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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纯文人”是个可怜的群体,蒙元时期“纯文人”地位连要饭的都不如,市井上便有“十儒九丐”之说痛定思痛,这“纯文人”端地做不得!
坚决不做“纯文人”的三个历史原因
每当有友人提及“你们这些文人”如何如何的时候,我总是不失时机地纠正他们:本人反对书斋主义,无意做一个只会清谈的文人,尤其是坚决不做历史意义上的“纯文人”!
理由有三:
第一个理由“纯文人”陶醉清谈、无力“知行合一”
中国历史上,不乏“竹林七贤”之类的“清高纯文人”然而,他们并不显得具有多大的社会感染力。
因为他们脱离现实,没有社会根基,本身就是弱势群体。他们的“作为”就是清谈,不是知行合一。他们没有改变现实的能力。虽然未必百无一用,但常态却是有识无胆,不敢实践与亲历,逃避“敢爱敢恨”纸上谈兵都不及。
第二个理由“纯文人”没有独立经济地位
中国古代纯文人“科举心态”根深蒂固。他们与古代豪绅豢养的“食客”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距离。“科举心态”的常态,就是渴望“收买”的“择木而栖”而自己从不试图成为傲然独立的参天之“木”
当中国“纯文人”渴望“豢养”的“科举心态”总是挥之不去时,我们不能不从“经济地位”这个基础上寻找答案。
没有独立经济地位,就没有“纯文人”体面生活的空间。经济弱势地位,深化的是“求用”的意识形态;巩固的是先天的软弱与依赖。
第三个理由“纯文人”主宰不了自己命运
自古以来的中国“纯文人”与生俱来依附性,充其量是帮闲的料,把握不了大局,甚至主宰不了自己命运。
他们本质扒不掉“儒生”与“士大夫”这两张皮“求用”与“不为用”成为“纯文人”(儒生)得志与不得志的一生最大价值体现。当“士为知己者死”的口号叫得山响之际,其精神本质与“有奶就是娘”的孩子已无泾渭的分明。儒生被大地主用则为“士大夫”不用则为“腐儒”
——这就是历代中国“纯文人”独木桥上命运旁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