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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期若干极端反民族主义言论的态度
在谁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一文中，我提到了我的建筑在民族主义之上的爱国主义立场，并立足于此给朱学勤先生提出了一些忠告。当时我没有论证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立场的合理性，我一相情愿的主观颇有些自以为是地以为：在任何一个现代的正直的文明人眼中，这样的立场是不必论证的公理。至少，较之张闻天比彭德怀有更为深厚的道义力量这样的命题来，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应该是一个更加不需要论证的公理。
可随后不久，在网上发现了一个批判民族主义的网站，见闻偏陋如我才意识到：原来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立场这样一个基本前提，现在在一些另类的文明人中竟然成了荒谬的陈词滥调，成了封闭、狭隘、野蛮、僵化等等的代名词，在那个回荡着另类声音的地方，竟然形成了谈民族主义色变的声势与氛围。曾经公然宣称自己在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上是一个坚定的左派的我，穿行在批判民族主义网站，竟像惊弓之鸟一样深有四面楚歌之感，瞠目结舌竟是数次几欲先走。无奈我生就一副倔强脾气，又是天生有着一些对另类说法的好奇心，因此终于还是把那些批判民族主义的文章看完，才落荒而走。
看过之后，我真是且喜且忧，喜的是我及早发现了现在的反民族主义思潮，可以先就此作深入阐述。而不至于顺手略过以至于贻笑于反民族主义者的大方之家；忧的是中华民族正当西方文化冲击与西方意识观念碰撞的艰难时期，一些精英主义者又一次跳出来蜕变为民族利益与民族立场的反动，这些人的巧言令色实在是可以蛊惑一些人的视听，这样只能加重民族在文化碰撞与整合过程中的负面压力。我深深地明白，这样的反民族主义思潮无论主观上是怎样的动机，客观上都是乘民族之危的落井下石的行为。我只是不明白，这样的历史何以在知识精英中令人厌恶而又不厌其烦地重演呢？
沉渣泛起的形势倒是着实让我斟酌了一番，当然，我斟酌的绝非是否还要坚持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立场，对我来讲这是不需要斟酌的。我只是在斟酌我是否要就这样一些见解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态度。看了若干反对民族主义的文字，我其实实在是有些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里面有人谈古论今，有人指桑骂槐，有人谈言微中，也有人含沙射影，有的说的倒也中正恳切，有的说的简直不堪入目，实在是琳琅满目。鉴于大家对民族主义持这样繁复的见解，我有必要就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作进一步的界定与说明。
我绝非一个民族沙文主义者，我的民族主义立场没有任何进攻性，而且我本人也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特别是打着民族主义招牌的种族主义，我对有些反民族主义者引入纳粹概念深感震惊，我想任何讨论民族主义的人都应该有基本的能力辨别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区别，所以我认为以纳粹影射民族主义，应该不是智力上的问题而纯属立场的问题。我所说的民族主义自然有别于希特勒那种种族主义，而是相当保守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主权国家的最基本的凝聚力与最根本的标志，也许是因为我的抽象能力比较低下，所以我只能用民族主义这样的具体内容约束与规范自己的爱国主义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学生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行动显然是我所属意的民族主义之一例，虽然这种民族主义在非常形势下更多表现为一种情绪形式，但却决非有些人别有用心地指责的是非理性的，虽然显得颇为朴素，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低级冲动。很多反民族主义者摆出一副冷峻的样子，解构这样一种自发的朴素的并且也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实在已经走上了极端反民族主义的方向与立场，如果他们反对的是学生抗议美国人轰炸大使馆这样的民族主义，那么他们其实已经走到了反对所有民族主义（不管是极端的、基本的、理智的还是非理智的）的方向与立场，而我在这里要反对的也正是这种极端反民族主义立场；我目之为乘民族之危的落井下石之举的也正是这种极端反民族主义立场。
我以为，我们相当一个时期不能放弃这样一种民族主义，就是那种捍卫民族基本自决权的民族主义立场，那种一个民族国家赖以确立并保持的基本规定性，它不只是增加民族凝聚力的手段与工具，它还是一个民族国家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基本前提。尽管反民族主义者喜欢危言耸听地把人类战争、国国争端等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的根源归结为民族主义，但是这样的下限的民族主义立场终究是不能摒弃的，至少不能先于其它民族国家而摒弃。最基本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国家得以独立的精神上的保障，就像一个民族国家的必要武力威慑力是其主权独立的基本保障一样。
