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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未婚少女被母亲发现怀孕了。而这位傻乎乎的女孩儿面对自己已经凸若圆瓜的小腹，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父母严打拷问无用，只得上报派出所，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查出了真凶——一个拦道的强奸犯。强奸犯因为还牵扯有其他犯罪行为，被推向刑场，一颗子弹，结束了生命。怀孕的少女呢，囿于发现太晚，囿于小镇当时的医疗技术落后，她只能将这个强奸犯的儿子生了下来。这是个男孩儿。小男孩常常被他的傻妈妈抱到临街的房前晒太阳，之后他在街头蹒跚学步。所有路过这里的人，都会叹一声：“唉，可怜的孩子！”那是一个长得极像父亲的男孩，看见他，人们不会不想起他的父亲。这个小男孩儿的出生，实在是一个错误，也昭示着一种罪恶。如果，少女没有被强奸；如果，少女是一个机灵聪明的而不是一个弱智儿；如果，少女的父母对女儿多一点点关心和细心；如果，当时小镇医院能够进行引产术这个小男孩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未婚少女怀孕有子了，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件亵渎圣明、遭人唾骂的羞耻事儿，却在西方的>中倍受彰扬——上帝使童贞少女玛丽亚有孕，并产下一子。这个孩子叫“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绞刑的耶稣。
上帝与强盗同出一辙：他们都是在未有经得少女本人同意之下而强迫少女成为母亲的，但他们的结局是不同的：强盗受到杀身之惩，而上帝却因为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贡献出自己的儿子而更加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公平吗？对于玛丽亚而言，她要对她的上帝感恩，虽然他给了她儿子却不能尽丈夫之责。
玛丽亚要终身感谢她的主给了她儿子。这种感恩基于她“爱”她的上帝。退一步讲，即便是上帝不允许她保留她腹中的孩子，玛丽亚也会毫不犹豫地走上手术台实行人工堕胎，亦如当今许许多多的结婚了的和未婚的女人们。现在，在医院进行人工堕胎的女人们中，除了国家政策限制外，其最多的理由之一便是她爱着的“上帝”要她这样做。
“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莎翁借哈姆莱特之口为女人下的定义，现在很多人试图推翻，并在“女人”前面冠上“强”字。我觉得这实在是愚蠢之举。我们应该承认，女人具有生理和心理上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在很大一部分女性身上发展演化为一种缺陷，一种局限，它遏制住了女人的创造性和独立性，使女人成为容易受制于他人（情人、丈夫和孩子）的又最易被人伤害的人。这种易被伤害，首先由于女人的不设防，全身心地投入，特别是当她爱上一个男人时，她可以忘掉一切。她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能支配自己命运的上帝。
一个女人，在她的生命中，只有两样东西让她情愿舍命相换：一是爱情一是她的孩子。如果，既失去爱情又失去孩子，纵然给她皇后般的生活，她也不会十二分的开心。这时，如若她无缘追寻爱情和孩子，生命对于她也不过是一副臭皮囊而已。
更多的情形是，为了爱情而舍弃孩子。正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读过海明威的一篇小说，叫>，它描述的是一个未婚少女去做非法堕胎手术途中的故事。虽然，海明威的那种简洁的不加修饰的写作风格，并没有给读者透露出多少背景材料，但是，你仍然可以从中感触到一种紧张、危险、死亡气氛的迫近。让人遗憾的是，至今文学作品以及涉及此范畴的文章中，还没有一篇能够淋漓尽致地刻画出堕胎对于女性心灵的伤害和所造成的终身痛苦。
男人们对此有何感触呢？有一位女友，在她的第一个孩子两岁时，不慎怀孕去做了人工流产。产房里出来，丈夫迎了上来：“哎，是个男孩儿还是个女孩儿啊！”女友说：“当时我真想打他一耳光！”其实，这是个好丈夫，女友恼火的是他的那种儿戏般的轻松。女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严肃的，沉重的，她要求男人们也这样。
西蒙波娃在她的>中这样写道：男人们“没有完全了解堕胎所牵涉的价值观念。堕胎的女人失去了女性的意义，她抵触了男人所建立的伦理观念。她的整个精神领域瓦解了就算她同意堕胎，就算她渴望堕胎，她仍然觉得堕胎对她作为一个女人是种牺牲：她被迫看到女性的罪孽、女性的虚弱和危险。”无论她是未婚还是已婚的，堕胎都是一种强加于她的酷刑，很多女人对人工流产堕胎的手术台产生了一种永久性的恐怖，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正常生产孩子的情绪体验。这种胆战心惊的恐怖和摘心取肝的痛苦，可以武断地说不亚于被人强奸！
比遭人强暴还要糟糕的是，其中还牵扯到来自血缘上的关系——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它给女人心灵上的重创，将伴随终身。很多女人，终身都忘不了这个没有出生的孩子。那个未成型未出世的一团血肉，对于每一个女人来说都是有生命的，是她孩子中的一个。她会为他（她）终身遗憾愧疚，乃至哭泣。感情些许细腻的女人，会悄悄的给他取上一个名字，或许循序呼之为“老大”“老三”等等。如果她会写诗，她会为他（她）偷偷地写上几首，永远地锁进抽屉之中。
上帝在报复女人，让她世世代代为爱情而痛苦，为生育而疼痛。但是，真正让女人痛苦的是：不能同时抓住生命和爱情的手臂，在阳光下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