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战及好男不当兵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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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掉了民族阳刚精神的民谣，一直唱到近代。

    为什么这样？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的继承人赵匡义取得政权的尴尬方式所决定的。一个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个是弟取兄位（这是一个待考证的难题），两人都采取了同样的防范手段来防止别人采用同样的方法来篡夺自己的政权。赵普曾献策于宋太祖说，制止“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手段“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太祖在削兵权收财权的同时，还在社会上造成士子不能以“武事”进身显贵，而只能通过“文学”博取富贵的局面，即士子只能以熟习儒家经典，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宦，来达到其所谓“兼济天下”光宗耀祖的人生目标。宋人田况在儒林公议中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就是说，即便是将帅率兵数十万，收复了失地幽蓟十六州这种功劳，也赶不上一个状元及第时的荣耀。

    为了打击武人们的骄矜之心，宋廷还制定了种种限制武臣的制度，如对武官多设等级。太宗雍熙四年（987）更是正式下诏曰：“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武）秩”就是说，这文臣中有懂兵法的人，可以换做武臣，但如果是武臣想换做文臣，那就很难了。有一位左侍禁，武学博士何去非想转行进入文官，请苏轼帮忙。苏轼拿着这个何去非写的司马法讲义，备论及许多诗文，呈给皇帝，希望天子能考虑到何去非的实际情况，给予转换文职的优待。（苏轼举何去非换文资状）几经周折，朝廷终于给何去非换了文职，但却将他调到徐州州学做教授，而这一职务比原来的武学博士又低了几级。所以，在第二年苏轼再次向天子鸣不平，并将何去非所著备论献给朝廷。（苏轼进何去非备论状）。

    武人地位的下降的情况，在宋人的文集里随处可见，如汪藻浮溪集卷一行在越州条具时政中说，当时“武臣莫尊”的殿前司，马军司和步军司“三衙”长官遇见文官大臣时“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之严，不足以相制”据宋史曹彬传：曹彬虽位居枢密使这样的将相高位，但每次在道中迎面碰到士大夫的车马，他都会主动地令车夫将自己的车乘驶入路旁街巷，所谓“必引车避之”

    在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上，武人的地位沦落到了极点，朝廷各方面用人几乎都是文臣，此时，将领们不仅仅受到文臣们的指挥调遣乃至于轻蔑，而且，还受到打击迫害，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守边将军杨业和抗金元帅岳飞的被迫害致死。用清朝思想家王夫之对宋朝如此评价就是：宋家朝廷所最忌者，是孔武有力的武臣。

    崇文抑武的国策，不仅导致了国家武装力量的核心——武将群体的萎靡、无能及自卑，而且造成了一个时代尚武精神的沦丧。

    虽养兵百万，然强干弱枝，尽为冗兵，毫无战斗力。赵宋一代，作为武人，其境遇是比较凄惨的，上头猜忌不说，民间也渐生鄙视之心，于是，尚武精神在中原大地沦丧，民族的阳刚之气遭受到了严重的腐蚀。从此，中国开始传唱这句歌词：“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这种轻视军人，其实在现代也是常见的，可能是成熟文明的通病吧，社会精英都聚集到其他方面了（特别是官府巨多！）是啊，从事行政（官员在我们这个朝代最为吃香，大学生们都在为考上一个公务员的职位而努力奋斗着）、文学、历史、科技或者商人的工作的人的待遇和前途要远远好过于做一个职业军人。

    陈寅恪说过：“宋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后文化发展的指南，我国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将走上‘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的道路。”那么，我们拿什么来保证实现了“民族文化的更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者经济之繁荣之后国家的安宁？

    所以，富国不能忘记强兵，历史的教训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