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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官僚群体，是余杰在他一篇关于北大的文章上所提到的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如果被简单化，就是大学里的学生干部。
现在提倡一种说法，大学是社会的预备阶段。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大学成为了一个人人生阅历的实验场。大学的学生干部，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名利场和官场的一个预备阶段了。假如说大学渐渐的成为了一个官场的培养基地，而放松了对学生人格和世界观的培养。那么说中国的教育陷入了一个比应试教育还要变态的怪圈。
我是怀着很沉重的心情写这篇文章的，作为一名学生干部，我本不应该去揭这块属于大多数人的伤疤。但是我还是想借这篇文章，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现在更流行一种说法，那就是大学不是来学东西的，而是来学做人的。这个定义下的相当宽泛。这个做人毕竟在不同的人生上有不同的做法，也有不同的想法。我很清楚的记得今年七月我访问云南大学时正逢今年云南大学校庆八十周年。云大在怀周楼做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校史展览。里面有一件文献，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给云大校长熊庆来先生的一封信，蔡先生在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所谓大学者，盖非房屋伟岸，花草繁茂也，诸观欧美耶鲁，康桥诸大学，所谓大者，非面积大，乃学术人格健全也，此学术人格，悉为教授所传，学生所学者也。”这是我至今为止看到的关于大学最完备最本质的概括。蔡先生建设北大多年，兼容并包的精神影响北大达数百年之久，从当年的辜鸿明到如今的周星驰，都能在北大充任教授一职，这足以说明北大在立志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把学术放在第一位。所以他关于大学的论述是相当准确的。
但是现在这个轨道却正在偏离，培养学生干部倒成了大学教育目的的主流，弘扬学术精神倒成了大学教学目的的附庸。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大学里面去争取一个部长，主席之类的职务，目的无非是给自己一个日后在官场锻炼的机会，一个“向上”的机会。
我们学校正逢社团文化节开始，这对于我们学校的确是一个发展的良好契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渗透出一种弊端。社团文化成为大学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在大学生活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个现象是一个双刃剑，其中，我个人认为，校园社团的等级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一种官本位制度的蜕变。而学术精神，却正在一步一步的退化，消极。
余杰在压伤的芦苇一书中沉痛的写道“对于这帮准官僚来说，学术是苍白无力的，只有权力最实在、最有用。”是的，一旦权力成为人生活中的一切追求，那这个人就失去了所应有的信仰，而变得颓废，丧失理性。
他在文章中说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北大的学生为了谋取一个主席部长之类的虚职。竟然到处托关系，找熟人，请客一请就是几十桌，目的就是为了谋取这样一个徒有虚名的职务。我始终不能明白这些人拿去这些权力到底用来做什么，学生干部一无工资二无权势，难道大家都挤破头去做一个公仆不成？
后来我渐渐明白，这些学生干部的头衔在以后考研，入党都能成为比较有利的条件。很多学生平时不上课，然后到了考试时挂科好几门，最后被一句“忙学生工作，为同学服务。”成了升级评优的理由。我只是觉得耻辱，在这种应该很纯洁的校园里面，还有这种让我感到耻辱的思想存在。
很多优秀的学生干部到了最后并没有真正的做了公仆，当然也不排除朱镕基和温家宝两位总理。仅仅就北大而言，两届颇有建树的学生会主席——陈公博和陈希同，一个成了大汉奸，一个成了大贪官。而像季羡林，张岱年，钱理群这些学术大师，在大学时代并没有显赫的“官运”但是仍旧被学术界所尊敬。比如我所交好的张佳玮，郭敬明二兄在上海大学和东华大学并没有什么“官运”只是偶尔写写文章，甚至连预备党员都不是，但是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我认为是任何一个职务都不能替代的。学术到了一定的境界，就自然而然的覆盖住了权势的欲望。
在这个社会中，我不敢刻意去让所有的人都去追逐学术，毕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我没有能力让所有的人向清流看齐，但是在这个社会这个环境下，我只能保证我自己，自我安慰一下——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中，好在还有几个爱好学术的人。
我是一个爱好文字的人，真正对权力和关系这个东西既不擅长，也不爱好。凡是别人给我的一些沽名钓誉的职务，我都尽自己的力量去做，西谚云；“权力到了多数人手里就成了服务的工具。”我常常对别人的一些要求都去尽量满足，然后自己一个人拿一杯清茶，打开电脑，写一些爱好的文字。偶尔被出版社看好，弄本集子之类，换换生活费之类的。最后总是被一些人责骂。这一切说明，在权力和学术面前，我还是比较喜欢后者的。