响，且其后不久还倍受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的感召，在伟大的理性传统面前，我是无论如何不敢作此惊人之想的，所以较之施爱东先生的颇有些喜气洋洋的“信仰”来，我的不幸境遇恐怕也就在所难免了吧？
诚然，随着认识水平逐渐提高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化理解，我对金庸先生其实早已抛开了施爱东先生那种狭隘荒谬的“信任”但是对金庸先生小说的魅力却仍是情难割舍。毋庸讳言，多年以来，正是金庸先生的小说，在经受了种种自以为是的、偏颇狭隘的、以正统文学传统自居的偏见的攻击与敌意之后，将武侠小说提升到今天的地位上。我想这首先应该是金庸先生的成就，其次才是武侠小说的成就。正是金庸先生的小说，让那些更多地是名曰不屑，实则不能的高高在上的创作者与批评家不得不尴尬地面对一个事实：文学作品从题材上讲是没有他们所谓的正统异端、高雅低俗之分的，作品的高雅低俗，借用金庸先生说到文字暴力时候的句势，实则就是作者自己的雅俗之分，是一个复杂的创作与接受心理的问题，决不是荒谬的题材决定论可以概括的。
因此，虽然越到后来我对金庸先生的作品情节与人物越发地不很满意，但是我仍然为金庸先生为武侠小说做出的贡献而心折，这一方面固然是自己早年成长痕迹的惰性，但相当一部分原因仍在于金庸先生作品迄今为止的空前势头以及广泛深远的社会效应。因此，王朔批判金庸先生时我是倾向金庸先生的；李敖说金庸先生伪善的时候我是倾向金庸先生的；甚至有人指出金庸先生在香港临时立法委的可悲表现的时候，我心里仍是倾向金庸先生的。虽然偶尔扪心自问，也不免觉得王朔、李敖等人的说法未见得全无根据，但是从感情上，我还是倾向金庸先生，因为毕竟，金庸先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武侠小说赢得了应有的地位；毕竟是金庸先生启发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毕竟金庸先生只是个小说作者，不是个道德家，也不是个政治家，只是个小说作者而已。
近几年来，我一向便这样以金庸先生的小说家身份在心里为别人对他的指责开脱。甚至当金庸先生一面在央视对笑傲江湖表示首肯，一面突然在地方媒体翻脸，公然指责央视版的笑傲江湖之时，我仍是以央视版笑傲江湖实在差劲为由谅解了金庸先生的人前背后两番说法的油滑作风。多年以来，只要有一线可能不指责金庸先生，我都会暗自毫不犹豫地为金庸先生开脱的。推敲起来，这也许是一种自恋倾向的下意识外化吧？毕竟金庸先生和他的作品寄托着我少年时代的些许梦想。不愿意接受别人对金庸先生的指责，或许便是我对早年此类心理痕迹的呵护吧？只有人的自我呵护才能让人那样软弱；也只有自我呵护的人才会在那样明显的事实面前表现的那样怯懦。
可是看了南方周末总902期（2001年5月24日版）头版的金庸vs文字暴力一文后，我却意识到我在内心深处为金庸先生构筑的防线彻底坍塌了，我知道，我必须从内心深处对金庸先生多年来给我的影响作以清算了。我必须在金庸先生标榜的所谓中国的“优雅”文化传统和我所理解的——当然是在很多有识之士的启发下理解的——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精神之间作一个抉择。其间，施爱东先生对金庸先生的非理性吹捧更让我坚定了最后的决心，我讨厌任何方式的造神游戏，我深深地意识到：为了我堪堪完稿的逍遥剑；为了一个热爱传统文化的人的尊严；也为了一个正直诚实的人的良心；更为了一个人本主义者的责任感，我想我必须放弃原有的软弱与怯懦了。
在那个专访中金庸先生表述了许多惊人的观点，比如欧化语言问题，比如文字暴力问题，比如“优雅”文化传统问题，比如历史小说问题，再比如对当代文坛一些作者的评点指摘，实在让人触目惊心，我想不到一个人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居然涉及了这么多问题，并且流露出这么多的荒谬之处。一想到这些荒谬之处决非金庸先生一时兴起所至，而必然有其历史渊源，我就越发地对自己此前的软弱与怯懦深感汗颜。
