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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了吕蒙正的一个故事。说吕蒙正未有功名时，一天在洛城东南的伊水边，想买瓜而囊中羞涩，看见有人扔在地上的瓜就拾起食之。后来，他做了宰相，富贵了，便不惜重金在那个地方买地建园起亭，起名“饐瓜”（饐：食物腐败变味）。还有韩玉汝为相后，每食必须极其精致，以至食鸽辨色。士大夫私家蓄养歌儿舞女盛行“韩持国喜声乐，遇极暑则卧一榻，使婢执板缓歌不绝声，展转徐听。”（叶梦得避暑录话）。可谓红袖清歌、醉笑人生。
这种春风沉醉不觉醒，与宋代之前的唐朝是截然不同的，唐时的那种充满野性的豪放不羁，那种略带进攻性质的放肆，那种“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的保家卫国豪情，已经被一种日落黄昏，暮色苍茫的哀怨所替代了。王禹偁就曾痛苦地自责：“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
这让人想到了当初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时，启发诱导石守信等人“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的话来。于是，士大夫们一边嘴里大讲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让女人们遵守“三从四德”一边自身却声色逸乐“韩黄门持国，典藩觞客，早辰则凛然谈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欢而罢。”（周辉清波杂志）在朝廷之上，刚正严谨的大臣，退朝以后便在红袖飘拂之中放浪形骸，两种面目两样姿态，让人诧异。
由于皇帝的提倡，政策的允许（那时，士大夫家里，不仅仅可以蓄养家奴，还可以蓄养歌妓舞妓，更可以多多收编女人来做婢女妻妾），还有自太祖时就有的“不杀文臣”的条训，宋朝的士大夫文人们，便可以有理由地放心的沉浸在“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之中。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特向往宋朝，当代的大才子金庸先生便是一个。
（二）书中自有黄金屋
流传甚广影响后世近千年的劝学诗，据说出自宋真宗手笔。此诗全文如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黄金屋和颜如玉都可以向书中索要，这读书为做官，做官为发财，是一条多么吸引人的“光明大道”——现在也如此！
由此看来，在宋代，读书，然后进士及第，再然后做官，好处多多。为了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宋朝是财取于万民以施恩于百官。历经后周入宋的翰林学士李昉，就曾以切身经历作过如此比较：“昉顷在翰林，前后出处，凡二十有五载。不逢今日之盛事者有七：新学士谢恩日，赐袭衣，金带，宝鞍，名马，一也；十月朔，改赐新样锦袍，二也；特定草麻例物，三也；改赐内库法酒，四也；月俸并给见钱，五也；特给亲事官随从，六也；新学士谢恩后，就院赐宴设，虽为旧事，而无此时供帐之盛，七也。凡此七事，并前例特出异恩，以见圣君待文臣之优厚也。”（宋诗纪事）皇帝有意识的将国家收入的一大部分拿出来“赏赐”给每一个士大夫。正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
那么，官员的俸禄是怎样的呢？拿神宗时期的宰相（平章事）来说，月俸禄300千（钱），副相即参知政事200千。春冬服各给绫200匹，绢30匹，冬绵100两，另外还有禄粟每月100石，随身侍从（70人衣粮），茶酒厨料（酒每日5升，料6斗），薪（每月1200束），炭（十月至来年二月各100秤），盐（7石），草料（供马20匹）。可谓名目繁多，加上每临皇帝、太皇太后、太后、皇后等人的生日，还有大量的恩赐，及拨给职田，这实惠实在多多。
宋代文官多，官俸高，赏赐重。不仅如此，还可以荫及家人，差科全免，成为社会上享有特权的“官户”阶层。陈襄在他的仙居劝学文里这样写道：“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户无徭役，休荫子弟，岂不为盛事？”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见朱彧萍洲可谈）
像这种“榜下捉婿”的目的，就是看中了及第进士们有着良好的发展前途。
魏晋至唐的世家望族是可以世袭的，而宋代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推翻，官爵不能世袭。因为不能世袭，加上当时的土地买卖兼并的盛行，实际上官员士大夫这一阶层就成为了一个贫富无定势的阶层，他们这种“官户”常常因为丢掉官职而下降为“乡户”甚至成为无产者。反过来，也就是说，无产者，或工商户，或乡户地主，或自耕农等等都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如王安石一家，其父王盖登进士第入仕，才列于官宦人家，至王安石死去，家道衰落，成为默默无闻的“乡户”致使徽宗想寻找他的后代都成为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宋代士大夫们欲通过“因财得仕”与“因仕殖财”的循环，使自己家族成为“耕读世家”和望族。但是，此类世家望族只要连续几代未能进士及第或入仕，就恢复到了庶人的身份。可见，当时的人把参加科举而进士及第看得多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