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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个有很多梦的少年。这些梦大多轰轰烈烈。我记得十几岁时曾做了个梦，梦见孙中山先生授我一只手枪，跟着他干革命去了。
我的梦1989年的某一天开始骤然减少。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在这之前，我虽然叛逆，但其实还很相信一些东西的，还在固守一些东西。当时在东京，我记得连续发生了三起“中国人难民船事件“，第一艘来自福建福清，中国同胞们大骂福建人丢了他们的脸，我们也骂，这“福清哥”丢了我们福建人的脸；第二艘来自福建长乐，虽然离我的家乡近了，而且语言跟我们几乎相同，我们仍然可以骂：“长乐鬼”丢了我们脸；第三艘来了，却恰恰是福州的。这下我们无言了，我是福州人。
那时候，某些日本人跟我们争吵，就说：你们福建人，难民，快到大田去！我们知道，那里有一个越南难民收容所。确实，那时候媒体在推测，中国要分裂成多个小国，我们迟早要成为难民。学校里老师也跟我们讨论起来，福建要是分成福建国了，那我们怎么回得去？我们可是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呀！日本就有不少1949年前从大陆出去的人，持着中华民国的护照，可以回台湾，而家却在大陆。
但中国最终并没分裂，到如今还是铁板一块，而且越来越强盛了。我也得以顺利回家。九十年代中期我回去，发现男同胞们几乎个个夹克衫。无论上下，从领导到民工。这种从美国空军服演变而来的服装，一让人想到帅气，二让人想到战斗。中国男人们并没能穿出帅气来，只穿出了战斗力。也是，这样的服装，短悍，收襟，束袖，可以疾驰，可以冲锋，可以推，可以闪，可以随便坐，无论是骑自行车还是挤公共汽车，都甚为便利。别说我看惯了的日本人常穿的スーズ做不到，我带回来的风衣也每每不好穿，即使上taxi也坐不下去，有一次竟然被开过的汽车溅了一身泥水，最后干脆送给了去多伦多的弟弟。夹克衫，才是中国这个战场的战斗服，是适合中国土壤的国服。虽然我到现在，还坚持不穿夹克衫，但我知道，那是我的不合时宜。
刚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一个旧友来我家，跟我谈了一个晚上投机生意，起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那么津津乐道，后来我听出了他口气中的恶狠狠。他是在告诉我：你有钱，老子也会有钱的！他们狠，老子也会狠！看谁狠！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就很相信，我们的问题就是因为“穷”只要不穷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后来很多人不穷了，问题并没有解决。根本无法解决。这时候生出的是戾气。毕竟，人不是被圈养的猪，人也不能第二次被欺骗。假如有朝一日老子也到了那个位上，也会这么做的——这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心理。整个中国当代史，是一部教人弃善从恶的历史，那么整个中国史呢？世界史呢？才真切地看到了困境。有道是，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智慧的民族，某种意义上说，是的。把什么都看得透透彻彻了，它是这世界上最无梦的族类。蓦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很久没有做梦了。我已经几乎没有梦了。
这是一部关于梦的小说。无梦时代的梦。不只是婚姻。婚姻出了问题，可以调解，也可以打打闹闹，也可以离婚，也可以婚外恋，也可以各自去外面嫖，反正他们有的是钱，还年轻漂亮，但是他们都没有这么做。那没有用。他们互嫖。这是绝望中的坚守。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理想主义啊！也许你会说，这是变态，是吧，是变态。我们就是靠变态才能生存的。其实我们一生下来，就命中注定要死，那么我们靠什么活下这每一天？靠的是打岔、遗忘，把绝望变成升华，给痛苦赋予意义。纯粹的希望和快乐是没有的，只有曲线得来的希望和快乐。比如生孩子，明明是痛苦和绝望的，但是赋予了传承和爱的意义，就觉得是在献身，就虽苦亦乐了，让绝望和痛苦达到极致。说到献身，就想起烈士们，包括我曾经梦见自己成为的那个角色。无论是革命战士为主义的献身，还是女人向男人的献身，都成了最高意义的活着。要最好地活着，就要让自己活得不好，甚至让自己不活，这不是变态吗？在这个世界上，都已经受虐产生快感了。又比如做ài。
我一直觉得把写作比喻成生孩子是不准确的。生孩子，是盯着结果的，但至少在我，写作是不考虑结果的，这是做ài式的狂欢，哪考虑“计划生育”？于是我生出的孩子就注定命运多舛。抓痒这小说的面世历尽坎坷，困难重重，到2005年，终于以删节本出版了，很快又遭了禁，又成了黑户。感谢宝瓶公司接收了这孩子，使他能够在这世界上继续存活下去，甚至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毕竟，世界不只是我所在的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