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羡慕不已。
马列主义权威、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在自绝前，口袋里揣着两张纸条，一张表明自己“实在交代不出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纸条则三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毛主席万万万岁”！据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自杀的标准格式。”
晚年的陈寅恪，风烛残年，负鼓盲瓮，卧床不起，但他没有被怪异的社会“标准格式化”更没有被异化，至死不屈！什么是知识份子的硬度？陈寅恪就是最好的诠释——桀骜不屈，遗世独立！
读陈一书，不得不提一位女性，她就是陈寅恪在中山大学的挚友——中文系教授冼玉清。这位在世俗眼里甚是奇怪的女性，终身不曾婚嫁，立志“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子女”‘“意志终身从事教育，牺牲个人幸福，以为人群某幸福。”然而，这一位甘愿为教育事业奉献终身的奇女子，却在“肃反”运动中被中山大学早早的“整编”出去，并被勒令搬出校园。空有报国之志，国家却向她关起大门！1965年，终年七十岁的冼玉清终因留下未竟的事业，抱恨而终，遗憾千年。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倒也不必特别一书，毕竟，在那个年代，冼玉清的遭遇比比皆是。值得一书的是，晚年在香港治病的冼玉清，把父亲留给她的在香港和澳门的资产、股票等私人财产，除了极小的一部分留给家族亲戚外，绝大部分捐赠给祖国。可是那时的中共当局却一直认为她的“思想很落后”不同意一生酷爱讲坛的她在香港讲学、演讲，甚至去日本旅游。
今天我们会问，冼玉清已经离开了中山大学，也远非共产党员，且人在香港，为什么凡事都要征求广东省委的意见？我想，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自律精神吧，这种自律表现出来就是一种高度的原则性和纪律性。在那个年代，香港和日本都姓资，与祖国大陆水火不容！冼玉清虽非共产党员，但中共后面是她挚爱的祖国。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冼玉清毫不犹豫的听从祖国的指挥。
算来，1966年，冼玉清捐赠给祖国大陆五十万港币！在那个外汇高度紧张的时期，五十万港币无疑是雪中送炭。冼玉清捐赠的岂止是五十万港币啊，她奉献的是一个知识份子的拳拳爱国之心。！我常在想，是什么令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可以这么不计个人得失恩怨，对祖国对政府对人民如此赤诚忠贞？我想，这也是知识份子的一种硬度——爱国、忠贞、自律，不计个人得失！
最后谈谈陈建东的的写作笔法。陈寅恪治史“无一字无出处”这位研究陈寅恪的学者，在撰文时，也极力遵循陈治史的原则，以力求还原历史的面貌，增强说服力。出发点是好的，但繁冗的考据，却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一定的难度和阻遏。另外，作者个人的评论过多，有凌驾于读者之嫌。阅读时，对陈寅恪一无所知的我，在读了很多章节之后总感觉作者仍未切入正题，这大概是跟作者过多的“旁征博引”和过多的评论性语言有关吧。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2008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