上个世纪后期伊始，限制军备成了一个事关全球安危的为人普遍关注的话题，多年以来争论频仍但效果并不是很明显。限制军备之所以形成反复无常的不厌其烦的谈判局面，正是因为限制军备绝不是单方面一相情愿的问题，只能通过磋商与彼此掣肘来谋求实现。为了具体形势和需要单方面裁减军备或许是必须的，但是任何鼓吹单方面裁减军备的说法都是变相的解除武装的投降主义。将基本的民族主义比作军备威慑，一定又会招来一些在民族主义问题上表现得比较冷静，但是在面对西方的问题上比较激进的，据说还受过充分的理论训练因此比那些容易被民族主义感染的盲目的普通民众更为优秀的人士的微词，但是我还是认为二者之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至少在互动性这一点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放弃基本的民族主义，必须是全世界的民族国家达成共识并不约而同地统一放弃（当然任何智力没有显著障碍的人都不难发现，至少从目前的形势看，这是不大可能的），而不能是某一个民族国家为了仰慕另一些民族国家的制度、意识形态——当然更主要的应该是物质优势——而单方面放弃民族主义立场。单方面放弃基本的民族主义立场，无异于单方面放弃武装，我们向最好处推算，这种行为也有类于东郭先生的迂腐，向最坏处推算，就不是竖子如我可以轻易断言的了。
无论多么理智的人，无论怎样崇尚和标榜客观精神与理论能力的人，都不应该草率地突破民族主义的下限，亦即一个民族国家基本的限制与规定性，比如领土意识，比如国家尊严等等，即便这样一些限制有着非理性的成分，它也不是所谓的理性可以随意僭越的。基本的民族主义立场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围墙，是它有别于其它民族国家的感情基础与传统积淀。我们迎宾纳客增进交流甚至学习借鉴也只能限于打开国门为度，终不至于把围墙也一并拆掉吧？那些极端反民族主义者不妨扪心自问，他们自己何曾有过夜不闭户的经历？既然他们自己的家门窗俱在，檐瓦无损，他们何至于便鼓吹拆毁一个民族国家的围墙呢？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国门也随之轰然洞开，但是自始至终，直到现在我们也只是打开国门而已，除了少数急功近利的知识分子之外，没有人想过要拆掉国家的围墙。当然，少数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样的倾向自有其历史根源。中国历史上，作为知识分子前身的“士”历来不乏民族意识淡薄的人，从传统意义上讲，这种民族意识淡薄是中国的士林末流择势而从的卑劣传统的变形。虽然极端反民族主义者口口声声说的是西方的先进思想与文化，但是究其根源，这种思想与文化的先进性是近代世界格局的重新整合突现出的一个结论，具体地说，是从西方目前鲜明的物质优势直接导出的，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论证中国传统的老内圣开不出今日的新外王之花，一方面却把借鉴西方夸大到无条件地引进西方的地步，以试图迅速实现西方在物质优势方面的水平。急躁的心灵已经失去关于等待的必要耐心，这些极端反民族主义者已经不耐烦为民族主义的理性建构付出自己的心血与才智，而转向近乎剽窃的功利主义嫁接上来了。在功利主义的嫁接行为中，无论什么性质的民族主义都是要不得的，这就是极端反民族主义最彻底的理论支撑。
诚然，民以食为天，物质优势的威力自然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我们能通过功利主义的嫁接迅速实现相同程度的物质优势，自然是皆大欢喜，作为一个在基本的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左派，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种功利主义的嫁接，因为它可以给民族振兴带来最便捷的途径。遗憾的是，功利主义的嫁接要在中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甚至比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花还要让人绝望。不尊重传统的人不会真正了解传统，不真正了解传统的人不知道传统在文化整合中的重新建构的能力。如果我们不能认清传统的能动性，我们至少在功利主义的嫁接当中难以有效回避传统对嫁接的扭曲；如果我们不能认清传统对我们自身的影响，我们甚至不能梳理自己得自传统的种种流弊。对传统的疏远和没有叩其两端的简单排斥，是极端反民族主义者从理论上走向草率与荒谬的理论根源。
在批判民族主义的文章中，也有人试图在历史中寻求反民族主义的理由，但是大多为了自己眼下的理论满足肢解历史，虽然文气上颇有贯通之感，但是识见上难免有盲人摸象之嫌。比如有一篇反驳汉民族之伟大的文字，历数了汉民族在民族冲突的历史中的屈辱记载，看起来似乎滔滔雄辩，但是仔细看来却是可商榷处颇多。
其中论及唐代的时候，文作者把唐代皇室归入异族之列，并把汉族人在唐代的处境界定为被统治的地位。从史料上看，李唐起自“异族”是没有错的，但是西北“异族”的汉化早在李唐立国之前一百三十二年（公元486年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就已经被制度化，到了李唐时代，其沿革早已过了三代，西方一位学者论及传统时曾经说过：一种思想模式、生存方式等等若是经过三代以上的传递，就可以形成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百多年前被制度化的汉化，在一百多年后已经构成了一种传统，所以如果不是为了满足自己预设的立论需要，我们一般不认为李唐政权和汉民族存在鲜明的分歧甚至对立，而且即便是为了自己立论的需要，简单地把李唐在中国的统治混同于蒙元、满清在中国的统治也是颇为荒谬的。如果我们把一个民族的纯洁性限制得这样严格，那么世界上似乎就没有几个民族经得住推敲了，日耳曼人对南部的征服，穆斯林对西班牙的连年战争，威廉对英格兰的征服，匈奴王阿提拉对东部欧洲的蹂躏等等，都破坏了各地区原本的民族之纯洁性，因此该文作者心目中的纯洁的民族在现今世界是很难找到的。