至此，或许有人会问，就算一个人的见识荒谬到了极处，又何至于竟然到了要焚其书的地步呢？这样的因人废言是否有些偏颇呢？对此我不能否认，人是感情的动物，有动于衷，必摇其精，所以人在判断的时候总难以避免自己立场的局限，我的下述判断也像人类的其他判断一样，难脱一偏之见的窠臼，偏见并不可怕（或者说就算可怕我们也不可避免），关键在于我们的见解偏向哪里。具体到我和金庸先生的分歧中便是偏向“优雅”还是刚健的立场问题（后面我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至于忍痛焚烧金庸先生的作品，倒不完全是出于见解上的分歧，部分原因还在于厌恶金庸先生在评价王朔作品时表现出的矫揉造作与故作姿态，进而鄙其流品的愤激之举（这一点在后文中我也将详细论及）。焚烧作品固然难免过激，但如果作为一个鲜明的态度，至少总强于金庸先生评价王朔时的忸怩作态与吞吐遮掩吧？
行文至此，我忽然发觉我的泛泛之论太多了，难免让读到这里仍不知详情的人狐疑，所以接下来的文字，我就站在与金庸先生不同的立场上，试对其在专访中表达的几点谬见略作剖析，再就金庸先生评价王朔时的故作姿态说一说我的看法。
二、关于欧化语言
在专访中，金庸先生谈到自己创作中的语言风格，旗帜鲜明地强调了自己固守传统语言的本位立场，并着意抨击了所谓的“欧化语言”表现出的偏狭、僵化、封闭以及其语言发展观的不成熟实在是不容人不见。
专访中金庸先生是这样说的：“我这个白话文的唯一的标准就是不要欧化。用中国的文法，用中国的传统文字来写。我是绝对避免欧化在小说中出现的，现在的很多人写文章好像是用英文的文法来写的。用中国的文字写的西洋语言，这个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字，所以我看不懂，他讲的不是中国话。”
在另一处涉及当代文坛作家的地方，金庸先生一改向来的敦厚型格——在公开表达了对央视版笑傲江湖的不满之后，金庸先生似乎不像以前那样顾及自己的敦厚型格了——不惜对确定的个人极尽轻蔑与不以为然，以便再一次重申自己反对欧化语言的立场。在被问到朱文的作品时，金庸先生直言不讳地说：“朱文，我看过，写得很新潮，很前卫的，我看了一下，不大看得下去，我觉得他在文字上文风结构不像中国话，比较欧化一些。欧化的文字我情愿去看英语法语，不用去看中国人写的了。”
在这两段话里，金庸先生充分体现了孔子当年断然弃绝的“意必固我”等弱点，实在是不堪斟酌。其“意”表现为毫无根据地把非欧化臆想成汉语传统的标志；其“必”表现为将中国话混淆于中国传统文字的粗暴逻辑；其“固”表现为以英语法语比附欧化语言之“荒谬”的偏狭立场；其“我”表现为对不懂的事物不是报以如何看懂的谦逊立场，却贸然指责别人不是中国话的嚣张跋扈。有此四陋，我虽然从感情上仍对金庸先生有些难以割舍，但是也实在没有理由为其谬见张本了。
其实偏狭也好，僵化也好，封闭也好，归根到底都只是语言发展观的问题，也就是说都是金庸先生对语言的谬见导致的。任何人如果从观念上发生讹误，都难免会有这样一些特点，所以我们就从语言发展观上作些尝试性的探讨吧。
语言是文化整合的最主要的手段，同时也是文化整合的最直观的结果。语言的发展便是文化发展的一种直观体现。只要文化整合没有停歇，语言的演化发展就不会停歇。所以金庸先生标榜的语言的纯洁性在语言发展的脉络中其实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就连金庸先生情愿去看的英语和法语，严格说来又何尝有金庸先生热衷的纯洁性？
金庸先生一再强调传统的汉语，但是金庸先生恐怕是忘记了传统的汉语是怎样形成的，或者尽管金庸先生就汉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他也许从没想过汉语形成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汉语本身就是一种多重融合的产物，我们今天所说的汉语传统至少经历了五次较大规模的融合历程，这五次融合都伴随着相当规模的文化融合与政治碰撞，随便翻开一本系统的语言方面的书籍，我们就能找到这样的表述。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我们主要来探讨一下欧化语言的问题。欧化语言是近代的产物，是两种对等的文明的对话碰撞的结果，从现实角度讲，我们汉文化也许还处于相对的劣势，因此语言欧化实则是一种亚文化侵略的结果，它对汉语本位的冲击是相当巨大的，甚至涉及意识形态与日常思维，这也是上个世纪以来汉文化乃至于汉语面临的一次考验。历史地看，今天的汉语所以俨然保持着金庸先生臆想的纯洁性，是因为历次的碰撞与整合都因为汉文化的绝对优势而变成局部的或者全方位的兼容，这样的语言整合同金庸先生警惕的欧化方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历史上只有一次文化整合与语言融合可以与现今的语言欧化相比较，那就是肇端于两千余年前的佛教文化对汉文化的冲击。
