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70后的始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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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70后”的起源

    1995年8月，我决定做一本能代表我自己的文学理想和编刊原则的文学刊物，名字叫黑蓝。

    与当时所有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学刊物相比，黑蓝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出现在刊物里的写作者人数极少，但每人均须以作品小辑的形式出现；2、每个写作者除作品小辑之外，还必须拿一组与创作、修学内部相关的思想性随笔，体裁有手记、书信等，以便全面地体现创作者的创作思考和整体人格力量；3、强调平面设计与文学作品的关系；4、强调印装，黑蓝采用了封面过亚胶、内芯胶印、大32开开本，便于收藏、携带和阅读。我盼望这几大特点的结合，使黑蓝成为一个形象。我的目的只有一个：这是一本纯粹的“写作人”做的刊物。

    整个1995年的下半年，我和我的朋友们为了黑蓝创刊号忙碌，到该年年底，创刊号内芯实际上已经印好，但我们为了图个吉利，并且由于所落实的第一笔经费大约能够维持四期而使我萌生将黑蓝定为“季刊”因此决定1996年新年之后再发放黑蓝，并在版权页上将“出刊时间”印成：1996年2月；第一季度的中间的月份。黑蓝创刊号编选了陈卫的小说秋天的鞭子、将要被遗忘的眼睛和电影小说刀与花，顾耀峰的小说苏东坡客死毗陵驿、拒绝、玫瑰江边及其思想性书信致汪城和手记加缪的启示，任协华的组诗在日子里和预感以及他的思想性手记杀伐心灵，最后有一篇对话从先锋派的背景谈起。

    以上详尽地述说黑蓝的特点，是为了说明一件重要的事：在最初，无论是在官方刊物还是非官方刊物中，黑蓝不再需要任何其他条件，在艺术以及一个文学刊物的整体形象上都足以能够站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个前提决定了以后5、6年我面对整个文坛三番五次争先恐后地炒作的“七十年代以后”始终沉默的态度。

    就在黑蓝创刊号最终付印之前，考虑到能使黑蓝更好地得以流传，最好再提出一个什么态度或者派别；本来，这是我比较过敏和讨厌的事，我清楚文学、艺术与这些态度、口号、派别无关，但是我想黑蓝既然已经做得不差，提出一些口号、却能使它更好地吸引读者的阅读，落此俗套也是利大于弊，于是我想到了我以前思考过的关于70年代人的问题（见1993年4月10日江雪诗报第3版所思与所想），再加上所选作者确实都正是70年代所生，便决定给黑蓝穿上一件外衣：1970年以后出生的中国写作者（简称“70后”）的聚集地。并由我执笔写了一个发刊七言，其中详尽地、从艺术的层面论述了我们对“70后”的理解。

    在1996年的2月14日黑蓝寄发前夕，我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观看“以艺术的名义”展时，碰到广州的写作者胡昉，我跟他说到黑蓝的事，他给了我上海小说界编辑魏心宏的地址，说他比较关注年轻的写作者，同时他还给了我上海的一个叫王莘的作者的地址，她就是棉棉。黑蓝创刊号在1996年2月底开始寄发给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写作者，魏心宏、棉棉我都曾各寄去一本。

    黑蓝创刊号寄出后，迅速收到众多写作者的来信和来稿。湖南的湘客在信中说：“在中国所有的文学刊物中，黑蓝第一次全方位地以文本证明了她对文学本体的惟一关注。”一些非官方文学刊物也寄来他们的刊物跟我们交流，包括南京本地的他们。北京诗人阿坚在信中说：“贵刊装帧很好，不俗不狂，内文风格亦统一，看到它我兴奋。”南京诗人朱朱在来信中说：“能在同一座城市倾听到这样的声音，几乎是一种奇迹。”同时因朱朱认识了成都优秀的女诗人唐丹鸿，唐丹鸿在来信中说：“看完黑蓝创刊号后，我禁不住由衷地赞叹，朝着这个方向的写作是非常有效和有希望的。我喜欢读到这类具有‘新发明、新创造’意识的文本，我很赞同你们作品中显露出的针对性，这些作品表明了它们的作者在审美、形式感和语言上都有一种非常必要的警觉。我相信你们的思考对目前正在写作的人是有益的，至少对我是如此。”4月，韩东约我去他家见面，同时在场的还有赵刚和吴晨骏，初次见面，我已感到“他们派”等级森严的帮派意识。

    在黑蓝创刊号寄发之后的交往和接受来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真正优秀的“70后”并不多，觉得有必要调整编选方针，因此决定黑蓝从第二期开始，并不非限于“70后”不可，而况在发刊七言中就有一句：“不排斥其他年龄段有建设意义的人。”