况且，按照文作者的说法，似乎秦代还勉强可以算是汉人的统治，但是据我所知，秦人久处西戎，因周平王迁都，始有参与中国事务的机会，后来借周室经营东南之际，霸于西戎，几乎尽得西周失地，又几经辗转，最终灭六国，同文共轨，其间细节自不必细说。从起源上看，秦人起自今甘肃天水附近，与后来的李唐从地缘上看也没有太大差别，若说秦人是文作者心目中的汉人，说起来未免也有些牵强。
我这样说不是试图论证汉民族的伟大，汉民族是否伟大要看她文化的生命力与历史意义，却不是这样攀比考校论证出来的，我这样说只是想说明两个问题：其一，虽然古为今用，古今皆然，但是我们用的必须是真正符合事实的“古”而不是为满足我们的立论臆想的“古”如果立论和“古”不能契合时，你可以避而不谈“古”却不能生搬硬造“古”；其二，民族形成本来就是一个历史结果，我们不能截断历史源流而片面地规定民族属性，比如从文化整合的程度与方向上看，把李唐排除在汉民族之外就是相当草率的说法。这样一些情形虽然尚不至于说明文作者对历史的浅尝辄止，但是却足可以说明文作者在运用史料时的急功近利。虽然从文作者的文字看，没有极端反民族主义的倾向，但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史料梳理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却是很危险的，极易导致极端立场，或者说这种史料梳理中的急功近利就是自身的极端立场导致的。这种急功近利的主要弱点就在于，很容易把一次讨论变成一次急于驳倒对方的论战，虽然驳倒对方也是讨论的一个目的，但是急于驳倒对方就难免要使人舍本逐末地在方法方式上过多地下功夫而忽略了事实本身的意义。
当然，平心而论，批判民族主义网站中有一些文字还是比较理智的，至少理智到有能力批判不理智的民族主义，比如有这样一段文字就颇为中肯：“一种具有现代性质的民族主义之建构，必须是开放的、非种族的，必须置身于全球性的现代化大背景。中国的民族主义自然需要反抗形形色色的世界霸权，但同时也需要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模式。近代以来，中国并不缺少民族主义的价值符号和文化象征，所真正匮乏的倒是其实质性的政治内容，特别是具有现代化元素的、拥有公共利益的政治内容。现代的民族主义认同，不仅仅是一种种族的、文化的认同，更重要的在于民族国家的认同，而民族国家不是一种形式的、主权的和法律意义上的抽象，而是关于共同体生存方式、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实质性的内容。这就是说，现代的民族主义认同，不是无原则、无内容的，不仅是对民族国家的外壳认同，而且也是对其内在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制的认同。而究竟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制比较适合中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性认同，而是一个有待创造的建构性过程。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涵依然处于探索之中。”
虽然这位文作者关于中国古代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的提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作者的持论还是颇为中肯的，特别是上面这段关于“民族主义实质性”的论述尤具启发性。正如文作者说的那样：现代民族主义认同“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性认同，而是一个有待创造的建构性过程”而“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涵依然处于探索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中，如何建构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涵应该比简单粗暴地否定民族主义更有意义。我们不能因为民族主义的分寸不好把握，民族主义有一些潜在的短处与隐忧 ，就不思进一步在良性方向上建构它，而把它一棒子打死，这种避重就轻的做法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掩耳盗铃，也是一种既不负责任的逃避。
行文至此，我想我还是要回到朱学勤先生的身上，并且将不无遗憾地提到一个事实，朱学勤先生就有这样一些极端反民族主义的倾向。在写作谁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时，我还不了解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种极端反民族主义思潮，对朱先生对鸦片贸易的令人费解的诠释尚不能形成深入的认识，因此在那篇文字中我的一些落脚点十分保守。虽然在很多文字中我也觉悟到朱先生民族意识淡薄，但是没有更深入的理论背景为前提，我不能简单地把朱先生划入反民族主义的行列。对一个人的判断一定要建构在事实的基础上，至少是立足事实的合理推论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我是和朱先生有显著区别的，这不只是一个学术态度，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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