佛教文化的大规模走向汉文化，始于魏晋以降，当时中国北方正在五胡蹂躏之下，文化整合在刀剑血火之间艰难进行，正是在那患难横流的年代，佛教文化大规模走入了中国。历史证明，五胡的语言因为其母语已经难以考证，因此它们对汉语的影响以及汉语对它们的兼容已经无从说起了，但是佛教文化作为与汉文化相对平等的文化，不但对汉语施加了影响，而且还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命脉，因此它对汉语的影响才显得特别突出。
仔细考察汉语言，其中不为人留意的佛教痕迹多得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编撰的俗语佛源一书，广涉博引，钩沉发微，为我们展示了佛教文化对汉语的深刻影响。这本书在各地图书馆都可以查到，我就不赘述了。不过我倒是一直在想，如果两千余年前的那些说汉语的前辈像金庸先生拒绝欧化语言一样坚决地拒绝“佛化”语言，那么今天我们的汉语也许将面目全非了，至少已经开始招收博士生的金庸先生也许便不会被人称为导师了，因为导师一词最早就见于佛经，如百喻经？杀商主祀天喻的“入大海之法，要需导师，然后可去。” 今天沿用的导师称谓正是“佛化”语言对汉语的显著影响之一例。
上个世纪初的欧化语言，从形式上与本质上讲与当年的“佛化”语言都有一定的相近之处。欧洲文化和佛教文化相对于汉文化都是相对平等的文化，因此欧洲语言和佛教语言一样，在碰撞与整合中都能保持自己的语言命脉，形成相对独立的态势，因此这类碰撞与整合对汉文化形成的压力也是相当明确的，而且，欧洲文化由于从经济上政治上全方位地对汉文化形成冲击，而不是像佛教文化那样只是从观念上、理论上和话语上形成冲击，因此带给汉文化的压迫要更加直观、更加紧迫一些。因此人们的反响也相对更强烈些。
当然，文化整合和语言融合作为一种常态历史趋势，是不以任何具体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常态历史趋势更不会像施爱东先生那样“尊重”金庸先生的意见，因为文化整合与语言融合是在文化碰撞与交流中自然、自发地发生着的，如果违逆这种趋势，虽然可以象刑天舞干戚般地悲壮，但总难免让人觉得有些许螳臂挡巨轮的滑稽。
不管人们接受与否，欧化语言已经是一种确实存在的语言现象，叶蜚声、徐通锵合著的语言学纲要一书中就曾说到欧化问题：“所谓的欧化格式都是在汉语句法结构许可的范围内作了一些调整，不涉及结构规则本身的改变。”可见一些专业领域的语言学家对“欧化语言”的认识要比金庸先生冷静理智得多。欧化也许声势宏大一些，但绝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汉语的纯洁性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被“佛化”趋势等破坏了，而且金庸先生也没有因此觉得早已不纯洁的传统汉语有什么不能容忍的，（金庸先生所谓“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了，每况愈下”中的世界就是当初“佛化”语言的产物）而今又何必多此一举地把欧化搬出来指责别人的文风呢？
当然，我还是赞赏金庸先生这种反潮流而动的魄力与勇气的，这种魄力与勇气在金庸先生这样精明的人身上显得尤其难能可贵，金庸先生的决不使用“欧化”语言也许会像当年钱基博老先生拒不接受白话文一样成为历史上最荒谬也最感人的一幕，但是金庸先生也许走上了和钱基博老人一样偏颇的道路：从本分的角度讲，一个人拥有的权利只限于选择自己的语言方式，他永远不能将这种权限滥觞于指责乃至否定别人的语言方式。虽然这句话从结构上看可能有些欧化倾向，但是相信金庸先生一定理解我这番话的意思，因为我坚信，金庸先生的看不懂欧化汉语，其实只是一些表达方式上的惯性，善于不直接说出观点的“优雅”遗习而已，其目的无非是想在很高的姿态上充分表示对欧化语言的不以为然，而自己又尽可能不失去可贵的风度，绝不是当真看不懂所谓的欧化语言。这是金庸先生热衷的“优雅”文化传统中表达自己意见的惯用手法，在后面关于“优雅”的章节，我们还要详细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在此就不赘述了。
