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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末，闭塞的我对传销才有所见识。我在黑山城中村有间三房一厅闲着的空屋，因为一时疏忽租给了来路不明的人。那时候，城中村一片混乱，三教九流，走鬼摊贩，无证无照，偷拐诈骗。我也是打着“下海”的招牌来此地淘金，开了间小店，以期分得改革开放的一杯羹。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西装革履、打着领带的帅哥，一个个花枝招展、穿着连衣裙的靓女，手提一盒盒内有什么“摇摆机”、“神灯”或“按摩器”等等之类的“名贵”产品，从黑山村出发，挤上公交车，塞满车内通道。去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俨然象个大款；回来时垂头丧气“摇摆机”不摆了“神灯”不神了，活象阿q被假洋鬼子用哭丧棒狠狠地打在光头上。
城里人不灵了，就回到黑山村发展。穿街过巷，走家串户，一句话，就是来“掘金”
“老板，你好！”一句娇滴滴声，把我从埋头拔算盘（那时我还是用算盘结账）中摇醒过来，抬头一望，只见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提着一箱什么“玩艺”走进来。那时是大热天，她穿着浅绿底点缀的黄菊花裙子，短袖缺领，衬托得躯体玲珑浮突，最抢眼的是她胸前的服务身份牌，上写某某销售公司、中写姓名徐彩，下盖公司印章，右上贴一张比真人更靓丽的小影。但不管装扮得如何俊俏，总洗脱不了农村姑娘的稚气和土气。
但阿彩说起话来象电影艺术学院的毕业生，口若悬河，滴水不漏，一面说一面解开“摇摆机”作示范展示，小店铺面积窄小，多几个人便转不过身来。我便借口对阿彩说：“你要推销，出街上去，我的顾客要打电话，别妨碍我做生意呀！”阿彩无奈，苦口苦脸走了，看来已是他们穷途末路之日了。收租的日子我记得最清楚，按生意人取“好意头”一过午时即敲门，门一开，迎接我的竟会是阿彩。“老板，你好，请坐！”
我一怔：“啊，你住在这里？”
“借贵乡一块宝地落脚，能保平安！”她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江湖话，嘴尖牙利。
我不跟她磨牙，立即表明来意。我瞧一瞧租赁合约，问：“李冬生呢？”
“房东，我们的上线跑了，下线又未到，请你宽限几天，我们——”原来小头目李东生金蝉脱壳，又耍弄“美人计”要阿彩代替“上阵”求情。阿彩说的困境可能是真的，从她象要哭出来的样子就可以知道。
我看了两间大房住的是男的，都是打地铺，密密麻麻的挤了十几人，在地脚上用色笔画了鬼灵精怪的图画，写许多祈福求财、庸俗低级、发泄不满的语句，有的“公仔”画得不堪入目。最小的一间是女房，也是地铺，从凌乱的枕头被子可见挤住的人也匪少。厨房里有几个男女在挑拣摘洗烂菜，一看便知是菜摊卖剩扔掉的，怪可怜的。
但我可怜而不同情：“管你什么上线下线，交租才有得商量！”阿彩紧接着说：“好，我跟你商量，我给你一部3800元的‘摇摆机’抵三个月租——”我惊问：“什么？你的什么机值3800元？我不要你们这些传销产品。”怎知躺在角落里的高个子跳起来，吼道：“老板你可不要胡说八道，我们做的是直销，是合法的，全世界都有这种经营方式。”阿彩又插嘴说：“房东，产品的价值等于期货，从时机看，从长远看，比如你用上‘摇摆机’，使你得到保健，多活几十年，从长计议，你增值了多少个3800？从眼前说，你已经获取了一笔无形的财富——”阿彩的嘴很滑，话很刁，普通话说得很准，声音很尖，说的道理玄之又玄，若给她做演员，她一定会成为明星的。
我才不管那一套，死理就是一条，不依时交屋租，扫地出门！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们七拼八凑，最后总算交了租，但我也知道，即使我不赶他们，也会“树倒猢狲散”的。我最后一次见阿彩，是她来店里打电话回老家湖南怀化时，从她的声调，表情和哭泣，可估摸到对方是老父在拒绝她的求援：“呜呜，不行呀，要交清3000元才能离开的呀——呜呜，我知错了！”接着对方没睬她，她便继续哭叫得很悲凄，足有20多分钟才放下电话。那时打长途每分钟8角，共16元，她只有10元，同来的男友也身无分文。我奚落了他一句，知道他也不是什么男友，是头目派来监控她的。没办法，我就要阿彩拿出身份证抄起她的姓名住址，要她过几天来还，她也满口答应了。也不是特别刻薄阿彩，这样先斩后奏的消费手段时有发生，特别是那些白粉仔，拿到一包烟，先撕开封口，抽一支尝尝，然后递给你一张假大钞，你识破了嘛，叫声“赊着吧，明天还你”你咬他吃呀？！城中村的癞皮多得很。
自此，我就再没见过阿彩了，因为他们还未住满已交屋租的日期，就被公安部门严厉打击传销活动，赶的鸡飞狗走，如鸟兽散了，只是到月底结账时，才记得阿彩赊欠的6元电话钱，少不免唠叨几句。“老板，你也实在太小气了，6元钱，不够请靓女阿彩饮一次茶。”我知道店员说的是反话。
我说：“怎么人家孔乙己赊下鲁镇的酒店十九文酒钱，掌柜每年结账都可以唠叨，我6元比十九文钱大得多，怎么不能提呢？”
“人家是鲁迅写的小说，是虚构的假话。”店员反驳我。
“说得好，你比阿彩多了一点文化素养。”
店员说：“不是的。人家上过一周洗脑课，懂得许多挖金发财的道理，能说会道的，你不要小看人家，也许哪一天，她真的发财了，那时我有3800，也要去闯闯的。”
怪不得啦，邪教！
过了六、七个月。一天，公安带着一个老农来到我店，说是要寻找失踪了半年的女儿徐彩，同来的这位老农就是她的父亲，是他报的案。派出所从电信局查到，徐女打给父亲的最后一个电话是在这里打出的。
我立即说：“是呀，我记得清楚，因为她尚欠电话费6元，我还抄起她的身份证。”说完便查了记帐簿。
怎知徐父一听寻踪断了线，便大声哭喊：“女呀，都怪我狠心，没有寄3000元给你，你可不要都怪爹呀，你出门时，路费都是帮你借的，哪里有钱给你，要早知是这样，我就是卖了耕牛也要寄给你的啊，我初时以为你是在打工，肯定有工资的，谁知你——都是我没有用，无能力救你。你娘悲伤过度病了都无钱医，也无力气劳动了——呜呜！”
这一哭喊，招来好些个知内情的人。一个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说，那阿彩最初没有走，是被一个姓杨的老头用3000元从传销窝里赎了出来，包养起来了。我立时补充说，那姓杨的我认识，是东江人，60岁的样子，来黑山做房地产中介的，因他姓杨名伟，所以人们都戏称他“阳萎”公安得到这条线索，如获至宝，沙沙的记录着。怎知一个青年仔接上说，那老不死“阳萎”泥菩萨过江，有什么本事“包女”不足两个月，便潦倒得两餐也难保，迫阿彩去赚钱，阿彩不服，便打她；阿彩设法逃走了，那“阳萎”怕人来追查，也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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