    到了1996年的4月底，第二期最终定选篇目只有广州李凡一人是“70后”他的三篇小说以小辑形式放在头条，其后是1961年生的常客的长诗，然后是朱朱的诗歌小辑和一篇小说，以及他“专为黑蓝整理”的手记，接着是唐丹鸿一组优秀的散文，最后是黑蓝对前卫艺术家金锋的专访。第二期的封面涉及前卫美术，印装也将更为精良，厚度超过创刊号的三分之一。所有创刊号遗留的包括仍有少量的校对问题，我们都希望在第二期做到全面解决。在第二期编选过程中，我没有采纳一些朋友曾提出的仍旧再用我们自己的作品的建议，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官方刊物普遍的毛病，我不希望黑蓝做到最后就是一个小帮派的产物。在同样的艺术原则面前“外人”、陌生人优先。我其实并不一定对“非官方的”、“民间的”、“边缘的”着迷，也不认为所谓的“抵抗”、“对立”、“民间”是艺术的首要因素，在我心目中，没有官方和非官方，只有艺术和非艺术。黑蓝除了没有刊号之外，它也许比任何文学刊物更像文学刊物。

    二、时尚女性写作

    1996年5月31日，就在黑蓝第二期编选、平面设计、排版、校对等一系列工作全部完工，正准备开印的前一天，黑蓝因故停办。1996年8月，我从南京搬回了老家常州。

    回常州不久，我在图书馆看到上海的小说界编辑魏心宏在该刊推出了一个称为“七十年代以后”的专栏，连续几期仔细读了其中的作品，深感此“七十年代以后”与我们理解的“70后”大相径庭：魏心宏在选编作品时的原则总体上是紊乱的，紊乱之中又有一个非文学原则的倾向，那就是所选作者多为女性，所选作品体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时尚心态。回来之后，我给魏心宏寄去我自印的作品集中间，为了礼貌，我没有在附信中提及我曾给他寄过黑蓝。不久之后，他打来电话，说要用小册子里的第一篇伤心夏季。我纯粹当作聊天地说：“几个月之前我给你寄过一本黑蓝”但是魏心宏矢口否认说：“我没有收到。”我很吃惊。这是一种问又不能问，说也说不清的气氛。1997年9月，小说界发表了我1993年的旧作伤心夏季，尽管，我认为在这本小册子里的世界、中间等小说更有力量。

    不管对“70后”的关注谁先谁后，重视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总是件好事，我重新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言说我对他们的“七十年代以后”的时尚化的看法。他没有回信。在此后的交往中，此信也从没有被提起。

    2000年3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文汇报社借前者出版七十年代以后小说选（即小说界“七十年代以后”专栏所刊的所有作品）的机会联合举办了“七十年代以后作品研讨会”评论界当时已对卫慧、棉棉所代表着的“时尚女性写作”（详细概念请查阅重塑“七十年代以后”）一致批驳，在1999年7月的芙蓉上“重塑‘70后’”也已推出，并在其中道出了黑蓝首先、并且是在艺术的层面上提出了“70后”而我始终、包括在两年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召开的“70后”作者会议上从未就此发过言，魏心宏在下午记者撤席、仅是所有作者（包括卫慧、棉棉、周洁茹、朱文颖、胡昉、金磊等等）参与的小型会议上说：“‘七十年代以后’并非由我们小说界首先提出。1996年年初，南京的陈卫给我寄过一本叫黑蓝的民刊，是黑蓝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一言即毕，棉棉就对魏心宏嗔怪道：“还是我给你看的！”；除了几个对此事实早已明了的人坦然无声之外，其他人哗然震惊。最初听到魏心宏否认收到黑蓝时的那种暧昧气氛明朗了：作祟的正是“谁率先提出了‘七十年代以后’”不久之后魏心宏又将“黑蓝首先提出‘70后’”的事实写在了2000年3月16日的文学报上。

    我们可以想象魏心宏当时的懊丧：小说界有意无意地推出了“时尚女性写作”可是作家在1998年第7期推出了“七十年代以后女作家专号”把魏心宏几年来的工作一网打尽，成为“文坛热点”当魏心宏终于通过自己的口宣布这个事实的时候，我对他充满了同情，但是我无法原谅他在1997年向我撒谎说“没有收到黑蓝”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做人的基本诚实的问题。就在2001年2月新版的上海文艺版七十年代以后小说选中，借着将原版分为两册的机会，在上册增添了一篇“编后记”在该文中，他又称“‘七十年代以后’是我们编的刊物小说界在1996年率先在全国推出的。”至此的几番出尔反尔，事实仿佛真的不存在似的。因为艺术性的缺席“率先提出‘七十年代以后’”就成了争夺“权威”地位的“关键”在一些人，可谓费尽心机，可是，他们关注的是销量、名声，而不是这一代写作者真正的成长。

    几年下来，实际上黑蓝和黑蓝的“70后”已然不再存在，一哄而上的炒作、刊物的误导使“70后”的称谓早已为“时尚女性写作”所替代，这样的景况到了2000年卫慧上海宝贝和棉棉糖的出版以及她们的对骂演绎到了极致，市面上所有对“70后”的谩骂和吹捧，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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