况且，语言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现代传媒与种种信息手段使得语言的碰撞与融合成为一种全新的概念，一千年前需要百年才能实现的语言变化现象，在现今时代也许几天之内就可以通过某种词语风暴的方式突现出来，不可否认，现代语言交流更加充分，碰撞更为频繁，整合也更为迅速，因此我们也许可以了解以前的中国话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作为语言流变的一个单位载体，我们永远也不能预见语言从今天到明天是什么样子的，因此我们只能决定自己使用什么语言，只能确立自己的语言风格，但却永远也没有资格说什么语言是中国话，什么语言不是中国话，金庸先生作为语言流变中的一个相对来讲较大的单位载体，当然也没有资格作这类断言，不知道金庸先生以为然否？
我这样说绝没有为欧化语言张本的意思，坦率地讲对有些片面追求欧化风格，连篇累牍不知所云的文字我也深感头疼，我这样说只是不敢苟同金庸先生僵化、封闭、偏狭、自以为是的语言观而已。至于我个人，实在谈不上什么语言观，如果勉强称之曰有所谓的语言观，也是相当庸俗、相当功利的语言观，甚至比当年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还要庸俗功利。我一向以为语言首先是一种工具，因此只要能确切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不造成理解上的显著障碍，就可以尝试着运用，至于是否欧化，是否影响汉语的纯洁性，却不是我辈俗人能顾及的了。（请注意，我上面这段的写法也是“优雅”文化传统中表达自己意见的惯用手法之一，现在使用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中间的分寸与方向，以助于后文中我们进一步解析金庸先生的表达方式。）
三、关于文字暴力
在谈到文字暴力的时候，金庸先生表现得态度更为强硬，他强调指出：“这个（指文字暴力）是‘文革’时候传下来的一种不好的后遗症。文字暴力不单单是文字的暴力而已，这反映了中国‘优雅’的优美的文化传统在一些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中没有了，这反映了他内心的暴力，放弃了‘优雅’的文化。文字暴力表现他内心的暴力倾向。这种倾向‘文革’之前也有，但是‘文革’以来全国性都这样了。经过‘文革’以后，大家普遍化了，全世界都讲粗口，这个文字暴力表现出来就不以为耻了。文字暴力还是反映一个人人格卑下。”
继而金庸先生又谈到：“‘文革’以后把可耻的事情变成不可耻的了。这是违背中国的“优雅”传统的。古汉语的传统不可能全部消失的。有一句常用的话说‘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了，每况愈下’，这个就是古汉语了，现在变成我们口头语了。”
虽然金庸先生谈话中自始至终没有对文字暴力作明确的界定，但可笑的是，任何人都不难看出，整个谈话中却洋溢着对文字暴力的特别明确的不以为然。仔细推敲起来，金庸先生对文字暴力的无的放矢的“vs”不免让人想起唐诘诃德在客栈挥舞破剑决战隐形魔鬼的场面。不同的是，疯狂的唐诘诃德是切实感受到隐形魔鬼的威胁才拔剑攻击的，而理智“优雅”的金庸先生应该是切身遭受了所谓文字暴力的攻击，才会像唐诘诃德莫名其妙地“vs”隐形魔鬼一样，莫测高深地“vs”不知确指的文字暴力吧？从金庸先生执意不明确界定文字暴力的内涵的姿态，到他悍然断言“文字暴力还是反映一个人人格卑下”的情绪看来，这个猜测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我们不能将一次批评局限于各种揣测与臆断之中，真正的批评必将要求真正切实的依据，下面我们就金庸先生两番话中的几点作些尝试性的探讨：
仔细玩味一下金庸先生的话（由于金庸先生没有界定文字暴力的含义，因此我们只能自己仔细玩味金庸先生的话以求有所体会），我们不得不暗自赞叹，金庸先生不愧为文革年间香港大报的社评高手，出手便给现今所谓的文字暴力扣上了“文革”这顶帽子，这样一来，不但把人们的理解悄悄地引入一些不很愉快的联想，还可以把空间范围局限于大陆，并在年龄上将所谓文字暴力的多发群体限制在与王朔年龄相仿的上下几代人中（这里我提到王朔只是为了说明上的方便，因为后面金庸先生谈到了王朔，在此我绝没有影射金庸先生文字暴力指的是王朔的暗示含意，希望读者在这里不要做不必要的联想）。这般谈言微中、举重若轻、不着皮相，意在象外的春秋笔法虽然不及当年的信手纵笔，快其胸臆的凌厉，但也别有一番老成沉稳的威力。
