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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韩国留学生自认为汉语学得差不多了，就到江南水乡自助旅行。回来后一脸困惑地问老师：“为什么我听不懂他们说话呢？”老师说：“没什么，我也听不懂。”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很多中国国情外国人无法理解，方言是其一。
美国也有南方口音与北方口音，估计差别不大。我甚至猜想欧洲各国的语言差异好比我国各种方言之间的差异，因为有人说过，学好英语，拉丁语系有望一通百通。而中国，粗粗一算就有北方方言、赣方言、粤方言、闽方言、湘方言等七八种之多。北方方言中，各省人民并不能完全无障碍地交流。这还没考虑“百里不同音”一说，那每个县都可以像广东梅县一样单列出一种方言。
大家把自己所操的方言叫做乡音，听到乡音如同回到故乡一般亲切。现代社会人们迁徙频繁，流动性大，籍贯往往难以确定。其实也简单，听口音。改不掉的乡音，扯不断的乡情。说着哪里的话，就把根扎在了哪里，身上就带了哪里的烙印，抹也抹不去。
普通话说得再标准也会或多或少带有口音。从对方的口音中猜测他的籍贯是我的一大乐趣。有时候口音比档案更可靠。张国立声称自己籍贯是天津，但因为他说四川话，我就坚持把他归为四川籍演员。
两个人的乡音相近，就容易熟络；乡音差距越大，文化隔阂就越大。乡音就像寻亲访友的密电码。
不同的乡音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京腔的韵味透着八旗子弟的慵懒，天津话的幽默反映的则是码头文化中的平民意识。山东话的豪爽、东北话的热情、苏白的温婉、四川话的音乐感“博大精深”一词不好滥用，但用在方言上应该很合适。
在方言的迷宫里做一次迷路的小孩也属正常。就像沈宏非曾在文中提到“变蛋”一词业已消亡，而据我所知，不仅我的家乡仍在使用这个词，而且几乎全省人民都在用。面对方言，这个博闻强识的专栏作家也有孤陋寡闻的时候呵。
说到因方言而生的隔膜，最明显的，是我与粤语的紧张关系。或许我对语言过于敏感，总觉得自己很难理解粤语文化，很难理解粤语文化圈所发生的一切。从这种与普通话相去甚远的语言中，我甚至能听到“北方文化的咳血低吟”古代中国再“中央集权”到了广东，听着与普通话差异巨大的语言，怕是人人都会生出“山高皇帝远”的感慨。
我不理解，但充分尊重粤语文化。每每想起麦兜用粤语说：“马尔代夫，水清沙幼”我都会会心微笑。看过“麦兜”的人都知道，片中的甘苦是无法用普通话传达的。
不只是粤语，许多方言都有普通话难以替代的韵致。被迫说普通话的我患有轻微“间歇性失语症”本来想兴致盎然地讲一个故事，却因找不到一个恰切的普通话词汇而作罢。
普通话就像严厉的老师，规矩太多，说时束手束脚，总怕出错；而乡音好比和蔼的母亲，在她怀里，你可以使小性，撒欢地说，说得酣畅，说得神采飞扬。说方言时有一种说普通话时，绝不会有的底气：我就是本地人，说的不是本地话是什么。所以人在说家乡话时最为自然本色，讲普通话时难免拘谨，甚至，做作。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香港演员的表演比内地演员松弛，他们拍片时说粤语，说他们的家乡话。
普通话来自规定，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因此乏味；方言源于生活，有蓬勃的生命力，故而鲜活。
在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风行的今天，我们还可以从方言中捕捉到一丝古典意韵。比如，有方言称“吵”为“聒”称“怕”为“怯”带着古汉语的一鳞半爪。
正因为方言的种种好处，才有了一些人对乡音的依依不舍。一位教授在参加有话好说节目时义愤填膺地说：“普通话正在消灭方言。我儿子就不会说方言，没有乡音，怎么去理解古人‘乡音未改鬓毛衰’的心境？”当然官方的回答是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事实也的确如此。不仅没有消灭，也消灭不了。只有娇嫩的花朵，没有脆弱的野草。方言仍在普通话遍地开花的土壤上茁壮地生长着。谁也不会学会了普通话就主动丢掉乡音，会两种语言除了疲于奔命的辛劳，也有穿插跳跃的趣味。
有些人对乡音的感情更深，非要用方言写小说。结果，书堆了一屋子，没卖出去几本。乡音再好也是只能在家乡品味的小情小调，终究上不得台面的。
这是个“走出去”的时代，走出家乡，走出祖国。要推广的不止是普通话，还有英语。不难想象因语言不通而造成的沟通困难。据说在广州举行的一次展览会上，因为当地商人不会说普通话，大家只好用英语交流。这岂不是中国人的莫大悲哀。
对普通话消灭方言的担心真的有点多余。普通话说得再好也是学来的，说的时候或多或少要端着架子提着气。在人无力的时候神志不清的时候，脱口而出的多半是乡音。乡音是融入生命里的，流淌在血液中的。
我们的一位老师说，他年轻时普通话讲得挺不错，越老口音越重了。我想我很可能和他一样，在生命力日渐衰退之时，会忘却烦琐的阴、阳、上、去，再也不管普通话的羁绊，转而变成牙牙学语时的情状，一口家乡话了。
乡音是骨血，普通话乃身外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