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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明白，为什么“书生”常常跟“穷”字挂勾，称之为“穷书生”我没有听说过“富书生”这个词的，所以“书生”似有贬义之嫌，要不然“书生气十足”一语，也并不好受的。书生会穷，是因为未做官或没官做，讲正确一点，就是未就业或工资不高的职位，当然是穷啦；若做了官或就了业，或发了财，就不是书生，更加不会被称为穷书生了。
上面说过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还有东胤“囊萤照读”的故事，都是讲穷书生勤学苦读而点不起油灯的“寒酸”
我的穷酸不在于“偷光”“囊萤”因为我没有这种苦学精神，我的穷酸在于买书。广州的文德路旧书市场是解放前及解放后穷书生们最热衷之处，我常在那里流连忘返，如果看上一本自己喜爱的书，就读得津津有味，手不释卷。只是荷包羞怯，舍不得买，又不敢偷。须知来旧书店的人“孔乙己”特别多，因而老板或店员眼眈眈的盯着，你想争取“窃书不算偷”的机会也难。
不过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你没有“窃”过书也不可能，且不说顺手牵羊拿走单位的杂志之类，就是“正正经经”的偷，也是有过的。
记得1952年在番禺东溪乡任教时，正值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工作队长和农会主席指挥我们参加分配没收地主的财物，包括粮食、衣物、农具、用品等等。在禾坪上，一堆堆，乱七八糟，特别是书籍。我是个书生，对书特别关注，一眼便瞥见两大本辞海，霎时想起老校长讲过他解放前要用两担谷才买到一套辞海。土改队长是个知识分子，看出我的心思，问一位排在前头的老伯（按雇农、贫农的贫困程度为先后）：“老伯，你分到的东西有用吗？”“有用，有用！只是那些书••••••”“你就捐给学堂好吗？”“好，好！”就这样，我就“捎”了这套辞海。好家伙，不就等于从“家里”（学校）拿来吗。“不问自取，是为贼也。”如果这也算是“偷”那也请包容一下，称我是“窃书”的孔乙己好了。因为该书合起来足有半尺厚，五十年来曾因霉线两次“散架”我都能修补好，并保存完好，至今还经常成为我写东西的工具书呢。
当然，我们不能以“穷”来为“偷”辨解。论语•卫灵公有云：“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斯：就；滥：指胡作非为。）就是说，一个君子不能以穷困改变操守。若“穷”就可以胡作非为，天下岂不大乱了！？
但我还要为“穷”而“狡辩”！
比如，盗版书是非法出版物，谁敢说买非法出版物是“操守”？现实是：“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正版书20—28元一本，而相同的盗版书只7—10元一本，虽然有些盗版书错漏较多，但对我们这些不是专家学者，不会咬文嚼字的的读者来说，叫我们做到这种“君子固穷”的“操守”也实在是一件难事。所以，若要谴责我们为“穷”而买盗版者，不如奉劝出版社、出版商给暴利“减压”好。——这就是我的“狡辩”
我买书又有一种怪癖，就是有争议的书、被批判的书，千方百计，不读不快。这时候，我就不怕“穷”了。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虽然做着编写志书等工作，但对贾平凹的废都一无所知，只因参加了一次文学社的学习会，众口一词谴责废都的“”这“口”实际是为废都做了广告。
我立即在新华书店高价买来读了之后，始知贾平凹的“”是一种调味酱油，他的真谛在于“请勿对号入座”以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批判精神责骂那个时候疯长的腐败。
1993年印了50万册后到2003年获准再版的废都再版序言人和书都有自己的命运说到，光是贾平凹本人搜集到的就有50种不同的盗版本。这就再一次引发我的思想钩沉：究竟是废都帮助了盗版商发了大财，还是盗版商帮助了废都的正版不断再版？
同是2004年，又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民问题调查和往事并不如烟，都是我贪便宜同时在书报摊两本共15元买的。
尊敬的读者，我宁愿你说我穷酸，而不要骂我违法。理由是：我明知超市的菜有农药（绝对不是诬蔑），便买“走鬼”的菜，谁知一样把我毒倒，执法者不计较超市或“走鬼”却要把我从病床上拉起来处罚吗？
2006/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