如果所谓的文字暴力果然如金庸先生所说是文革的结果，那当然是皆大欢喜了，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事实显然不能像施爱东先生那样在意乃至迁就金庸先生的话，因此金庸先生的所谓文字暴力源于文革的说法也只能是一种时文写作中为自己论点张势的方便法门了。下面我们就详细探讨一下文字暴力的问题，由于金庸先生羞答答地拒不界定文字暴力的含义，我们只能就专访中他的前言后语聊作推测。
所谓的文字暴力，从文学史的角度讲应该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从选材上到语言上多有溢出常规之处，以惊世骇俗的风格出人仪表，并对文学风格形成强烈冲击与深远影响；其二是行文之际涉及粗口，有谩骂与人身攻击之嫌，以简单直接的粗鲁方式——用金庸先生的话说就是不“优雅”的方式——表达主观。
第一种情形往往在一个时期形成文坛的另类态势，进而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形成革命性的效果，劳伦斯、纳波科夫、惠特曼、艾略特等均是这类人物，他们的文字在一段时期里也的确被视为“文字暴力”因为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强暴了传统文学的舒适惬意的惯性。但是后文中金庸先生断言贾平凹的废都不是文字暴力，尽管贾平凹废都中荒唐粗俗的笔触与劳伦斯等人难以比拟，但是我们仍可以从金庸先生的判断中了解到：他所谓的文字暴力显然不是这一种。
那么金庸先生文字暴力的所指应该近似于第二种了，也就是那些行文之际涉及粗口，有谩骂与人身攻击之嫌的不“优雅”的文字，而且金庸先生文中也几次提到讲粗口的问题。可是不知道金庸先生是否注意到，鲁迅先生在花边文学？谩骂中说过这样一番话：“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谩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谩骂，倒是说了真实。”不管鲁迅先生的话是否有道理，像这样粗鲁直白、肆无忌惮的措辞自然是粗口无疑了，而鲁迅先生所谓“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说法更应该是不折不扣的文字暴力了，还有鲁迅先生的无数“匕首投枪”都难免于文字暴力之嫌，可是鲁迅先生死于文革开始前三十年，是无论如何不能受到文革的恶劣影响的。而且尽管鲁迅先生人格未见得高尚，但若说他的人格与其论敌相比有何卑下之处，从史料上看也找不到恰当的证据。可见金庸先生不“优雅”的文字暴力的论述是相当草率片面的。
当然，由于金庸先生只是说到某些人不是文字暴力，并没有说到谁是文字暴力，所以或许金庸先生心下是将鲁迅先生视为文字暴力的也未可知，那样的话，虽然我对鲁迅先生的信任远不及施爱东先生对金庸先生的信任，但是在金庸先生眼里，我的这种信任恐怕也难免于是文革恶劣影响的直接结果吧？毕竟，鲁迅先生是文革期间极个别的没有受到冲击的作者作品之一。但是鲁迅先生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可喜的进展：就是所谓的文字暴力源于文革纯粹是金庸先生一时兴起的方便说法，毫无事实根据！
鉴于此，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跨过鲁迅先生，向更远的传统中搜寻“暴力文字”的身影，这一方面恰好迎合金庸先生好言传统的风格，另一方面也可以趁此机会推敲一下，看看历史上那些不“优雅”的文风是否真的像金庸先生指责的那样体现了为文者的卑下人格。
随便浏览一下文学史，中国文学传统中其实是不乏金庸先生深恶痛绝的所谓文字暴力的，可以被金庸先生目之为人格卑下的作者几乎俯拾即是，其中甚至囊括了相当一部分丰碑般的伟大作者，这些作者本身就构成了金庸先生所热衷谈论的传统，只不过它们构成的传统未必是金庸先生热衷的“优雅”传统罢了：
诗经？小雅？巷伯说：“彼谗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谗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班固在论及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时候，曾比之为巷伯，可见是颇为推重的，但是这样的恶意诅咒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远谈不上“优雅”了，所以在金庸先生眼里，这位“既陷极邢，幽而发愤”的“寺人孟子”也该算是人格卑下之流吧？只是恐怕金庸先生也说不清，一个人格卑下之流是怎样被谗人构陷而身遭宫刑的？如果是倾轧失利的结果，这个孟子又何必这样痛心切齿呢？
