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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老家门口的自留地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松树，另一棵是杉树。如今，只看得见那棵松树了。杉树有一年遭到了雷击，被拦腰折断。父亲把剩下的一截砍下来做成了棺材，卖了，那些钱成了那年叔叔们读书的主要费用。
松树是奶奶栽的，杉树是爷爷栽的。我至今也没搞清楚他们当初为什么要栽那样的两棵树，它们都是乡村最常见的树。现在依旧能看到的，是那棵松树，那树的主枝的顶部已断了，不可能再往高处长；四周的枝桠倒是枝繁叶茂，可每年都有折断的枝掉下来。奶奶把它们拣起来，捆成小捆，做柴烧。树干已经很粗了，两个人才能围完，但是大的用处没了，在它的身上，沟壑纵横，有的地方还有深深的洞，里面偶尔还有老鼠出入。树顶上，有一个喜鹊的窝，它们每年都在那里生儿育女，不知道有多少代了。
松树旁边的杉树，我只听旁人说过。印象中，只是一棵老树桩，树桩周围，长满了长长的茅草。
那棵树是爷爷栽的，爷爷死于一九五七年的秋天，那年他三十五岁。
据跟爷爷差不多年纪的老人讲，那时候的爷爷是方圆几十里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我曾经无数次想动笔写当年的爷爷和奶奶的故事，那些故事通过知情人的只言片语叙述出来，加上我的想象力的加工而变成了一部沧桑的老电影。
爷爷和奶奶同岁。十九岁那年，爷爷和奶奶在媒人的撮合下生活在了一起。那是一九四一年的的夏天。那一年，故乡的罂粟花开得姹紫嫣红，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醉人的香气。即使现在，那种陌生的香味依旧从一九四一年穿越过来，流进我想象的鼻孔，沁入心脾。这是西南边陲，虽然当时的政府已经明令禁止种烟，但是山高皇帝远，罂粟花依旧在这个叫粉笔岩的村落一茬茬地开放。爷爷从小时候起，就一直跟着我的曾祖父经营着那些神奇的花儿，直到那一年。每天中午和下午，年轻的奶奶就提着饭篮子给他们送饭。奶奶没有裹小脚，所以能够轻盈地穿行在花丛中间，像飘飞的蝴蝶。那两棵树，估计就是那一年种上的。秋天的时候，当刀子划过，那些神奇的果子流出白色的汁液，爷爷就笑了；因为，他又可以跟着曾祖父下四川了。
一九四二年冬天，就在父亲要降生的那段时间，爷爷跟曾祖父下了四川。目的地是宜宾，来回要一个月。可是，还不到半个月，爷爷就回来了，在他的背上，驮着奄奄一息的曾祖父。他们在半道上遇到了劫匪，所有的财物被抢劫一空，曾祖父的肋骨还断了三根。
就在爷爷驮着曾祖父回家的那个夜晚，父亲降生到了这个世界。那个夜晚，大雪满天。
爷爷的家庭从此衰败下去。那个年月的鸦片其实跟今天地里农民种的任何经济作物一样普通，赚不了几个钱。而一次平常的变故，就会使一个普通的家庭困苦不堪。从此，爷爷干起了家乡百姓常干的事情：背生意下四川。
四川历来是一个富庶之地。更重要的是，那里有我家乡没有的盐巴和铁锅。爷爷和他的同伴们把故乡的土特产背到四川，换回盐巴和铁锅，一年三次，长年累月。据说，在均连，爷爷经过的路上，有一个碧玉般的女子，总是在等着爷爷。她是客栈老板的女儿，爷爷和她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爷爷到了那里，就不想走了。但是，她不会成为我的奶奶，爷爷还要把该卖的卖掉，该买的买回来，家里还有那么多人在等他。每一次回家，爷爷都会给奶奶和爸爸买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东西。那个客栈老板的女儿，只是爷爷短暂生命中的一处客栈。
这些事奶奶当然听爷爷的朋友们在开玩笑的时候提过，她只是微笑。如果那点事在她心中也算事，那么她肯定熬不到今天。
一九四九年，爷爷和他的朋友们在四川的巡司又遭到了一次更为惨重的抢劫，据说衣裤都被贼人扒了。回来之后，爷爷就买了十多条枪，拖了十几个弟兄，干上了打家劫舍的勾当。一九五零年云南解放，爷爷加入了共产党。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爷爷是怎么由土匪变成共产党的，问奶奶，奶奶说不出个所以然；问跟爷爷差不多年纪的老人，他们也不甚明白，只是含糊地说“他有本事，会整。”
爷爷在乡里的名声实际上是在解放后才闹出来的。在爷爷的肩膀上，常常挂着一条长长的火药枪，他曾经枪毙过两个土豪。老人们说爷爷枪毙人的时候连眼都不会眨一眨，就像瞄准一根树桩或者石头那样自若。在他的家里，常常是高朋满座，县里来了干部，先不去区上，直接就到他家里落脚。每次有客人来，奶奶都会热心招待他们，给他们做饭、泡茶。家乡不出产茶叶，人们也没有喝茶的习惯，家里的茶叶是爷爷从遥远的县城带来的。
一九五七年秋天，爷爷死了。关于爷爷的死，在老人中有无数种流传的版本，都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其中有一个版本流传最广。
那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月光影影绰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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