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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底，公司承接了一个三百多万的工程。从前公司就有明文规定，凡超过一百万的工程要外派财务。财务部收到中标的消息就比吃毒药还难过，是啊，春节转眼就到，很多回家心切的人都订好了车票，大家都怕苦差事派到自己头上心里非常忐忑。彼时我与男友正为去谁家过春节的事闹别扭，心烦得很，便主动请缨。
工地在黄江镇郊一个偏僻的工业园区，三十米开外不见炊烟，背后的山泥看起来都很新鲜，这块地怕又是“高新开发区”我和几个工头率先驻扎在了工地，慢慢的，一些想在过年捞点辛苦钱的民工也陆续的进了场。民工们虽然书念得不多，但还是很礼貌的，开口闭口的王小姐前王小姐后，像我自小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受不来这套。于是大大咧咧的说，哎，叫王工，谁是小姐呀。大伙一阵哄笑起来，里面有个牙齿特别白的男孩，看起来很小，他说他叫付小芽。
付小芽是工地的杂工，杂工就是啥都得做，随传随到，就连我的临时办公室他都天天起早来打扫，顺便帮我灌满热水，泡好茶。头一天我站在门口，一脸窘迫，手足无措的样子。怎么的，我都不觉着自己的姿态要高到被人伺候，在深圳，大家都是外乡人，一样为别人打工，都挺难，所以有什么事我还是愿意自己来做。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夺过他手里的抹布说，从今天起你不用打扫这里了，我自己来。小芽愣在原地，眼眶一下子红了，他说，王小姐，不要开除我啊，有什么事就吩咐，做得不好我可以改的。说罢，眼泪马上就要掉下来。我抓着抹布，咯咯笑出声来，我说付小芽你几岁了呀，这么点事就哭鼻子，不怕羞。我是想说，我自己的办公室我自己能打扫。他一听立马拉衣袖抹了抹脸，不好意思的说，都十六了，我还要供弟弟上大学的，这么点小事累不了人的。
工地太偏，每天除了吃三顿饭似乎就没有其它的消遣。于是茶余饭后，大家就瞎侃，说些趣事，也说自己的家乡，还有说自己女朋友的。也许是春节逼近了，有时聊着聊着，大家就越发的没有了声音。只有付小芽，整天乐呵呵的不知愁滋味。他说我呀没啥牵挂，妈妈和弟弟互相照顾，春节也能多赚钱，这是好事呀好事。后来，我才知道，付小芽原来跟的包工头是个“游击队长”一个工（五小时）才给六块五毛钱，一天下来顶多三个工得二十块钱撑死了。而这个工地是老板包工的，不算工时，给吃住开八百块工资。另外春节里还给每天十块钱的补助，李工说，小芽家里困难，这钱在咱手里不过一顿饭的事，但是对他来说已经是莫大的开恩了，毕竟是个孩子呀，难不得他高兴。
年三十那天，工地白天放假。晚上施工监理小谢和我想着让大伙去黄江镇上饱餐一顿，大伙一听都来了精神，轰的跑去换了身干净衣裳喜滋滋的跑上车，到餐厅门口大伙都进去了，只有付小芽低着头捏着衣角不肯进去，那神情像犯了错的小孩。我转头看了看，原来餐馆门口的迎宾小姐一脸鄙夷的眼光打量着他，他陈旧的老式军衣颜色黯哑，肩头和袖口落满了些白色的油漆，絮裤的膝盖也张着口子露出微黄的棉花，那刻我的心突然紧了一下，连忙叫司机转头送我回宿舍，把原本送给男友的外套拿取了过来，走到门口我对小芽说，新年到了，你是小孩，深圳的风俗是成年人要给小孩送礼物的，这个送你的。小芽一个劲往后闪躲连连摆手，我不要我不要，不能要的。我硬是套在他身上，他憋得一脸通红，额头汗都冒了出来。我朝后退了几步，连连点头，哎，不错，小芽你长得还蛮帅的嘛。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随后憋了很久小小声说，谢谢啊。说罢眼眶红红的。我拍拍他的肩膀没说话，拉着他进去了，门口的俩小姐笑容满面的弯下腰来，齐声叫欢迎光临。席上，小芽一直满怀感激的眼神看着我，这顿饭，我味同嚼蜡，心里很不是滋味。
年后，工地赶进度。工地开支已经基本能做预算，我被调派回深圳。除了每月去工地一趟发工资。每次付小芽都会跑出老远来迎接我，待到我要走时他便把我拉到一边把工资原封不动的递到我手里请我帮他寄回家乡。他看我的眼光是诚恳而热切的，我知道自己完全得到这个孩子的认同。我对他微小的关心举动，也是他引以骄傲和自豪的理由。手头宽裕的时候我会加些钱给他汇过去，听李工说，小芽没有父亲，妈妈又瘫痪在床，长年需要药养着的，懂事的弟弟还帮着照顾妈妈。他们常有书信来往，短短的几句话“哥，钱收到了，我和妈妈都好，你在外面好好保重。”我突然感怀，这样细腻而直白的感情在深圳这个物欲膨胀的城市里，如此动人。
有一次，他找上门来。穿着我送他的外套，手里攥着一大堆零票。彼时我和男友的矛盾已烟消云散，坐在厅里看电视。李工便带着小芽走了进来，他塞给我三百来块钱说“我和弟弟对了下今年寄回家的钱数，都有多，我知道肯定是你了。你别这样子啊，我有手有脚，有得是力气。”说罢，红着脸低下头。我心里顿里生出无比怜惜。我想，我的行为伤到他的自尊了。他紧咬着下嘴唇，顶着我们仨人的目光仿佛急忙想逃开。其很多时候，人需要的是心灵上的支持和关怀吧，而并非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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