至于“狂童之狂也且”等恐怕更是不敢入金庸先生的“优雅”之眼了吧？仔细说起来，诗经中这样的文字暴力还有很多，但是因为作者大多不详，难以断定其人格是否卑下，所以就不一一列举了。
楚辞？离骚说：“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污秽”实在不能算是“优雅”而“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则更近乎文字暴力了，可是难道金庸先生能断言，像这样的不“优雅”的文字也体现了屈原人格的卑下吗？
汉代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直抒胸臆，酣畅淋漓，愤懑之情，跃然纸上，真切生动，实在是无暇顾及“优雅”的，至于伯夷列传的寄意深远，游侠列传序的平铺直论，虽然不曾语涉谩骂，但直白透彻，愤激雄浑，实在也谈不上“优雅”在金庸先生看来，这类公然背离“优雅”原则，而且几近乎“怨谤”的文字应该也是暴力文字吧？可是难道金庸先生敢说司马迁的人格也是卑下的吗？
汉代乐府中“优雅”的文字更是少见，乐府多采自民间，想来民间歌手也不耐烦用什么“优雅”的格式装点自己的脸面以赢得“优雅”人士的青睐吧？但这些民间歌手大多姓名不传，我们也难以断定他们人品究竟怎样，所以只有像诗经中的同类作品一样割爱了。
汉魏两晋，士风狂荡“优雅”者流日稀，文字暴力却日渐其多，陈孔璋的为袁绍檄豫州文铺张扬厉，使人读之如芒在背，决非“优雅”之作，实有暴力之嫌；祢正平当堂谩骂，目中无人，行文作赋，恣意纵笔，亦非“优雅”之士，实乃暴力之辈；嵇中散与山巨源绝交书文词泼辣，嬉笑怒骂，无视山涛规劝，已经超出文词的说项，而突现为狂暴不逊的性情，实乃暴力文字之极者；刘伯伦以天地为屋宇，以酒性为德力，粗鲁质朴“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更是由文而人的暴力之一例。但是金庸先生也许可以说这些人没有自己精明识时务，不知道与时俱化，可是金庸先生能说这几个人人格卑下吗？
唐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骅骝拳踞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出语狂野背情，信口恣意“优雅”固然已经远谈不上，恐怕在金庸先生所谓文字暴力的方向上，这样的快人快语也是难以想象的吧？金庸先生固然也可以坚持说李白是文字暴力，但是就算别人说李白的人格卑下，金庸先生会相信吗？
唐杜甫天末怀李白中“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悲切自然，痛心疾首，全没有修饰性的“优雅”之风；戏为六绝句中“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更近乎谩骂，这类文字直率粗鲁，全不含蓄，而且以魑魅、尔曹名之，显然都应该算作金庸先生痛斥的背离“优雅”传统的文字暴力之列，但是无论从成就上、影响上还是从生平上看，金庸先生说杜甫的人格卑下恐怕都有些牵强吧？
至于唐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虽然仍是封建制度，但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较之唐以前有了迅猛的发展，文学传统的市侩气也要浓于前代，背离“优雅”传统的作品更是比比皆是，限于篇幅和本文性质，在此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上面这些人物大多是文学史上的扛鼎人物，其中像屈原、李白、杜甫等人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金庸先生在现世的成就并不见得可以和这些人的历史成就相媲美。眼下我所以有勇气以后学身份vs金庸先生对文字暴力的攻击，正是在这些历史地看应该比金庸先生更有影响、也更伟大的人身上获得的信心，毕竟，我只是与金庸先生相比算个后学，可是站在屈原、李白、杜甫面前，我和金庸先生很可能连做个后学的资格都没有，在他们面前，我和金庸先生几乎是平等的。孔子是主张当仁不让的，现今的题目还谈不到“仁”的问题，但是在伟大的文化传统面前，任何谦让忍退都将是矫情的虚饰或成就己德的人天小果，都将是对历史、对文化传统的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入于“优雅”传统一脉，对我而言恐怕也是注定了的。
这几个简单的例子至少告诉我们：有暴力倾向的文字风格——严格说来应该是不优雅的文风——并不能如金庸先生所愿的那样，体现了一个人的人格之卑下。恰恰相反，这些事例几乎都是通过反优雅的风格实现了对平常人格的超越，也就是说，是文字暴力这种坦率的形式，以及这种形式体现的坚决态度，生动地突现了寺人孟子、屈原、司马迁、嵇康、李白、杜甫等人的高尚品行，在这里，文字暴力恰恰表现了这些作者决不向卑下情操妥协的高尚人格，不知道金庸先生以及“信仰”金庸先生的施爱东等意下如何。
也许有人会说我的这些例子不够全面，或者不够有典型性，因此也不具备代表性。但是我想，我这几个例子总还是比金庸先生无的放矢的泛论要更具体些吧？况且虽然我前文说的的确只是一些特例，但我并不是想说明文字暴力本身一定体现了作者高尚的人格，我只是想告诉金庸先生：正是这样一些特例告诉我们，文字暴力并不就一定如金庸先生臆想的那样，意味着作者人格的卑下。如果在这一点上可以达成共识，相信金庸先生抡向文字暴力的大棒就可以暂时放下了。
其实理论上讲，对一个真诚的作者来说，文字暴力往往是绝难彻底避免的（严格说来，金庸先生浓笔重彩丑化东方不败，一定程度上也有文字暴力之嫌），因为所谓的暴力倾向是人之心理结构中的一个非常态因素（在心理学方面就有很多专著论及暴力倾向），所谓的教化与修养很难根除人心中的这种冲动。而文字暴力，作为心理能量凭借文字方式外化的一种特例。当然是作者内心暴力倾向的产物，我们不能设想一个人的文字是构筑在别人的心理冲动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荒谬的不是金庸先生“文字暴力表现他内心的暴力倾向”的判断，而是金庸先生对文字暴力的想当然的、未经斟酌的、纯粹建构在自身感受而非自身判断之上的偏见。
我想，鲁迅先生的话更可以有力地反驳金庸先生的偏见：“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谩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谩骂，倒是说了真实。”我想如果文字暴力说的竟是事实的话，就算像金庸先生说的那样，体现了作者人格之卑下，至少总比巧言令色、文过饰非的虚伪与矫情要强得多吧？当然，一定也比为了一己的得失计较，卖弄聪明、遮蔽事实的信口雌黄强得多吧？
所以文字暴力并不可怕，也不一定便可耻，至少不是最可怕的、最可耻的，更可怕的是那些虚伪的、功利的、不负责任的、忸怩作态的种种姿态；更可耻的是那些本来攻击别人却又不正面冲突的暗箭与飞刀。虚伪矫情在真诚面前——哪怕是粗野的真诚面前永远都没有资格诩为美德。
四、关于“优雅”的文化传统
行文至此大家也许注意到了，我在说“优雅”的时候坚持加上引号，这一方面固然是我对“优雅”传统的提法十分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词看似平常，但却透着别样的古怪，着实让人费解。
以我之陋见，实在不记得什么地方曾经说过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优雅”的，但是既然金庸先生提到“优雅”而且一如既往地没有界定其含义，为了确定其精确含义，我查遍了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和词源，但是都没有找到关于“优雅”一词的解释，换句话说，就是这三本词书中根本就没有“优雅”这个词。坦率地讲这个发现可不能让人满意，既然“优雅”在金庸先生那里是一种传统，那么至少词源当中应该有所体现，涉及传统的大部分概念在词源中都可以见到，有些混事的“学者”甚至用词源为古代诗文做注，足见词源之于汉语传统的重要性与权威性。现在金庸先生用以形容传统的词汇居然在词源中连一席之地都没有，就难免让我们如堕茫雾，不清楚金庸先生所谓的“优雅”传统与中国文化有什么直接关系了。
但是，为了把讨论进一步深化下去，我们就只能按照一般的构词规律揣测金庸先生所谓“优雅”的含义了。考察“优”的几种含义，符合金庸先生“优雅”本意的，应该是优越或优美这两个含义，而“雅”自然应该作“高尚的，不粗俗的”解，这样一来“优雅”应该有两层含义，一是优美而高尚的、不粗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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